第一次听说自恋型人格障碍(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简称NPD),是我在一个仅有6人的微信群里,就有2人称在社媒上确诊了自己的父母是NPD。
小竹说和原生家庭根本无法沟通。每次假期回家,即使自己拒绝多次,父亲也坚持一定要来接机,但每次、每一次!都会在开车途中被骂。而自己的母亲,每次都保持沉默。
李老师则因母亲的容貌焦虑投射到了自己身上,便一直被母亲打压长相、能力等等,甚至在结婚时连妻子的戒指,母亲都要赶来挑选她认为好看的那款。他说:“这太NPD了!”
而我,在搜索了几次后,竟被大数据精准捕捉并推送标签成生日逃避型人格。这确实和我不喜欢过生日的行为,极其吻合。
随后,更多信息向我涌来,原来不想过生日的我,很可能是回避型人格,并且我还不擅长处理情感。
再进一步搜索下去,又发现回避型人格还分为恐惧型逃避、焦虑型逃避……我开始眼花缭乱……
为什么我们倾向患“病”?
恰如脱口秀演员于祥宇所说,“看之前我只是一个普通青年,看完后我现在是一个配得感缺失、没有钝感力、边界感过强但又习惯性讨好别人,活在原生家庭里的回避型依恋。”
虽然我理性知道同症并不一定同病,同病也并不一定同症。但在视频里的一个个金句和配乐的影响下,这些宽泛的信息还是如同病毒一般入侵了大脑,再加上算法的推荐机制,无数个相似“患者”的故事推至眼前,诸如“一吵架就沉默”“不主动给父母打电话”这种具体而琐碎的事例,令我不仅对这种回避型人格产生共鸣,甚至对讲述这些故事背后的博主感同身受。
如此一来更强化了自我诊断的倾向,此刻,我既是病人也是医生。而评论区更是大型回避型人格的报团取暖,纷纷确诊并讲述自己的病症。
例如:“我确诊了,我无法信任自己之外的任何人,包括父母。”“一看视频一个准,准得要命!”或是回避型人格受害者的吐槽地:“我老公就是这样的,跟他在一起非常累,感觉我都要抑郁了。”
而确诊了父母是NPD人格的小竹和李老师,却都提到了“释怀”。在了解到NPD就是自大、需要关注、赞美、人际关系肤浅以及缺乏共情后,他们反而感觉一切都找到了解释。
这种解释的背后也许隐喻着,父母并不是不爱我,只是他患病了,只是他是这种人格,只是他不得不这样做吧。而我再问李老师以后会如何与母亲相处呢?他笑了笑说:“还能怎么样呢?又改变不了,那就保持心理上的距离吧。”
而小竹则是选择一种隐秘的断亲方式,她通过过年不回家、平日不接电话、不回微信的方式,进行着沉默的抵抗。即使父母说在家乡为她买了一套房,还帮忙安排工作,她也不回去。她说她也曾试着交流,但一接起电话,前两句虚假的关心后,立马就扯到了相亲、结婚。因此,在确认父亲是NPD后,她更加相信自己的行为是绝对正确的。
谁在定义我们的心理健康?
我们就这么轻易、简单地仅凭看了几个视频,就能确诊自己和他人的人格与心理健康程度吗?
刚进大学,就被确诊为焦虑症的小梦,说:“事实上,所谓的专业也只是靠一个问卷、一场对话就可以定义了。”
小梦刚进大学就被军训吓到了,她说这不过是一场大型的服从性测试,仅凭站军姿、晒太阳究竟能习得什么呢?不过,在军训途中,她记忆更深的是第四天下午,大家被一个说话非常温柔的老师带去了心理咨询室,老师说:“心理病就像感冒一样,大家都有可能会生病的时候,不用觉得羞耻。心理咨询室,也会是非常安全、保密的地方。”她相信了。
当天晚上所有人都做了一个问卷,隔几天小梦就被辅导员通知去心理咨询室。那时候小梦觉得可能只是随机挑选。但进去后,并不是那天的老师,而是一个看起来没多少岁的男生。
男生问了些问题,小梦犹豫要不要回答,对方便主动出示了心理学研究生专业的学生证和保证隐私后,小梦知无不言。把军训时的不适,还有室友之间的小矛盾都告诉了对方,甚至还聊了聊原生家庭。
在结束时,对方对小梦说:“你可能是焦虑症。”那是小梦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
第二天,辅导员就向小梦打来电话,话里话外拐弯抹角地暗示小梦,这四年不要给学校惹事,如果有什么事,等到四年后再说。
小梦抬眼对我说:“你知道他说的事是什么事吗?”我摇了摇头,她语调升高,“不就是怕我有病,哪天想不开了死在学校。”后来,每次和辅导员见面,对方都会对她流露出一种既同情又担忧的眼神,同时问候一句:“你最近没事吧?”“天啊!我到底会有什么事啊!我唯一的事就是那天不该去见那个研究生,不该相信他!”
小梦抓了抓头发,我忽然觉得眼前正在上演荒诞的一幕。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被一个还没有拿资格证的心理学研究生下判断为“焦虑症”后,就被烙印成了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疯学生。而她,该如何让别人相信自己是正常的呢?她,为什么需要自证呢?这合理吗?
我开始查找,究竟是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区分了健康人和病人。据福柯描述,如果19世纪的精神病学话语是在正常和病态之间划分了严格的界限,那么,弗洛伊德则是系统地模糊了这一界限,并提出了一种新的正常范畴。随后,弗洛伊德理论风靡在各个机构,连接起心理学、神经学、精神病学和医学的专业实践。
1946年美国颁布了《全国心理健康法案》,又让普通公民的心理健康也被囊括到心理学家的管辖范围之内。1980年《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中更是扩大了精神障碍行为的定义范畴,出现了“回避型人格障碍”“表演型人格障碍”等描述。资本波澜助推,制药行业乐见其成。于是,有心也好,无意也罢,越来越多的标签来定义一个人的正常与不正常。
确诊,让我们更接纳自己还是否定?
心理治疗原本是为了帮助我们成为“完整”的自我,或是达成自我实现的目标。然而,在努力变得更好或是更自在的我们,又被各种信息提醒着自己仍被那个不受重视的童年、青春期的低自尊、亲密关系里的伤害捆绑着。
这样的精神痛苦或是焦虑,通过媒介的放大,不仅仅在能负担得起咨询费的阶级之内,而是人人都被触达。因此网上流传一个段子:患者来到诊室门口称:“感到很痛苦”,咨询师则说:“咨询费600,请先付。”患者立马说:“果然神医,我好了。”以此来反讽高价咨询费。
齐泽克则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本身”,马克·费舍也告诉我们,个人的精神痛苦从来不只是个人的,它和社会的结构性缺陷有关。如果你认为自己的情绪健康都源于自己,并应自行解决,这本身就是当下最突出的社会景象之一。这意味着,个体就连自我意识形态也被社会化、资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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