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当今时代最知名的哲学家，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名字很难绕过。他的思考不仅在学术圈激起过广泛的辩论，同时也深度进入到了公众之中。
1980年，桑德尔在哈佛开设“公正”的公开课，相关视频至今风靡网络，被认为是哈佛历史上最受欢迎选修课。这门课程后来也加入到互联网知识共享的项目中，桑德尔给其命名为“全球正义教室”，惠及了更多渴望聆听他授课的人们。
在中国，桑德尔的作品多有中译本，《公正》《金钱不能买什么》等作品在多年前陆续和读者们见面（2022年进行了全新修订）。桑德尔在这些作品中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反思，并对“完全自给自足”个体提出质疑，他认为市场并不如它所宣称的那样万能，却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几乎成为各国普遍拥抱的价值，并由此导致了社会公平的诸多问题。
人们在拥抱市场价值时逐渐默认一种“不受束缚”的自我，并逐渐脱离对公共生活的思考。
2021年8月，桑德尔新作《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如何定义成功？》出版，全书围绕优绩主义、教育的本质与目的、工作的价值与尊严、成功的定义等话题展开，再一次引发了广泛的关于公平、公正的探讨，也让这位具有雄辩的口才、审慎的思考和苏格拉底式的发问的哲学明星再次站在了中国读者面前，发起对公平、公正的不懈追问。
下文摘自《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如何定义成功》。
完美的英才统治是否公正？
想象一下，有一天，我们设法消除了成功之路上所有不公平的障碍，这样每个孩子，包括出身卑微的人，都可以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与特权阶层的孩子竞争。
想象一下，我们实际上实现了我们在原则上所宣称的：所有公民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能在天分和努力工作所能达到的程度上得到提升。
当然，这样的社会很难实现，消除歧视是不够的。家庭制度把给每个人创造平等机会的计划变复杂了，要抵消富有的父母给孩子带来的好处并不容易。
我考虑的主要不是继承的财富，强有力的遗产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在想那些有责任心的、富有的父母帮助他们的孩子的日常方式。即使是最好的、最具包容性的教育体系也很难让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与来自拥有大量关注、资源和人脉的家庭的孩子平等竞争。
但假设这是可以做到的。假设我们可以实现承诺，让每个孩子在学校、工作场所和生活中都有平等的机会为成功竞争，那么这会促成一个公正的社会吗？
人们很容易说：“是的，当然。这难道不是美国梦的全部：创造一个开放、流动的社会，让农场工人或一贫如洗的移民的孩子能够成为首席执行官吗？”虽然这个梦想对美国人有着特殊的吸引力，但美国梦也在全世界的民主社会中引起了共鸣。
完全流动的社会是令人向往的理想，原因有二：
首先，优绩至上表达了某种自由的理念，我们的命运不应该由我们出生的环境决定，而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
其次，优绩至上表达了一种希望——我们取得的成就反映了我们值得拥有的东西。如果我们可以自由地依靠自己的选择和才能获得成功，那么似乎可以公平地说，那些成功的人应该取得他们的成功。
然而，尽管优绩至上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有理由怀疑，即使是完美实现英才统治的社会也不会是个公正的社会。
首先，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英才统治的理想关乎流动性，而不是平等。优绩至上主义并不认为贫富差距被拉大有什么错，它只是坚持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富人的孩子和穷人的孩子应该能够根据他们的作为来交换位置—他们的努力和天分决定各自的成败。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偏见而被困在底层，或因拥有特权而安坐顶峰。
在英才统治的社会里，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攀登通往成功的阶梯。优绩至上主义没有说梯子上的横档应该相距多远，优绩至上的理想并不是要补救不平等——这一理想恰恰给不平等做了辩护。
这本身并不是反对优绩至上的理由，但优绩至上也让问题显现了：英才竞争导致的不平等是否公正？英才统治的捍卫者说是：只要每个人都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结果就是公正的。即使是公平的竞争也有赢家和输家，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在同一个起点起跑，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训练、指导、营养补充等。如果是这样，比赛的获胜者就应该得到这个奖。有些人跑得比别人快，这并不是不公平。
我们的天分是我们应得的吗？
这种说法是否有说服力，取决于天分的道德状况。回想一下现今在公共话语中如此突出的阶层跃升话语。
政治家们宣称，无论我们的出身多么卑微，我们都应该能够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但为什么要说到这份儿上？为什么要假设我们的天分应该决定我们的命运，以及我们应该得到这些天分带来的回报？
有两个质疑这一假设的理由。首先，我有这样或那样的天分不是我的功劳，而是我的运气，我并非理应得到运气带来的好处（或负担）。信奉优绩至上原则的人承认，出生在富裕家庭的好处并不是一个人理应享有的。那么，为什么其他形式的运气（比如拥有某种特殊的天分）会有不同呢？
如果我购买政府发行的彩票，赢得100万美元，我会为我的好运感到高兴。但是，如果说我凭借自身实力获得了这笔意外之财，或者说获奖与我的成就有关，那就太愚蠢了。同样，如果我买了一张彩票，但没有中奖，我可能会感到失望，但我不能抱怨我被剥夺了我应得的东西。
其次，我生活在奖励我碰巧拥有的才能的社会，这也不是我可以居功的事情。这也只是运气好而已。勒布朗·詹姆斯打篮球赚了数千万美元，因为篮球运动非常受欢迎。
除了拥有惊人的运动天分，勒布朗很幸运生活在重视和奖赏篮球运动才能的社会。当今时代人们热爱他所擅长的篮球运动，但文艺复兴时期是壁画画家而不是篮球运动员的需求量很大，他活在当代，而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这并不是他的功劳。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另外一些人，那些人也具有卓越的才能，但我们的社会不大看重这些才能。世界掰手腕冠军的掰手腕技术可能和勒布朗的篮球技术一样好，但除了酒馆的几个顾客，没有人愿意花钱看他把对手的手臂按在桌子上，这不是他的错。
优绩至上信念的大部分吸引力在于，我们的成功是我们自己的功劳，至少在适当的条件下是这样的。只要经济领域是公平竞争的领域，不受特权或偏见的左右，我们就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我们的成败取决于我们的作为，我们得到的是我们应得的。
这是描绘人类解放的景象，因为这表明我们可以成为自我创造的人类，可以成为命运的创造者，可以成为命运的主人。这在道德上也令人称心，因为这表明在经济领域也可以回应古老的正义观念，让人们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
但是，认识到我们的才能不完全是我们自己实现的，导致自我创造的景象变得复杂了。这种认识会质疑英才统治的信念，即克服偏见和特权足以带来公正的社会。
如果我们的才能是上天给予我们的—不管来自“基因彩票”还是来自上帝，那么认为我们理应得到这些才能所带来的好处就并不恰当，实际上是过于自负的。
努力就让我们有价值吗？
英才统治的捍卫者援引努力和辛勤工作作为论据来回应，他们认为，那些靠努力工作取得成功的人理应接受他们的努力所带来的成功，他们的勤奋值得赞赏。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努力很重要，无论多么有天分的人，如果不努力培养自己的才能，就不会成功。即使是最有天分的音乐家也必须花很长时间练习才能演奏精妙的乐曲。即使是最有天分的运动员也必须花费数年艰苦训练才能被选入奥运会代表队。
然而，尽管努力很重要，但成功很少仅仅来自努力。奥运会奖牌得主和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明星运动员与较差运动员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他们的艰苦训练，很多篮球运动员都像勒布朗·詹姆斯一样刻苦训练，但很少有人在球场上的表现超越他。
我可以夜以继日地训练，但我永远不会比迈克尔·菲尔普斯游得更快。被认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金牌短跑运动员尤塞恩·博尔特承认，他的训练伙伴约汉·布莱克也是很有天分的短跑运动员，比他训练得更努力。努力不是一切。
当然，捍卫优绩至上原则的人知道这一点。他们不会说最勤奋的运动员应该获得金牌，最勤奋的科学家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付出最多努力的工人应该得到最高的报酬，不管结果如何。
他们知道成功是天分和努力的结合体，而这两者很难分得清楚。成功孕育着成功，那些缺乏社会奖励的人才可能会发现很难获得奋斗的动力。但是，捍卫优绩至上原则的论点主要不是从社会学角度主张努力的有效性。优绩至上首先是道德主张，主张人类能动性和自由。
优绩至上论强调努力和勤奋，是为了证明这样一种观点，即在适当的条件下，我们对自己的成功负责，从而能够获得自由。
优绩至上论还想要证明这样一种信念，即如果竞争是真正公平的，那么成功会与美德结合在一起。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会获得他们应得的回报。
我们愿意相信，在体育和生活中，成功是我们赢得的，而不是我们继承的。自然禀赋及其带来的优势让优绩至上信仰感到尴尬，这方面的事实对仅凭努力就能获得赞扬和奖赏的信念提出了疑问。
面对这种尴尬，我们夸大了努力和奋斗的道德意义。例如，在奥运会的电视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扭曲，电视报道关注的不是运动员的壮举，而是他们如何克服困难、超越障碍、战胜伤病或艰难，还有他们的祖国陷于政治动乱之类令人心碎的故事。
这一点可以从绝大多数（77%）美国人身上看出来，他们尽管很难向上流动，但相信“只要愿意努力，大多数人都能成功”。我在哈佛大学学生身上看到了类似的对奋斗的夸大强调，尽管他们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天分和通常有利的生活环境，但他们总是把得以录取进入哈佛大学归功于自己的努力和勤奋。
英才统治的理想有缺陷，因为这一理想忽视了天分的道德任意性，夸大了努力的道德意义，接下来，我们就要问还有什么其他的正义观可用，以及这些正义观提供了什么自由和应得性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