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姓周，我的外婆姓鲁。可能绍兴实在太小了，鲁迅家（周-鲁）的姓氏搭配在我们那还挺常见的，我舅舅舅妈也是。外公的父亲是私塾里的教书先生，人称“兰芳先生”，据我研究民俗学的朋友说，包括姓周的族人，当时都住在浙江绍兴的鱼化桥、凤仪桥（亦或凰仪桥）以及长桥附近，传说都是周敦颐（1017～1073年）的后代。
我在研读《东坡易传》的时候，其实早就知道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所以我在演讲分享的时候，经常比划“太极图”，“水者，有无之际也”，就从太极里面的那根分界线开始画，这股子水流出来，貌似是两分的世界，实际上，它的流向是“离于无，入于有”（离开黑，进入白）。苏东坡把从无到有的创造生成逻辑，用水哲学表达，可能就是基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表明万物刚柔、动静、形理之辩证哲学思想。
我今年帮杭州东坡大剧院做驻场剧的时候，也查到苏东坡与周敦颐之子周焘在杭州交往很多。苏轼任杭州知州的时候，周焘任两浙转运使，二人经常结伴出游。
周焘曾写有《观天竺激水》诗一首：“拳石耆婆色两青，竹龙驱水转山鸣。夜深不见跳珠碎，疑是檐间滴雨声。”
苏轼则和诗一首《杭州次周焘韵游天竺观激水》：“道眼转丹青，常于寂处鸣。早知雨是水，不作两般声。”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在写《宋元学案》提到：苏东坡应是周敦颐的“私淑”（注：即没有得到某人的亲身教授，但又敬仰其学问并尊之为师、受其影响的情形）。
南宋朱熹的高足、为周敦颐写《年谱》的合州人度正这样写道：
“其后苏文忠公追赋濂溪诗，有曰‘先生岂我辈，造物乃其徒’。言之至此，是必尝见《太极图》者，故推之于造物以形容之也。”
我想，苏轼在1082年黄州的星空下，写着他的赤壁赋的时候，也研究着他家学任务《东坡易传》时，一定会想到生命涌动着某种规律和道。生命力运动起来的时候，一定会思考宇宙的。思考宇宙在冯友兰的定义里，就是最深刻的反思力量。
一种源源不断的力量，心在宇宙之中，宇宙在心中。
中国哲学史上，是周敦颐第一个系统地融合了儒和道。所以，我一直觉得，他被大大地低估了。从中国哲学的源头上去看，一切思想元素似乎早就形成，剩下的就是排列组合。
唐代的佛教徒认为，传统哲学的宇宙论和心性论是浅薄的，比如华严宗大师宗密《原人论》就攻击“元气论”，是迷执、假有。而周敦颐的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宇宙本体落实到了心性论——用“诚、神、几”，三字定调。
寂然不动者，诚也；
感而遂通者，神也；
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
《周子通书》里充满了人生的辩证——
“人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必有耻，则可教；闻过，则可贤。《幸第八》。”
“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顺化第十一》”
“厥彰厥微，匪灵弗莹。刚善刚恶，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理性命第二十二》。”
“天下，势而已矣。势，轻重也。极重不可反，识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识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竞，天也；不识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势第二十七》。”
……
最后那段话极其具有能量——天下大势也是这样，随着惯性的不断加大，积重难返。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到“势”正在向不好的方向发展，就要立刻下决心“亟反之”，赶紧要扳回来。如果能在积重难返之前意识到，还是能够处理好，可以扭转局势的。
所谓“知几”，就是知道“有无之间”，很会踩点。做非常之事，须是非常之人，要有强大的能力、能量，才能够扭转这个不好的势头。
这个能量怎么来的呢？是从“识”当中来，是从你的见识、你的精神境界中生起的一种力量。
“君子见几而作”，找到了、抓住了扭转时势的机会，你就去做。事物最初萌芽的一瞬间，或者事物可能发生转折的某一瞬间，这就是“机”。如果我们认识得比别人早一步，这种“机”就容易抓住。
真正的儒者，不光是在世间的规律和法则上很通透、很清晰，而且还要有“尽人事、听天命”的旷达。面对天下大势，面对这滚滚洪流，如果识也识得早，也尽力去做了，却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没有真正扭转局面，又怎么办呢？
周敦颐先生就说，那也无所谓，这是天命啊！这对苏东坡的“性命情”理论影响应该很大——
什么是性？性就是君子每天修养美好的品德，不好的方面在减少，但最后无法消除的东西；以及小人每天积累不好的品德，好的方面在减少，最后也无法消除的东西。
什么是命？性达到极致状态，就是命。死生祸福，无不是命。性是人为的，命是自然的。两者要是合一了，就实现了无我。
什么是情？是性的运动，由性向上追溯就可以到达命，沿着性向下发展，就是情。也是水流状态啊。
周敦颐的静，阐释为：
今曰理本无形，故谓之无极，无乃转落注脚。太极之妙，生生不息而已矣。生阳生阴，而生水火木金土，而生万物，皆一气自然之变化，而合之只是一个生意，此造化之蕴也。惟人得之以为人，则太极为灵秀之钟，而一阳一阴分见于形神之际，由是殽之为五性，而感应之涂出，善恶之介分，人事之所以万有不齐也。惟圣人深悟无极之理而得其所谓静者主之，乃在中正仁义之间，循理为静是也。
周敦颐特别重视《艮》卦，艮就是止。止是根本，有了止才有发用，没有止就无所发用，这叫主静。其实我们现代人可以学的就是“公则溥”，没有过度的欲望，每个人只专注我自己本分的事儿，因为不过度，所以不在“欲”的范畴。
周敦颐治理赣州的方法，便是“无欲则静，诚能主静”。1094年，苏东坡他被贬惠州途中经过赣州。感慨周敦颐的静治，写下“大邦安静治，小院得闲游。赣水雨已涨，廉泉春水流。”（《虔守霍大夫监郡许朝奉见和此诗复次前韵》）
在海南儋州的时候，他也以周敦颐安慰自己。周敦颐任广南东路（今广东）提点刑狱时，朝廷对在岭南职事的官员已有明文规定：外出巡视可择日而出，以避瘴毒之侵。然而，周敦颐身在其位，心中却有“志伊尹所志”的志向。他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属地十四州、四十三县的刑狱公事上。“及使岭表，不惮出入之勤，瘴疬之侵，虽荒崖绝岛，人迹所不至，瘴疠之乡，亦必缓视徐按。”
所以，苏东坡在儋州虽然生活很苦，但还是做了非常多的事：他再一次重建新居；他发现了“双泉”，寻水源解决当地饮水问题；他和完了陶诗，疗愈之余，开发了陶渊明—韦应物—柳宗元一脉的“枯淡观”；再度更新了自己的儒释道胸怀，“生事狼狈，劳苦万状，然胸中亦自有翛然处也”；专研海南教育和科考，培养出了第一个举人；挚爱沉香精神，被侵蚀、修复、治愈，涅槃之后，才成为至宝……
1100年，苏东坡获得赦免北归，由“儋州—廉州—英州—韶州—岭南—南安—虔州”，一路行来，全部走在周敦颐的遗迹之上，沿途所见所闻更让他感慨万千。
你看，我们追寻的是千年东坡路，东坡追寻的是“敦颐路”。
建中靖国元年，当他来江州庐山，看到周敦颐的归宿地“濂溪书堂”后，别有一番感慨，故而写下这首《独觉》诗。
“瘴雾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风生体疥。朝来缩颈似寒鸦，焰火生薪聊一快。红波翻屋春风起，先生默坐春风里。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你看，“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不仅在《定风波》里，也在《独觉》诗里。
周敦颐，他看淡世间的那些荣华富贵，看重的乃是用自己的心血去传播儒家思想，桃李满天下。同时他也向往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这也是苏东坡心中所愿。有那么一个前辈，一直指引着自己，是多么大的心力来源。
在《题濂溪书院》里，他又写：
“庐阜秀千峰，濂溪清一掬。先生性简淡，住在溪之曲。深穿云雾占幽境，就剪茅茨结空屋。堂中堆积古图书，门外回环老松竹。四时风物俱可爱，岚彩波光相映绿。先生于此已优游，洗去机心涤尘目。樵夫野叟日相侵，皓鹤哀猿夜同宿。”
苏东坡的好友兼弟子黄庭坚说舂陵周茂叔（注：今湖南宁远舂陵） ，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风光霁月。
其实宋代理学创始之初，也是活泼泼的、清新自然的、大无畏的。周敦颐也是仙气飘飘的仙翁隐者的形象。梁漱溟先生曾经指出，从根本气质上讲，儒家是一种乐感文化。只有真的自由快乐，才是儒学的本。程颢曾说：“自见周茂叔，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北宋道学家普遍喜欢有生命力的东西，比如程颢喜观鸡雏，张载喜闻驴鸣。
朱熹说，“濂溪在当时，人见其政事精绝，则以为宦业过人，见其有山林之志，则以为襟袖洒落，有仙风道气，无有知其学者。”
周敦颐中年以后，他辞官隐居。“区区世路求难得，试往沧浪问钓船”。1063年，他在通判虔州任上游罗岩写：
“朝市谁知世外游，杉松影里入吟幽。争名逐利千绳缚，度水登山万事休。野鸟不惊如得伴，白云无语似相留。傍人莫笑凭阑久，为恋林居作退谋。”（《同石守游山》）
写完这首诗不久，因为一场火灾的牵连，他被对移到永州通判，于是归隐之心就更强烈了。十年的沉浮，他对山林隐居更向往了，于是写：
“静思归旧隐，日出半山晴。醉榻云笼润，吟窗瀑泻清。闲方为达士，忙只是劳生。”（《思归旧隐》）
理学创始人，毫无理学的酸腐，隐隐久久地透出一股幽深有趣。不要物役，不要尘鞅，孤风远操，高栖遐遁，隐逸高趣，脱俗洒落。
除了陶渊明、白居易、柳宗元，周敦颐也是苏东坡重要的精神偶像，是他儒释道集大成者之路上的指路明灯。
周敦颐，不仅把儒和道用更深层次的根链接起来，他其实对于佛学也很有研究。据说，《爱莲说》一文，与唐代高僧法藏的《华严经探玄记》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周敦颐跟佛印也是好朋友。
人最终要做的，其实就是找自己深层次的心力来源，那就是一生研究的哲学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