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6月25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寻找邓稼先》的报道。
2024年6月25日，是“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的百年诞辰。
最近，清华大学宣布将给本科新生赠送《邓稼先传》，邓稼先的故乡安徽省安庆市也启动了纪念活动。我们因此踏上寻找邓稼先的旅程。
“邓稼先在哪？”曾有无数人，千万次地问。
后来，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一刻，人们都听说了他的故事。
隐姓埋名二十八载，身铸国魂成就“两弹”元勋。60年前在中国西部戈壁上，腾空而起的那朵蘑菇云曾震撼过世界。再次凝望那片天空，我们忍不住又一次追问：“邓稼先在哪？”
今天，寻找邓稼先，寻找的不只是他的背影，更是一种精神。
杨振宁曾说，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地前进的。当我们沿着那些“方向”“意识”回溯邓稼先的一生，也意外得到了一串关于寻找的故事。
寻找，像等待一样漫长
“我要调动工作了。”
“调到哪里呢？”
“这不知道。”
“干什么工作？”
“不知道，也不能说。”
“那么，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回信的邮箱，行吧？”
“大概这些也都不行吧。”
《邓稼先传》里，清晰地记录着一对夫妻有些拧巴的辞别。那是1958年盛夏，上级想让邓稼先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彼时，新中国成立不到9年，世界上一些大国已进入“原子时代”。
34岁的邓稼先明白，“大炮仗”就是原子弹，更是中华民族的“争气弹”。他也深知，这次牺牲不会小。
邓稼先和夫人许鹿希合影。新华社记者王新庆摄告别很难。邓稼先与妻子许鹿希是青梅竹马，他研究核物理，小他4岁的妻子研究神经解剖学。他们当时刚结婚5年，儿女双全，日子平淡幸福。
邓稼先告诉许鹿希：“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这些全靠你了。”
告别也坚定。“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也值得。”邓稼先说。
从此，丈夫“消失”，妻子的等待开始了。
并非一去不回，而是妻子不知丈夫何时回来、从哪回来，什么时候走、又往哪里走。在妻子眼中，外向开朗的丈夫沉默寡言了许多。偶尔，他会给许鹿希带回一条机场买的围巾，当作不着家的补偿。更多时候，哪怕在家，他也心事重重。
直到1985年，邓稼先才“遍体鳞伤”地回来。他被确诊为癌症晚期，住进了北京的医院。哪怕浑身出血，哪怕要靠垫着橡皮圈才能坐住，病房里的邓稼先依旧奋笔疾书，与同事一起写下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让许鹿希去送，并说“这比你的生命还重要”。
邓稼先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当时，他长叹“此生无憾”，并深情地告诉妻子：“如果有来世，我还是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选择你。”
遗憾、疑问，都留给了许鹿希。他们结婚33年，在一起不到6年。丈夫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是什么比他的生命还重要？是什么留下了他，又带走了他？
一场与等待同样漫长的寻找开始了。
许鹿希开始整理百万字的《邓稼先文集》。她对核物理并不了解，于是反复翻看、研究杨振宁寄来的英文书，从原子核、中子、链式反应等概念学起。久而久之，书上密密麻麻是标注的注释。
她说：“我就像小学生开始念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那样，从最最基础的学起，但是这些事情必须要干。”
许鹿希走遍全国，追寻丈夫的足迹，采访了一百多位同路人，写下《邓稼先传》。1998年，这本书出版。
用28年等待，再用十多年追寻。寻找邓稼先，妻子重新认识了丈夫。
原来，那些年，“消失”连接着另一种陪伴。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1958年至1986年，我国共进行32次核试验，其中15次由邓稼先亲自指挥，100%获得成功，人们都称他为“福将”。
原来，那些年，邓稼先真的在“玩命”。插雷管、加工核心部件，他始终站在工人身后。一次核投试事故中，他坚持前往现场寻找核弹碎片。也是那一次，为他日后的健康埋下隐患……多年后，许鹿希才在别人家里看到当时的现场合影。
寻找，在他出生的地方
邓稼先在哪？
这是78岁的安庆人邓敦华的疑问。按辈分，眼前这个黑瘦的男子是邓稼先的侄儿。
1924年，邓稼先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今宜秀区五横乡白林村)的铁砚山房，他是书法大家邓石如的六世孙，他的父亲是美学大师邓以蛰。父亲为他取名“稼先”，禾之秀实曰“稼”，寓意根植、秀实和成熟于中华大地，造福民众。
这座三进的宅院，邓稼先只呆了8个月，就被抱到北京。随他一起过去的，还有这座宅子所藏的“松风水月”的气度，以及“立不朽之德，立不朽之言、立不朽之功”的雄心。
打邓敦华记事，邓稼先这个名字就遥远而模糊。让族人捉摸不定的，是这位亲戚谜一样的行踪：有人说他已经死了，有人说他正在远方流浪……
直到1986年6月的一天，村里有人在报纸上读到一篇关于邓稼先的通讯。“是咱村的稼先么？”大家交头接耳、细细阅读，错愕、感动进而自豪：“是他！是我们的稼先！”
邓敦华重新“认识”了邓稼先。
前半生做过工人、跑过销售，55岁那年，乡政府的一个电话，让邓敦华的人生下半场换了一种走向。“当时，需要人给来这里的游客做讲解，大家认为我对邓氏家族的情况比较了解。”正在铜矿上讨生活的邓敦华，成了邓稼先故居铁砚山房第一任讲解员。
每年，数十万游客来铁砚山房参观，在这里寻找邓稼先生命最初的印记，民房群中的宅院常显得热闹。邓敦华已记不清，重复踏入邓稼先那波澜壮阔的生命之河多少次。
“你见过邓稼先吗？”这是邓敦华在讲解中最常被人问起的问题。
“没有。”邓敦华诚实地说，“却越来越像曾经见过。”
寻找，在青春的赛道上
“脊梁上的一块骨头，是您给的。”
“您奉献了一生，也得到了永生。”
“每当我抬头仰望星空，总能看到您。”
……
在B站搜索“邓稼先”，单条视频最高播放量超过50万，更有数以万计倾注真情的“弹幕”。
年轻人爱他，是因为他“可爱”。
邓稼先年轻时，爱听京剧，能用德文、俄文、英文唱《欢乐颂》，是乒乓球爱好者，喜欢下馆子。“他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普通人。”邓稼先的儿子邓志平这样评价父亲。
年轻人爱他，是因为他让人仰望。
他用22个月就取得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当时年仅26岁，被人称作“娃娃博士”。获得学位第9天，他便与百余名爱国青年一道乘船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
“邓稼先”三个字，如同精神火炬。
今年初，山西临汾，一写字楼广告位张贴出钱学森、邓稼先、李四光、钱三强的海报。网友们评论：“他们是我们应该追的星。”
“我的偶像邓稼先是我前进的动力。”这是中核霞浦核电有限公司青年技术人员李波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我了解他的生平、事迹，阅读他的有关著作，是他的忠实粉丝。”从高中时代起，李波就把邓稼先当作人生榜样，选择核专业，也是因为邓稼先。
运行领域的第一份事故规程、编制第一篇经验反馈排查报告、主持运行处第一个科研项目……他和团队实现了霞浦核电项目运行领域的许多个“第一次”。背后，是他十余年如一日的坚守。
他的朋友圈写着这样一句话：“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无问西东！”他说，自己的一生，就是要追随邓稼先的足迹。
四川绵阳、安徽怀宁……邓稼先的塑像，立在全国多个他曾工作、生活过的地方。
塑像前常有鲜花、瓜果，还有一群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他们会在塑像前，静静注视，或是围着塑像走一圈，诉说心事。一些地方甚至不约而同形成一种习惯，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离家之前便由父母领到塑像前合影。这是一种铭记，更是一种鼓励。
正如一位年轻人的评论：后继者的血管里有邓稼先，会为了祖国的安全与利益而沸腾；骨头里有邓稼先，敲起来也作金玉声。
寻找，在恒久的现在与未来
邓稼先在哪？
这也是萦绕在新华社记者顾迈男脑海中的问题，如今她已经92岁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顾迈男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采访。偶然听说物理学家杨振宁来访时，曾问一个北京大学核物理系的学生知不知道邓稼先，对方答从没听说这个名字。杨振宁大为惊异，说邓稼先为国家做出那么大的贡献，中国学核物理的大学生竟然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这番话引起我很大的震动。邓稼先是谁？他在哪里？”顾迈男回忆，记者的责任心促使她开始寻找邓稼先。
她跑去中央各部委和中国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挨个打听。几经周折，终于在核工业部问到了这个人，却发现要使其从不为人知到广为人知殊为不易：他的工作领域涉及国防机密，且参与研制“两弹”的科学家那么多，单独抽出一个人来宣传，行得通吗？
当时，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李鹰翔听闻顾迈男的来意，带她拜访了国防科工委的负责人朱光亚。谈到能否报道邓稼先，李鹰翔提议：“邓稼先病得很厉害，先报道他……”
就这样，顾迈男成为采访邓稼先的第一位记者。
1986年，在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内，顾迈男第一次见到邓稼先。“他穿一件白底蓝布条的病号服，脸上皱纹很深，病得很重，但很乐观。”
顾迈男记得，邓稼先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工作以及世界各国进行核军备竞赛的情况，唯独“对于工作的艰苦，他什么都没提”。
而后，顾迈男又前往邓稼先工作的地方——九院（即现在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用半个月一口气采访了邓稼先的同事、领导以及九院的炊事员、司机等人，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写完了长篇通讯《“两弹”元勋邓稼先》。
1986年5月31日，新华社《瞭望》周刊首发了这篇通讯。近一个月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各大媒体同时向全国人民公布邓稼先的事迹。
“邓稼先”这个名字，从此被刻印进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1986年夏，顾迈男带着刊登出来的报道，再次走进邓稼先的病房。他用冰凉的双手紧握她的手，连说了两遍“谢谢你”。
“太好了！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得知记者又在寻找邓稼先，顾迈男很高兴，“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和邓稼先这批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未来要发展得更好，还是得靠邓稼先这样的人。”
沉默片刻，她又问道：“所以，你们找到了没有？”
这让记者想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邓稼先也曾问过：“30年后，人们会记住我们吗？”
“我们找到了，也在继续找。”记者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