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与就业法案》把大型集团公司和上市企业等的最高所得税税率从35%下调至21%，幅度很大，但受益企业仅占美国全部企业总数的8.6%。相比之下，占企业总数90%以上的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等小企业却无法享受减税政策
在选举压力和利益集团的重金游说之下，美国政府对企业往往是减税容易增税难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2年，美国企业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重为9.9%，到2023年这一比例下降到9.5%。与此同时，美国个人所得税占比从46.2%升至49%以上
人们看到美国两党在减税、加税的问题上来回撕扯反复，以为税收终会回到原点。实际结果却是，美国企业税负在持续下降、个人税负在持续抬头
资本为政治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政治为资本创造有利的盈利环境——这就是美国资本与政治共生的逻辑闭环
减税或可提升美国企业的利润，但未必能增强其竞争力。一国企业是否具有全球竞争力，不仅会受到税率的影响，更取决于比较生产成本是否具有优势、技术是否先进、基础设施配套是否完善、市场需求能否支撑、全球产业链布局是否合理等因素
美国企业利用减税带来的额外现金流回购股票，导致2019年的股票回购额自2008年以来首次超过资本投资额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欧阳为
“上届政府颁布了2万亿美元的减税政策，绝大多数受益者是人口中最富有的那1%的人——非常富有的人和最大的公司，导致联邦赤字激增。”美国总统拜登不久前发表其本届任期内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演讲时，再次抨击上届政府颁布的减税政策让大公司和富人成为最大受益者，再度展现了美国在国内税制问题上的分裂。
自里根政府以来，企业税收政策日益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进行政治博弈的工具，两党在相关问题上不断撕扯。然而，具体政策上的明显分歧，并不能掩盖两党均维护和服务于资本利益的本质。
在资本力量的影响下，近几十年来美国企业税负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尽管如此，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却并未因此增强。
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市区街道上拍摄的无家可归者（右）（2023年8月18日摄） 李建国摄/本刊减税容易增税难
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拉弗在一条白色餐巾上绘出曲线，阐释了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增长的可行性，以此奠定了新税收理论。根据“拉弗曲线”，税率上升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税收会达到最大值，这时候如果税率继续上升，税收就会开始下降，因为高税率会抑制人们的经济活动。
那个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想正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兴起，其核心内容是通过自由化、私有化等来维护既得利益者的权利。这种思想淡化了公平原则，认为不平等会带来自由市场要素充分参与竞争，达到有效配置资源和提高经济效率的目的。
在这些理论和思想的影响下，美国开始大幅减税，重点是为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的大企业和富裕阶层减税。
1981年，里根政府推出《经济复苏税法案》，将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从46%降至40%。1986年，里根政府又通过《税制改革法案》，将最高税率进一步降至34%，并大面积减少了税基。老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于1990年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上限稍微上调至35%，并增加了一些企业的税基。此后，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均基本维持这一最高税率不变，只对税收减免和优惠政策进行了调整。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国会于2017年通过《减税与就业法案》，将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从35%大幅降至21%，这是美国自1986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企业税改。
值得一提的是，《减税与就业法案》把大型集团公司和上市企业等的最高所得税税率从35%下调至21%，幅度很大，但受益企业仅占美国全部企业总数的8.6%。相比之下，占企业总数90%以上的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等小企业却无法享受减税政策。
拜登上任后，提出将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从21%提高到28%，以增加税收收入，用于资助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绿色能源项目等公共项目。此外，拜登还提议将全球无形资产低税收入（GILTI）税率从10.5%提高到21%，并取消某些现有的税收减免和豁免，以确保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支付更高的税款，以及对年收入超过1亿美元的大公司实施15%的最低税率，以确保这些企业支付至少一定比例的税款，避免其大量使用抵免和扣除来完全避税。
然而，在选举压力和利益集团的重金游说之下，美国政府对企业往往是减税容易增税难。拜登在推行这些税改提议时面临巨大的立法和政治挑战。截至目前，拜登政府关于企业税的提议已部分通过立法，但税率全面上调等重大调整仍在立法过程之中，并未完全实施。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2年，美国企业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重为9.9%，到2023年这一比例下降到9.5%。与此同时，美国个人所得税占比从46.2%升至49%以上。
资本与政治共生的逻辑闭环
“不要相信里根，他兜售的富人与企业减税是巫毒经济学。”1988年，老布什与里根同台竞选时曾这样批评里根的减税主张。
表面上看，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税收政策上长期存在明显的分歧。民主党倾向于增加对高收入者和企业的税收，以为社会福利项目和公共服务提供更多资金，认为可以通过较高的企业税来减小贫富差距。共和党则更倾向于减税，主张通过降低税率和简化税收制度来刺激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使美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认为减税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防止企业外迁。
人们看到美国两党在减税、加税的问题上来回撕扯反复，以为税收终会回到原点。实际结果却是，美国企业税负在持续下降、个人税负在持续抬头。
其根本原因是，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两党虽然存在政策分歧，但本质上都在维护资本的利益，资本也在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来塑造两党的政策和行为。
美国的选举，表面上是政党参加选举，实际上是资本在左右选举。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是一种由企业或独立政治团体组成的政治筹款机构，它们从许多个人手中收集资金，然后决定为哪些参选人捐款。政治行动委员会与大公司和特定利益集团关系密切，代表其进行造势宣传，支持或反对某位参选人，实际上是大公司和利益集团参与选举的“白手套”。
参选人——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巨额资金支持下赢得大选后，必然要回报大公司和利益集团，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考虑其利益，为资本创造有利的经营环境。其间大企业和利益集团也会通过游说活动影响立法，确保政策调整于己有利。
资本为政治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政治为资本创造有利的盈利环境——这就是美国资本与政治共生的逻辑闭环。
税收方面，长期来看，美国企业的税负在持续下降。此外，美国法律还为资本家和大型企业提供了各种税收优惠和抵免，许多企业也可以通过合法的税收规划手段来减少应缴纳的税款。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网站的一篇文章曾这样评论拜登的税收减免优惠政策：“事实上，民主党重写了这些减税的规则，使它们更容易转移给富人。金融机构获得的税收优惠将是其他行业的3倍。因此，尽管总统大肆宣扬富人‘公平地支付其份额’，但他的政策却为富人的生活方式买单。”
美国企业竞争力增强了吗
美国给企业减税的主要目的包括，通过“降成本”来提升美国企业的利润，增强其竞争力，引导全球产业和资本流入美国。
减税或可提升美国企业的利润，但未必能增强其竞争力。一国企业是否具有全球竞争力，不仅会受到税率的影响，更取决于比较生产成本是否具有优势、技术是否先进、基础设施配套是否完善、市场需求能否支撑、全球产业链布局是否合理等因素。
近年来，美国企业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全球竞争，其较高的成本压力、在诸多新兴领域的创新缺失、脆弱的供应链以及美国落后的基础设施，极大地削弱了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相比，美国的劳动力成本较高。尽管减税能提高企业利润，但高劳动力成本仍然是企业面临的一大挑战，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另外，美国的教育体系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包括基础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高等教育成本高昂等，导致劳动力质量不高，创新能力不强，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生产制造和技术升级。在5G通信和新能源等关键技术领域，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已大幅落后于国际竞争对手。
在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成本控制和市场扩展等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和全球市场份额的时候，美国的应对方法是不断挑起与其他国家的经贸摩擦，这又反噬着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更高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供应链脆弱性进一步加剧，导致其全球竞争力遭受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从理论上来说，减税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多资金用于研发和创新。但在实践中，许多美国企业过于关注短期利润而忽视了技术进步和长期战略投资。美国克莱尔蒙特研究所促进美国生活方式研究中心驻华盛顿研究员戴维·戈德曼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企业利用减税带来的额外现金流回购股票，导致2019年的股票回购额自2008年以来首次超过资本投资额。
减税还带来了一个直接后果：基础设施投资长期不足，使企业在物流和通信等方面面临不少挑战，这也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
长期来看，减税还将给美国带来债务和财政赤字双双攀升的风险，为美国经济发展埋下隐患。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其最新预测中警告，到2034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将升至116%，甚至高于二战时的水平，实际前景可能更糟。债务无节制地膨胀，无疑将影响投资者信心，加剧金融市场风险，增加企业融资成本。
美国的减税措施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部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但却带来了更多副作用，如新兴产业得不到扶持、经济发展缺乏后劲、社会福利被削减等。其产生的更重要影响是持续拉大了贫富差距，导致富裕阶层持续获得超额收益，原本应当成为社会公平分配“调节器”的税收政策丧失了基本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