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罗思义（John Ross）、罗一（Roy Singham）、吉塞拉·塞尔纳达斯（ Gisela Cernadas）】
本系列第一篇文章《从210个经济体大数据中，我们发现了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密码》，阐明了关于中国和大型经济体经济政策及发展的一个决定性事实——固定资本形成净额的GDP占比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超高正相关性。这一事实的实际经济意义已经在中国、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G7，以及占世界GDP绝大多数的经济体那里得到了证实，GDP增长率正是由这种正相关性决定的。
这种高相关性意味着，要实现更快速的经济增长，大型经济体就有必要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而降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例如提高消费占GDP比重，将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这一事实证明世界不同经济体组别存在不同增长模式：
（1）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较高的中国和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如印度、孟加拉国、越南），经济增长速度较快；
（2）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较低的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南非），经济增长速度较慢；
（3）所有G7成员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较慢，因为它们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都较低。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经济模式对地缘政治形势产生诸多重大影响。例如，全球南方占世界经济比重不断增加；增长缓慢的G7，其国内社会和政治氛围日益紧张；“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等类似机制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一、超高相关性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简明扼要地总结一下前一篇文章所阐述的事实：
（1）占世界GDP67%的世界前10大经济体，其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超高的正相关性，为0.95；
（2）占世界GDP77%的世界前20大经济体（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除外），其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超高的正相关性，为0.93。
（3）占世界GDP88%的世界前50大经济体（少数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除外），其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超高正相关性，为0.90。【1】
这些关于经济增长的事实显而易见。但必须注意的是，GDP增长本身并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而只是达到目的一种手段。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应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其目的还包括民族复兴和追求独立自主。
本文将分析改善人类生活条件的一个重要方面——消费。选择这一主题，既因为消费是改善生活条件的决定性组成部分，也是因为围绕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改善的拉动作用，在中国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出于这两个原因，有必要就此展开系统性的论述。
应该指出的是，消费不仅包括居民消费，还包括政府为居民提供的医疗、教育、环境、社会服务和其他服务等消费。
1. GDP增长与消费增长之间存在超高相关性
作为分析的起点，图1呈现的是世界前50大经济体（石油/天然气出口国除外）GDP增长与总消费增长之间的相关性【2】。可以看出，其相关性超高，达到0.94，R平方值为0.88。这意味着，如果GDP不能快速增长，那么大型经济体消费就不能快速增长。
2. 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高度相关，且经济规模越大相关性越强
转到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本系列第一篇文章已经证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高度相关。图1中的数据显示，GDP增长与总消费增长之间同样存在极强的正相关性。
因此，综合这两个事实可以看出，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之间也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图2中的数据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世界前50大经济体（石油/天然气出口国除外）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极高，为0.84。也就是说，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越高，总消费增长速度就越快。
实证数据还证明，经济体规模越大，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之间的正相关性就越强。
如图3所示，世界前20大经济体的这种相关性为0.91。
转到超大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前10大经济体，其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更高，为0.94（见图4）。
总而言之，如果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例不高，大型经济体的消费就不可能快速增长。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将提升消费增速，而降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将降低消费增速。
3. 高消费率对经济增长有着负面影响
在分析消费占GDP比重对消费增长的影响时应该记得，按照支出法GDP核算，消费和投资加起来约等于GDP总值。因此，投资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相反，由于消费占GDP比重（消费率）高意味着投资占GDP比重低。
因此从上述事实来看，消费占GDP比重越高，也就是消费率越高，GDP增长速度就越慢，社会总消费增长速度也就越慢。上文提到的“规模效应”这一事实印证了这一点，即经济体规模越大，消费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之间的负相关性就越强。
因此，如图5所示，世界前50大经济体（石油/天然气出口国除外）的消费率与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性，这种相关性较弱，仅为-0.26。
但经济体规模越大，消费率与消费增长率之间的负相关性就越强。因此，世界前20大经济体（石油/天然气出口国除外）的消费率与消费增长率之间的负相关性上升至中等显著水平，为-0.69（见图6）。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前10大经济体，消费率与消费增长率之间的负相关性则上升至非常高的水平，为-0.85（见图7）。总之，在国际上，经济规模越大，消费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之间的负相关性就越强。这对中国有着明显的影响，因为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超大型经济体组别的消费占GDP比重比与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强烈的负相关性。这类大型经济体的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
4. 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之间呈正相关性
分析中国国内数据就会发现，中国的表现完全符合世界趋势。如图8所示，首先呈现的是中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这种正相关性超高，为0.95，R平方值也为超高的0.90。也就是说，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中国GDP比重越高，中国消费增长速度就越快。
图9显示了，随着时间的变化中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对中国消费增长率之间正相关性产生的影响。根据这种较高的正相关性得出结论，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中国GDP比重下降，会伴随着中国消费增速的下降。实证数据印证了这一点。
最新数据显示，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从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到2021年，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中国GDP比重从23.6%降至17.2%，中国消费年均增速则从9.2%降至5.8%。
5. 中国的消费率与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性
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中国消费增长率之间高相关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消费占GDP比重与中国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较强的负相关性，为-0.68（见图10）。也就是说，消费率越高，中国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除以下数据外，更多详情请见拙文《美国庸俗经济学给中国带来的危险远甚于美国航母》。
6. 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持续提高，有利于实现提高生活水平和促消费的双重目标
但是，上述事实带来了一个关键的政策问题，特别是对于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全球南方经济体而言。这就是如何在短期内切实实现提高生活水平和促消费的双重目标，包括为这些政策获得政治支持，以及实现有益于提高生活水平和促消费的中长期经济目标。
理解这一实际政策问题的必要性源于消费和投资加起来约等于GDP这一事实，提高投资占GDP比重必然意味着降低消费占比。从中长期来看，这不会对生活水平构成问题。
相反，就中长期而言，提高投资占GDP比重会带动GDP增长得更快——这也会带来更高的消费增速。因此，只要遵循合适的分配政策，提高生活水平的可能性会更高。一旦建立这种机制，尽管消费占GDP比重正在下降，但投资占GDP比重上升，从而带动消费和生活水平增长速度的上升，从而形成经济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加速的“良性循环”。
如下文所示，事实上，这就是快速增长的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的发展模式。
7. 持续稳定的增长而非突然飙升：以4个增长最快的发展中经济体为例
但是，在这一过程的早期阶段所面临的潜在问题是，消费占GDP比重下降可能会导致生活水平下降或增长非常缓慢。在一些幸运的国家，其他因素可能令经济快速增长，并为投资增长创造初始资源，而不会对消费形成巨大挤压（例如，在全球南方经济体存在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军费开支减少、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等情况）。
但这种有利的情况并不总是存在，而且无论在有利还是不利的情况下，投资占GDP比重的突然飙升通常都不可取，因为这可能会导致生活水平短期下降。这种下降本身是不可取的，可能会削弱对此类政策的政治支持。
一个明智的政府，其目标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是“以人为本”，把讲政治放在首位。如果没有足够的管理资源来优化管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的急剧飙升可能会导致效率低下。相反，基于这些考虑，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缓慢渐进地持续提高，进而累积起来大幅度的提高才是可取的。
对中国和增长最快的全球南方经济体的实证分析，有力地印证了这一分析/理论观点。如图11所示，世界前50大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4个全球南方经济体——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和越南——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都是持续提高，而非急剧提高。
由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可以直接控制，因此首先呈现相关数据。可以看出，在这些快速增长的全球南方经济体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投资占GDP比重是急剧提高的态势。相反，实际情况是投资占GDP比重每年逐步提高，但长期持续性的提高。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会有很大的提高。
图12同样呈现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数据，但在增长最快的4个大型发展中经济体的基础上，我们增加了增长最慢的4个全球南方大型经济体——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南非。可以看出，虽然增长最快的4个全球南方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水平长期性地稳步提高，但增长缓慢的全球南方经济体并非如此。
8. 快速增长和缓慢增长的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趋势
转到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数据。如图13所示，一方面，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和越南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长期性地稳步提高；另一方面，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南非则并非如此。
到2019年，即新冠疫情爆发前上一个经济周期的高峰期，全球南方经济体快速增长的组别和缓慢增长的组别之间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水平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
（1）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和越南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较高，分别为17.5%、17.8%、31.4%和16.9%。
（2）相比之下，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南非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较低，分别为4.6%、-4.6%、2.5%和1.5%。
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的这些巨大差异相对应的是，鉴于大型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与GDP增长之间存在极其密切的相关性，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和越南的GDP年均增速分别处于8.0%、6.4%、6.4%和6.4%的高水平。相比之下，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南非的GDP年均增速分别仅为1.5%、1.6%、0.9%和1.6%。
从本系列第一篇文章的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出，不同的净固定资本形成率对一国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二、上述事实对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本系列两篇文章的重点都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严谨地论述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足够了。决定经济政策实际经济影响的是这些事实，而非理论分析。例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将促进经济增长和消费增长，无论有没有给出何种理论分析依据。同样，提高消费占GDP比重，从而降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将导致经济增速和消费增速放缓。
但要使经济政策保持内在连贯性和一致性，通常应以经济理论分析为行动指南。因此，弄清哪些经济理论与世界经济增长的事实相一致或相矛盾，就非常重要。以本系列两篇文章中的事实为例，在此将就三个基本的经济理论框架进行分析。
（1）西方“庸俗”经济学——此类经济学没有严谨一致的理论框架，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但它频频出现在某些媒体上。
（2）严谨的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增长核算法——它有一个连贯的理论框架，经得起事实的检验。
（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它也有一个连贯的理论框架，经得起事实的检验。
下面将按顺序对这些理论框架进行分析。
1. 西方“庸俗”经济学混淆了供给侧和需求侧
上文对最大经济体的实证分析反映的最明显的事实之一是，消费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强烈的负相关性。也就是说，消费占GDP比重越高，GDP增长速度越慢，消费增长速度也越慢。这些事实戳穿了西方“庸俗”经济学中最常见的错误之一，即未能弄清需求侧和供给侧之间的区别，以及投资和消费在这方面的作用。
投资和消费在经济的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实际区别显而易见。投资既是需求侧的一部分，也是供给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购买的机器、工厂等（需求侧），也用于生产（供应侧）。
相比之下，从定义上讲，消费不是生产投入——如果任何东西是生产投入，那就不是消费。因此，虽然消费是经济需求侧（购买的消费品和服务）的一部分，但消费不是经济供给侧（消费不是生产投入）的一部分。
消费不属于供给侧的事实，得到了严谨的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明确认同。但在西方“庸俗”经济学中，这一事实被“消费贡献了GDP增长的66%”等说法所混淆和掩盖，这些说法暗示消费是生产投入。这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与事实明显相悖。
目前我国投资和消费增长均处于低位 国家统计局
如果消费是生产投入，那么用消费代替投资，即提高消费占GDP比重和降低投资占比，不会带来GDP增长率的变化；或者如果消费是比投资效率低的生产投入，那么提高消费率，经济增速下降的幅度应该相对较小。
但如上文所述，与此直接矛盾的是，在大型经济体中，特别是在超大经济体中，消费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强烈的负相关性。这必然是由于消费占GDP比重的提高，相应地出现了投资占比的下降，这意味着经济供给侧（产出）投入的降低，进而导致经济增速下降。
因此，有必要指出的是，“消费贡献了GDP增长的66%”这样的错误说法是极易引起混淆，也极具误导性。准确的说法应为“66%的GDP用于消费”——它表明，这66%的GDP是消费，因此不是生产投入。它还清楚地表明，消费是经济需求侧的一部分，但不是经济供给侧的一部分。
由于消费不是生产投入，因此消费对生产增长和GDP增长的贡献必然始终为零。
2. 消费占GDP比重和消费增长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西方庸俗经济学的第二个错误之处是“有必要提振消费”之类的说法，但没有具体说明这意味着提高消费占GDP比重还是提高消费增长率。这种不明确的说法极具误导性，因为如上文所示的事实证明，这两项措施相背而行。也就是说，消费占GDP比重越高，经济增速会下滑，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
因此，西方庸俗经济学与经济发展事实完全矛盾，那些分析对经济发展不仅毫无帮助，相反极具误导性和危害性。因此，为避免引起混淆，一项重要任务是将西方庸俗经济学从经济政策制定的讨论中剔除。
3. 严谨的“西方”经济学
相比之下，严谨的西方计量经济学不会像西方庸俗经济学一样，混淆经济的供给侧和需求侧。
在严谨的西方经济学中，消费显然不是生产投入。“西方经济学”中最为广泛、最为系统、最为精确量化的严谨理论，源自索洛创建的“增长核算法”，因此本文将主要关注这些理论（尽管也有其他理论，例如源自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的投入产出分析）——有关这方面的系统性研究，请见拙文《抛弃错误的增长核算法，西方花了150年才转向马克思的立场》。
索洛的增长核算公式将生产投入分为三种：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TFP）——最后一种是指经济增长中不能够被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所解释的部分【3】。但是，索洛最初的公式存在一些缺陷，后来的研究人员对其进行了改进【4】。经过这些修正后，增长核算法成为分析经济增长的一整套统计方法。因此，本系列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是按照增长核算法计算。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后续研究者改进后的公式中使用到的指标，都使西方增长核算范畴更接近马克思主义——详情请见拙文《抛弃错误的增长核算法，西方花了150年才转向马克思的立场》。
鉴于增长核算法将资本，而非消费视为生产投入，因此它清楚地预测了上文所分析的实证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投入增加将提高GDP增速。
但是，如下文所示，严谨西方经济学的增长核算法存在一些容易混淆和错误的地方，使其不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么具有一致性，在预测事实方面也不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源于西方经济学将“资本”和“劳动”概念化为根本不同的东西，而事实上资本是前一个生产周期中劳动的产物。马克思清楚地理解了后一个事实——因此，马克思证明了固定资本形成是随时间推移的劳动社会化。
对这一点缺乏认识会导致犯前期增长核算法所犯的错误，比如没有预测到投资在经济中的作用随经济发展会越来越大的事实，而经济发展源自马克思经济学所分析“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结果。与马克思相比，严谨的西方经济学/增长核算法的其他弱点将在检验马克思的分析时指出。
4. 马克思对固定投资的分析
与西方增长核算法一样，马克思经济学也将劳动和资本视为生产投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别称之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马克思指出，消费不是生产投入。因此，如西方增长核算法一样，他也预测，资本投入增加将提高GDP增速，如上文所述的一样。
因此，无论是马克思还是严谨的西方增长核算法，均认同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但是，这两种理论框架和结构是不同的，马克思的分析更为全面。特别是，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以前生产周期中劳动的产物，这与他所作的“经济发展是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程度不断提高的产物”的分析相一致（他在早期著作中使用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这一术语，而非“劳动社会化”，但两者的含义基本相同）。
因此，马克思关于经济发展是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程度不断提高的产物的分析，衍生了一系列经得起事实检验的结论，而且这些结论得到了现代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印证。
也许，对于所有这些不同的劳动社会化过程的综合运用，就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
5. 马克思对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综合分析
因此，马克思对投资作用的分析只是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一个方面，尽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马克思的框架与一些西方经济模型明显矛盾，这些模型也强调投资的作用，但不将投资视为劳动社会化整体过程的一部分。
例如，曾经颇具影响力的“进口替代”战略主张在关税壁垒的背后构建高水平的投资模式。但这样的主张也导致高筑关税壁垒的国家在国际分工/劳动社会化中的参与度较低。当时也赞同这一主张的凯恩斯指出：“因此，我认同那些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纠葛最小化而非最大化的人。”【5】但是，马克思的分析并没有预测这些战略会取得成功，因为这样的主张降低了各国在国际分工/劳动社会化中的参与度。
6. 中国的经济表现印证了马克思所作的“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分析
马克思认为，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这一分析得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完全经得起事实检验的结论——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对经济发展有着积极影响：
（1）首先是在单一生产周期内细化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即令生产单位之间的分工日趋专业化，从而提高这些生产单位的生产效率。西方经济学称这种形式的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为“中间产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称之为“流通资本”，即本身不是成品但却是其他经济部门的生产投入（例如，方向盘作为汽车零部件是汽车行业的一种投入）。
现代统计研究表明，中间产品/流通资本增长是拉动经济整体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详情见拙著《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
除了不同生产单位的生产日趋专业化之外，这种劳动社会化必然需要体现基础设施发展的高水平的运输、通信等，而这是连接这些专业生产单位所必需的。因此，这种基础设施使得在国内大范围细化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成为可能。
就中国国内而言，这一过程的结果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言：“各地区要找准自己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位置和比较优势，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有机衔接起来，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不能搞“小而全”，更不能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6】
这一政策吻合马克思的预测——在单个生产周期内细化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并通过基础设施和其他方式为此创造条件，将促进经济发展。
（2）固定资产投资，即随着时间推移的劳动社会化，在当前生产周期中使用以前生产周期的产品。上文已详尽分析了投资对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因此在此不再重述。如前文所述，经济事实明确有力地印证了马克思的预测，即增加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将促进经济发展/增长。
（3）扩大国际贸易和投资——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全球化”。原则上，国际劳动社会化与国内劳动社会化没有区别。但前者的规模更大，因为世界经济是最大的经济单位，而且由于独立国家的存在，它也有其特殊性。
与马克思所作的“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驱动力”的分析相一致的是，马克思是保护主义的战略反对者，但他并不反对在有限的时间内战术性地利用保护主义。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内，这种保护主义战略目标不是永久性地将劳动社会化降到国内范围，而是能够战略性地创造参与国际劳动社会化的机会，关于马克思对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系统性总结分析，请参阅恩格斯的文章《论自由贸易问题》【7】。
当然，中国一再强调“开放”一词清楚地表明面向世界经济，而非正在转向封闭的决心。许多研究印证了马克思的预测，即加强国际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将促进经济增长/发展。
（4）研发——这是将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的劳动社会化。正如本系列前一篇文章所述，中国已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来提高研发占GDP比重。许多研究证实，以增加研发支出的形式加强生产社会化将促进经济增长/发展。
（5）提高劳动力技能/教育水平，即以系统性地加强对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等形式实现劳动社会化。因此，中国大大提高了劳动力技能和教育水平。众多研究再次证实，提高劳动力教育/技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发展。
（6）社会所有制。公有制和私有制将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共同发展，这符合中国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
顺便说一句，20世纪最重要的西方经济理论家凯恩斯，虽然支持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但他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现代经济中，需要‘某种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8】
中国同时发展了所有这些形式的劳动社会化，帮助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速最快、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主要经济体，这一事实显然有力地印证了马克思的分析。
7. 越能综合运用劳动社会化的多种形式，经济越成功
中国能够利用马克思关于劳动社会化分析的所有这些方面，是因为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时综合利用所有这些提高生产力的手段是不可能的。不过，非社会主义国家也能够通过利用这些劳动社会化过程的某些方面，来实现GDP加速增长，即便它没有达到社会主义中国的水平。
例如，在全球南方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所谓的“亚洲增长模式”，特别是以高水平的投资和促进国际贸易的形式实现了劳动社会化——在某些情况下还实现了高水平的基础设施支出、高水平的劳动力教育/技能和高水平的研发。
但是，这也存在着一种危险，即不以综合的方式同时利用所有这些生产社会化方法，可能会带来负面结果——例如，在没有高水平投资的情况下对国际贸易的高度开放，可能会导致国内生产者被外部竞争压垮，以及封闭型经济体的高水平固定投资效率低下等。
马克思分析的所有这些劳动社会化形式的运用越平衡和综合，结果就越成功，社会主义中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结语
总之，正如本系列的第一篇文章一样，本文也遵循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首先，阐述了投资、消费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但是，正如上文所述，这些事实在理论之间根本不是中立的，特别是：
（1）经济事实与西方庸俗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完全相悖，即西方庸俗经济学只是引起混淆//错误的根源，对经济政策的分析或发展没有任何贡献。
（2） 源于增长核算法的严谨的西方经济学，确实准确地预测了投资、消费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上述事实关系。因此，严谨的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和实证研究值得认真研究。但它的弱点在于它的若干理论存在错误，以及它对经济发展的综合分析不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准确地预测了投资、消费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上述事实关系。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分析比严谨的西方经济学更具全面性和系统性。因此，这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方法，习近平的说法也印证了这一点：“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 【9】
一如既往，实践高于理论——理论/分析必须与事实相一致，而不是相反。经济增长的事实显而易见。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型经济体中，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将提升经济增速和消费/生活水平增速。相比之下，降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例如提高消费占GDP比重，将导致经济增速和消费/生活水平增速放缓。
无论宣扬何种理论/分析，没有政策能摆脱这些事实所带来的实际经济影响。
附录
注释
【1】 如果将世界上大多数在这方面与较大经济体的增长模式相同的小型经济体包括在内，那么这93个经济体合计占世界GDP的90.4%，其相关性仍然保持在0.90的超高水平。如果使用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之间0.80的高度相关性标准，那么占世界经济的91.5%的117个经济体，就包括在这一组别中。
【2】本系列第一篇文章就以石油/天然气出口为主的经济体与其他经济体的不同增长模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3】见索洛1957年8月所著的《技术变化与总量生产函数》》，载于同年出版的《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第3期第312-320页。
【4】特别是：
（1）它不包括用作其他商品或服务生产投入的中间产品、商品和服务的作用——实证分析表明，这些是生产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例如，后来者通过对中间产品和戴尔•乔根森等人开发的KLEMS核算体系（资本、劳动力、能源、原材料和服务）的具体研究，已纠正了这一错误。
（2）索洛仅通过劳动数量（劳动工时）来测算劳动力，而没有考虑劳动力不同的教育、培训、经验等程度（劳动质量）。例如，这意味着1953年的一个文盲水平的韩国农民一小时的劳动质量与2024年的一个拥有工程学博士学位的韩国工程师一小时的劳动质量是相同的——由丹尼森牵头的一系列研究纠正了这一显而易见的错误（爱德华·富尔顿·丹尼森. 美国经济增长因素和我们面临的选择.纽约:经济发展委员会,1962.）
（3）索洛用资本存量衡量资本投入的方法没有考虑到资产具有不同折旧期的事实（就桥梁而言，折旧期可能是几十年;就某些计算机芯片而言，可能是几个月）。要纠正这一错误，应根据资本服务衡量固定资产在每个生产周期对产出的贡献价值（经合组织. 衡量资本：经合组织手册.巴黎:经合组织.2009.）
【5】凯恩斯. 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文集》第21卷（第236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
【6】见习近平2022年讲话《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 https://www.ccps.gov.cn/tpxw/202208/t20220831_154803.shtml
【7】关于马克思对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总结分析，请见恩格斯1888年所著的《论自由贸易问题》：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88/free-trade/
【8】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83:378.
【9】见习近平2015年11月23日讲话《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https://www.gov.cn/xinwen/2020-08/15/content_5535019.htm?gov
来源|底线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