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大棒下的印度仿制药，“不找美国，就得靠中国”

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位于印度海得拉巴的F.T.O. U-3工厂，但这家工厂生产的药品却与数百万美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据《纽约时报》10月2日报道，在这座规模庞大的工厂里，约1900名印度员工为雷迪博士实验室（Dr. Reddy’s Laboratories）昼夜不停地工作，生产100多种仿制药，包括抗组胺药、他汀类药物和抗抑郁药。这里每月生产近10亿剂口服药物，其中75%供应给美国患者。

印度制药业的庞大规模，使其成为全球药品供应体系的基石。在这个产量大、利润率低的行业，印度能够以远低于其他地方的成本生产药品，这给试图将药品生产迁回国内的美国制造了一个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希望通过关税向制药企业施压，将仿制药生产带回美国。

特朗普今年7月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计划从2028年开始对仿制药征收100%的关税，并在一年后将税率提高到200%，届时他的总统任期已经结束。仿制药占美国处方药的90%，其中40%产自印度。

美国周二开始对部分进口药品征收新的100%关税时，豁免了仿制药以及许多其他产品。医生和供应链专家表示，对进口仿制药征税将推高成本，导致药品限量供应，并造成关键药物短缺。

即使对仿制药征收200%的关税，也可能无法消除印度的优势。印度制药联盟秘书长苏达尚·贾因（Sudarshan Jain）估计，大多数在印度生产的片剂和液体药物，如果转到美国生产，成本至少将是印度的四倍。

印度的仿制药产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西方跨国制药公司并未优先考虑印度庞大且大多贫困的人口对廉价药品的需求，而印度则将提供价格可负担的药品置于优先位置。数十年来，印度拒绝承认药品专利，与此同时，印度制药企业通过逆向工程仿制富裕市场销售的药品，并为自己开发的生产工艺申请专利。

到2005年印度专利法与世界贸易组织标准接轨时，印度企业已经成为复杂药品加工领域的专家，并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生产药品。大约与此同时，美国人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接受仿制药。到2004年，仿制药已经占美国所配处方药的一半以上。

贾因说，利润最高的是专利药，因此“在美国，一旦药品专利到期，人们就不再管它了。但在印度，企业家会继续研究和开发，而当生产规模达到这样的程度时，你会越来越擅长生产这种药。”

这一业务还将继续增长。贾因表示，未来五到七年，美国将有55项重要药品专利到期，这些药品每年的市场价值达到3000亿美元，从而为印度制药企业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

印度的优势不仅仅在于专业技术。总部位于孟买的皮拉马尔全球制药公司（Piramal Global Pharma）美籍首席执行官彼得·德扬（Peter DeYoung）管理着十多家工厂，其中包括位于欧洲和美国的工厂。他说，在美国，劳动力成本“遥遥领先”，是最大的成本，其次是能源和原材料。而在印度，情况正好相反：原材料成本最高，劳动力成本最低。

23岁的梅尼莎·帕卡（Mennisha Paka）在雷迪博士实验室F.T.O. U-3工厂负责监督一条生产线，为仿制药美托洛尔进行包装。这是一种用于心脏病患者的β受体阻滞剂。她年收入3840美元，并拿出部分工资攻读药物化学学士学位。她的一名下属苏斯米塔（Susmita，仅使用单名）的年收入约为2000美元。

两人的收入都不到美国制药业工人平均工资的十分之一。

印度还有其他优势。德扬表示，在美国、欧洲或以色列——全球最大仿制药制造商梯瓦制药工业公司（Teva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所在地——需要四年才能建成的工厂和生产流程，在印度一年内就能完成。定制设备的制造时间也只有德国或奥地利的一半。

多年来，严重依赖印度工厂也存在一个弊端：质量问题。自21世纪初开始发生的一系列丑闻损害了印度制药业的声誉。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兰伯西（Ranbaxy），该公司曾销售质量不合格的药品，并就其生产流程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撒谎，最终于十多年前退出市场。

此后，一本讲述这起丑闻的书成为许多制药业管理人员的必读书目。该书后记称，直到2019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检查印度工厂时，仍会提前数天通知，使工厂经营者有时间掩盖不规范的生产行为。

至少对于大型制造商而言，现在已经不再是这种情况。特朗普宣布对仿制药征收关税两周后，雷迪博士实验室就接受了一次突击检查。皮拉马尔表示，其位于海得拉巴以西三小时车程的迪格瓦尔（Digwal）工厂自2012年建成以来，已经接受415次检查，其中49次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没有发现任何严重违规行为。

皮拉马尔生产仿制药，但其更大一部分业务是为拥有药品专利的客户进行合同生产。在美国保留规模较小的工厂，可以让部分客户更方便地监督生产过程。

这种跨地域布局也暴露出试图将所有药品都在本土生产的另一个问题。现代药品供应链并不能简单地划分为“美国制造”和“从其他国家进口”两部分。

在皮拉马尔迪格瓦尔主要仓库的数千个密封桶中，有一个桶产自印度，曾被运往新加坡后又运回印度，上面印着一家日本公司的品牌，而这家公司标注的却是美国地址。

还有一种药物，德扬只愿透露它是一种用于治疗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救命药。这种药从迪格瓦尔开始生产，随后空运8000英里，送往皮拉马尔位于美国密歇根州里弗维尤（Riverview）的工厂。

里弗维尤是底特律一个安静的郊区，那里有宽阔的草坪和白色尖顶，与迪格瓦尔相去甚远——迪格瓦尔附近的村庄至今仍有人从石砌水井中取水。不过，皮拉马尔在印度和美国实验室里的专业设备相互配合，共同完成这种药物的最终生产。

德扬表示，将印度的生产设施与药品最终市场所在地的工厂配套布局，有充分的理由。一些药品需要使用特别危险的化学品，其中部分受到美国缉毒局监管。另一些药物，比如皮拉马尔同时在印度和美国生产的仿制麻醉药七氟烷，即使国际供应链完全中断，也必须保证供应。

这就提出了一个比“关税能否迫使药品制造业回流美国”更加根本的问题。

谈到可能对进口仿制药征收关税时，德扬问道：“那么，你到底想解决什么问题？”是要把制药业就业岗位带回美国，让美国工人获得这些工作？还是要保障关键药品的供应？

就在印度企业应对特朗普政府试图降低美国对印度依赖之际，它们自身也在努力解决制药供应链一个关键环节对另一个国家的依赖。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成为全球多数药品所需活性药物成分的主要生产国。印度如今正试图重新获得这方面的生产能力。

贾因表示，这为美国和印度提供了一个合作机会，而不是让两国的制药产业彼此脱钩。

他说：“除非我们与美国合作，否则我们在原料方面将依赖中国。”因此，他补充说，对美国买家而言，与其在美国以“六倍、七倍甚至八倍的成本”生产这些药品，不如“从印度采购并进行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