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军、王永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说过，一旦你开始考虑经济增长问题，你就很难去想其他的问题了。的确，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吸引了很多经济学家的关注，而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破译经济发展的密码；无数的仁人志士也正在身体力行，孜孜以求。同样，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一旦我们开始考虑中国的转型和发展，也很难去想别的问题了。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四十多个春秋。在过去四十多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在经济方面，中国从世界最落后和封闭的国家之一，跃升为一个GDP居世界第二、高度开放的经济体。而纵观二战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真正成功实现经济赶超并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实际上只有日本和 “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没有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经济反而陷入了某种“发展陷阱”：要么是“贫困陷阱”（如非洲国家和地区），要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如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东亚的发展模式可以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智慧和理论素材。张五常曾经说过，对于中国的发展，最应该问的问题也许是，中国做对了什么。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此时系统总结中国的经济改革，义不容辞。这就是本书的缘起。
“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北京举行 图片来自IC Photo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问题就和经济发展问题密不可分。经济学家和国际机构为此提出了各种方案。其中一种代表性的方案是由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提出来的，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有四个支柱，一是“私有化”，即界定私有产权；二是“市场化”，即让市场发挥作用，将“价格做对”（getting prices right）；三是“稳定化”，即控制财政赤字和避免通货膨胀；四是“自由化”，即减少对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干预。这四个支柱看上去都非常合理。但今天尘埃基本落定，推行“华盛顿共识”的苏东（苏联和东欧）国家经历了经济衰退，其中有些国家至今尚未恢复元气。而选择另一条道路的中国，却取得了人类发展史上另一个令人瞩目的奇迹，过去40年中国在经历漫长经济停滞后的重新崛起无疑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正在继续影响着新世纪的历史进程。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探索和转型远远早于苏联和东欧国家。40年前，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一个无比艰难的历史使命：彼岸何在？如何到达彼岸？对这两个问题的探索长期贯穿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
计划经济是二战后人类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但在中国和苏联都经历了失败；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型。尽管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共十四大才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此之前就开始了。
尽管在理论上，现代经济学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此岸”和“彼岸”：在计划经济中，没有市场和价格机制，经济的组织是按照计划来协调；而在理想的市场经济下，所有的市场（包括各种产品的市场、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都是完备的，只需价格机制便可以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而政府只需要提供必要的公共品。但没有一个现成的理论告诉中国人，如何从“此岸”到达“彼岸”。
在我们看来，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有两个本质的区别。第一，与市场完备的发达经济体相比，转型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市场往往是缺失的，或者即使不是缺失的，往往也是高度不完美的。第二，从技术水平来说，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水平往往远离世界技术可能性边界的前沿。市场缺失意味着存在帕累托改进和政府干预的潜在可能性；远离世界技术可能性边界的前沿意味着它们可以学习或者模仿现成的技术，而不需要通过自己的创新和研发活动来创造新的技术，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更好地组织资源、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发展。这与早期的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提出的发展中经济体的结构和相应的经济组织方式应该不同于发达经济体的思想也遥相呼应。
在这两个基本条件下，与苏联及东欧的“休克疗法”不同，中国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独辟蹊径，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战略、策略和治理结构。
第一，在整体的改革战略上，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战略。中国采取的这种实验式的改革方法是务实和行之有效的，因为如前所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现成的规律可循，这种试错式的改革也符合科学发现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中国的政治家、企业家、学者和民众发现转型路径、发现市场、发现新世界和新生活的一个过程。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部门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这在极大地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还为1984年起的城市部门的改革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因为农业发展为城市部门的改革提供了生活必需品、投入品、劳动力和市场；同时农村的改革也可能是政治上最容易推进的。
而当价格“双轨制”被作为一种价格改革的思想与方法在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被提出时，中国在80年代初以来就在工业生产部门经历了计划与市场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这个双轨的体制贯穿了整个80年代，并几乎延续到了90年代上半期。这种帕累托式改革的双轨制总体上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中共十四大之后，市场化改革在90年代中期后得到全面推进，尤其是财税、金融这两个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第二，中国转型迄今为止的成功与中国独特的政治治理结构密不可分。与俄罗斯等转型经济相比，中国的分权是在整体政治架构不变、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调整它们的关系的过程中实现的。从 70 年代的放权让利到 80 年代的财政包干体制，再到 90 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如何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仅始终是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要点，也是整个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与中国独特的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相结合的治理结构分不开。从这种分权式改革中得到的更一般的经验是：对经济转型而言，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做对价格”，因为在市场不完备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存在正确的价格；在这个发展阶段，更重要的是“做对激励”(getting incentives right)，因为激励机制是经济发展中更为深刻的主题，价格机制不过是激励机制的一种方式而已。
经济结构（如分权程度和整个经济体的组织结构）的差异造成了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改革绩效的巨大差异。分权式（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改革不仅硬化了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而且还促进了地区之间的竞争。中国的M型经济结构（资源按照“块块”来配置）使得经济可以在局部进行制度实验，地区之间基于GDP的单维度的标尺竞争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反映地方政府绩效的有效信息，并且使得经济体更容易抵抗宏观冲击；相反，俄罗斯的U型经济结构（资源按照“条条”来配置），则不具备这样的经济结构收益。这种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解决了政治体系内部经济发展的激励问题，根据经济学中著名的蒂布特（Tibout）模型，相当于创造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公共品竞争市场，解决了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事实的确如此，过去40年中，地方政府在发展基础设施、市场化、民营化和城市化方面功不可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之后，地方政府推进了大规模的国企改制，中国经济才开始真正起飞。目前，民营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力军。也许这正是张五常称其为“最好（妙）的制度”的原因。
第三，中国的转型迄今为止的成功与中国独特的社会治理结构密不可分。政治集权、经济分权这种治理结构下地方政府之间基于GDP的单任务锦标赛（single-task tournament）解决了中国公共品的市场失灵问题；在私人合约和治理方面，基于重复博弈的自我实施的关系型合约则缓解了市场缺失和中国部分法律体系不完善的问题。这种关系型合约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在政治家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型合约，在市场不完全的赶超型经济体（如德国和东亚模式下的经济体）中，在政治家和企业家之间都存在这种关系型的合约（在东亚模式中表现为“产业政策”）。它作为一种次优（约束下的最优）的制度安排，可以弥补市场的不完全，促进经济发展。早期的乡镇企业到后来的各种政企纽带都是这种关系型合约的表现。
第二个层次的关系型合约发生在不同的微观主体之间（如企业与企业之间），近年出现了新的文献来研究中国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基础。这些研究发现，企业之间的网络关系对于缓解信贷约束、分担风险、分享信息，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作为一种次优的制度，促进了民营经济的成长。这些基于关系型合约的治理由于不需要建章立制的固定成本，特别适合市场范围较小、相关市场缺失的情况。而中国根深蒂固的社会网络关系为这种非正式制度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