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文木】
2022年8月16日至17日，习主席在辽宁考察时强调，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奋力开创辽宁振兴发展新局面，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一直备受外界关注，甚至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早在2015年，习主席在长春召开座谈会时，就将东北振兴放到了全国发展的高度。但老工业基地沉疴已久，如何推动当地发展，满足产业升级需求，成为摆在党中央面前的一道难题。
2015年7月17日，习主席在长春召开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听取对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后指出：“无论从东北地区来看，还是从全国发展来看，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都具有重要意义。”
2018年9月25日至28日，习主席考察东北三省。在考察期间，习主席回应了外界对中国改革的关切，指出任何怀疑、唱衰国有企业的思想和言论都是错误的，重申继续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保护民营经济发展。在沈阳，习主席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推进东北振兴，明确提出新时代东北振兴，是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今天，我们从历史上的东北亚形势与中国国家安全关系的角度，认识该区域政治经济对国家整体格局起到的重要影响。
中国地形的基本特点及优点
中国的地形与北美接近，而与欧洲形成强烈的反差。欧洲以平原为主，海拔200米以上的高原、丘陵和山地约占全洲面积的40%，其中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仅占2%，海拔200米的平原约占全洲面积的60%。欧洲平均海拔340米，而北美洲则平均海拔700米。欧洲是世界平均海拔最低的大洲，这种多平原地形的特征必然催生出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及军事作战理论。平原与山地具有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功能。前者有利于形成大规模的成建制装备及其部队军力合成，而后者则有利于分解成建制装备和部队合力，给游击战留下大显身手的天地。
中国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和高原占全国总面积的2/3，这样的地形围绕华北平原由西向东形成半月形包围，它们犹如耸立起的一簇簇铁刃，将进入其中的、形成于平原地带的集团军战斗合力瞬间以碎片化的方式予以消解，而使能发挥当地人民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游击战优势成倍增加。这不仅是将欧洲军事理论生搬至中国境内作战的西方入侵者无不以失败告终的重要原因，也是模仿欧洲军事理论的国民党军队在与军事理论完全本土化的共产党军队作战时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
中国大面积山地的缺点是不具备形成欧洲式大兵团作战的充分条件，这相应地弱化了中国抵御外敌大规模入侵的军事合成能力，其优点则是有利于长期保存抵抗力量，等待时机，一举击败入侵者。具体说，拥有平原则拥有控制中国中心地带从而控制中国的地理条件，但拥有山地，则拥有打败、控制中原的对手的时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中国地缘政治特有的“以时间换空间”的优势条件的绝好证明。
东北亚地缘政治与中国的“关外问题”
图片来源：网络隋唐之后，俄罗斯力量由西而东，北方草原马上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压力也从西北逐渐被俄罗斯挤压到东北。中原王朝原来面临的西北“塞外问题”逐渐转为“关外问题”。中原王朝跨过山海关，大幅向东北平原北推，这一方面促进了当地的生产，另一方面也刺激了东北诸部的崛起。此后，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略位势隆起，由此造成的“关外问题”对中原政权形成日益严重的压力。五代十国起至宋朝，东北辽金已成势力。与此相应，中原王朝的国都也从西部长安（今陕西西安），经河南洛阳东移至北京；中国地缘政治的中心也相应地从“中原”移至“华北”。隋炀帝、唐太宗均意识到却无力解决这样的压力，而明朝和民国则在来自关外东北的重压下垮台。
“唐宋门户之祸与国始终。”尽管历史进入20世纪，但“关外问题”这时已转变为东北亚问题，仍对中国政治稳定具有生死意义。1937年，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这是说琉球、台湾和朝鲜半岛唇齿相依的关系；但日本在1895年甲午海战后侵占中国台湾、1910年全面占领朝鲜半岛、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等诸事件所展示的连贯逻辑表明：“三韩”不保，中原为墟。朝鲜半岛是中国，也是俄国，乃至东方的重要安全屏障。一旦此门洞开，可能造成中国东北动乱，对中国工农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从地缘政治及近现代历史经验来看，更会直接威胁中国京畿重地，并对中国的整体稳定造成巨大冲击。
不仅如此，东北亚问题还与中国大西南的战略形势有直接关联。历史上真正能对中国大西南安全产生重大压力的方向，较少来自南方印度洋，而更多地来自东北亚——因为有喜马拉雅山的屏护，而且中国在几乎陡直的喜马拉雅山地中所处的地势居高临下。从隋朝至明朝再到民国，颠覆国家的力量一直都是沿着这条线越推越大的。比如清兵入关、日本从东北入侵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东北、挥师过江后国民党在大西南的纵深布局等都促成了大西南战略地位及其相关通道的战略需求陡升。而20世纪60年代中印关系的紧张和冲突以及中国提出的“三线建设”重大战略决策，都是美国对中国东部逼近的海上封锁、介入越南内战以及中苏“珍宝岛”冲突后的联动结果。
东北国企装备制造业的优势地位，对中国国家安全具有生死攸关的战略意义
图片来源：网络有人会问，东海直抵华北平原，1840年，英国就是从这里入侵中国的，难道东北亚的地缘政治之于中国安全要比东海更重要吗？
的确如此。虽然东海较东北亚对中国更具威胁，但从东海入侵中国的势力如果没有内陆沿线的配合，就不可能达到大规模和长期占领的局面，若不能大规模占领，就只能攻城而不能略地。由于海上和山险之地均不能形成成建制军事合力及大规模、长期的装备持续跟进条件，因此从东海入侵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国力，而从朝鲜半岛登高西进，进入一泻千里的东北大平原，就能形成上述条件。有了源源不断的部队及其装备的持续跟进，就有了地区性长期占领的物质条件。由于没有陆基，19世纪40年代，英国只能对中国进行短期侵扰；而对东北三省的占据，使日本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获得有利条件。经验表明，装备跟进的规模和持续时间的长短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陆基而非海基的大小决定装备制造及其跟进的持续时间的长短。明乎此，也就明白了加强东北国企装备制造业的优势地位，对中国国家安全具有生死攸关的战略意义。2015年7月17日，习主席在同吉林省国企职工座谈时指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自信”。
在中国，既能够进行大规模装备制造，又能满足集团军作战条件的地带是甘肃和东三省，而对现代中国政治影响较大的是东三省。自古凉州多好马。为了保障西域的稳定，马车在当时就是重装备，大规模养马在古代就是成建制的重装备制造，这是平乱部队有效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有了这些条件，西域可保无虞。反之，叛军控制了甘肃就进入了关中平原，但从关中平原东进中原仍有一系列山川险固需要克服。而东北平原则不同，南出东北平原，仅有山海关一线之隔，越过山海关，就是呈扁形推开的更为广阔的华北平原，这使得形成于东北平原的大规模集团军合成战力优势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东北不保华北危矣，故此，抗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最激烈的是东北，东北解放后，中国共产党解放全国就只是时间问题。
“关外问题”事关中国整体安全
图片来源：网络事实上，“关外问题”并非始于明代，自隋朝始，它就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稳定的“软肋”：隋朝之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长期战乱，其暴发源头多出自关外，在这一地区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递到政治中枢，如果中枢对此反应无力或失败，接踵而至的就是中央政权退至中国长江一线，其结果要么是国家分裂，要么是政权更迭。隋炀帝和唐太宗都曾意识到但无力消除酝酿于东北关外的乱源，至明朝时，东北亚已成为中国政治风暴持续发作的风口。毛泽东注意到了这点，并对东北平原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极端重要性予以高度重视。1945年10月19日，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加写一段话：“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10月23日，毛泽东又电东北局，要求：“竭尽全力独占全东北。”
1949年年初，从西柏坡准备进京的毛泽东风趣地将此行比喻为“进京赶考”。毛泽东在回答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的话时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明白，腐败在初取天下的农民政权那里普遍存在，但并非都因此像李自成政权这样甫立即亡；正是关外失控，而非仅仅是所谓新政权自身的“腐败”，才是导致李自成败退的主要原因。与李自成初取天下时面临的形势相似，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950年6月东北亚便燃起了战火——6月27日美国宣布出兵朝鲜。遥望东北亚正在升起的战云，毛泽东不可能没想到李自成大顺政权因痛失关外而亡国的教训。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杜绝了新中国重蹈李自成因忽视“关外问题”而功败垂成的任何可能。美国出兵东北亚，毛泽东一改隋、唐远征援助朝鲜的方式，借苏联的支持出兵协助金日成，一举将“关外问题”远远推到“三八线”以南。中国东北从那时起稳定至今。
毛泽东与隋炀帝、唐太宗一样都注意到东北亚政局对中原政治的影响，不同的是毛泽东没有把中国的安全边界锁定在山海关而是锁在朝鲜半岛的“三八线”。这是“唐宗宋祖”的文治武功“稍逊风骚”的地方。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已占据陕北高原的毛泽东注意到东北的重要性。5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时明确指出：“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也是如此。
东北地区关乎中国全局稳定，这是装备制造业成为东北传统产业的基础。鉴于中国地缘政治的特点，又鉴于目前美国对我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空前严峻及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的日益升级，习主席在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特别是提出的“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要求，着实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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