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18日，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22）》。
本次蓝皮书的主题是“开启‘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2021年是“默克尔4.0”政府执政第四年，也是默克尔16年总理任期的最后一年。本书分析德国大选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以及德国步入“后默克尔时代”之后，奥拉夫·朔尔茨领导下的新政府计划采取的内政与外交举措及其面临的挑战。
18日上午，同济大学邵逸夫楼《德国发展报告（2022）》发布会现场本次蓝皮书的“总报告”从总体上分析了2021～2022年德国内政外交的走势。“分报告”聚焦德国2021年的政党格局、经济与公共财政状况、德国的外交形势与外交政策。“政治专题篇”评述了“默克尔4.0”政府落幕之年的抗疫措施和选战情况、大选背景下德国气候政治的走向和挑战、德国选民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经济专题篇”介绍了大选背景下德国科研创新政策的调整、德国《2030年气候保护方案》的推进，以及德国和欧盟推进技术主权建设的动因和政策走向。“外交专题篇”剖析了德法关系的走向、拜登执政以来德美关系的修复，以及迈向“后默克尔时代”的中德经贸关系。
蓝皮书指出，德国新政府总体上运行平稳，但后续施政过程中或将遭遇挑战。
供图：同济大学俄乌冲突对全球经济的前景构成了压力，并带来了巨大的政治不确定性。能源和原材料的短缺，继而价格持续走高，给德国经济和社会方方面面带来挑战。为了惩罚俄罗斯，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一再削减从俄罗斯进口油气的数量，以减少对俄罗斯的战略性依赖，但这也带来了严重的反噬效应。根据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公布的对德国经济发展的最新预测，2022年德国的经济产出预计只增加1.8%，而此前，经济学家在2021~2022年度的最后一份年度报告中预计增长4.6%。对于“交通灯”联合政府而言，原先的诸多改革计划如今已经变得有些过时。当时，联合政府的一个设想是，德国经济快速实现疫后复苏，这样德国就有财政资金投入绿色与数字化等结构性转型措施中，而且可以同时不破坏“债务刹车”机制。而如今，这一“如意算盘”已经不复成立。
朔尔茨政府宣布大幅提高军费，势必会导致投入其他结构性改革计划和民生项目的资金大幅缩水；德国决定减少乃至终止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势必将不得不重新启用煤炭发电厂，而这又将给德国的减排目标带来巨大挑战。这也就意味着，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必须重新进行相互妥协的谈判。目前，根据2022年5月中旬ZDF政治晴雨表的调查，共有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交通灯”联合政府将能持续到2025年秋季的下一次联邦选举。但是，德国民众对朔尔茨政府的满意度在持续下降，6月的一份民调显示，多数受访者（56%）对朔尔茨政府执政不太满意乃至不满意，有意思的是，多数受访者依然认为朔尔茨在对乌输送武器问题上的作为是适当的，并非犹疑不定的，而且，他们多数认为俄乌冲突只能通过谈判以及外交手段结束，这也意味着，对朔尔茨政府的不满更多的是德国政府在应对俄乌冲突给德国经济社会带来的民生问题上缺乏有力手段。
对于朔尔茨政府而言，起步即遇到重大危机的挑战，虽然迄今联邦政府总体上运行平稳，执政联盟内部的诸多矛盾并没有大面积浮出水面，但是，社民党和自民党在民调中的得票率持续下滑，将迫使它们更加强化它们的本党立场，凸显本党形象，这也意味着，在后续施政过程中，三党之间妥协的意愿将会下降，进而使朔尔茨政府推动各项改革计划的能力遭遇更大考验。
蓝皮书指出，“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外交遭遇多重挑战。
中国原驻德国大使、中国德国友好协会会长史明德做主旨演讲其一，国际格局加速变迁。在急剧变迁的国际权力格局中，大国博弈和“东升西降”的态势同步增强，德国作为军事短板明显的欧洲中等规模强国，拥有相对有限的全球战略资源储备和调动能力，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中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与此同时，德国在欧盟地区事务以及规则和理念等方面仍具备一定影响力，包括北约在内的西方盟友均期待德国作为经济大国和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在保持西方联盟的优势和应对挑战方面承担特别责任和核心作用。如何提升国际影响力，在中西方之间采取均衡立场，是摆在德国面前的时代命题。
其二，地区安全形势恶化。随着乌克兰局势的发酵，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与俄罗斯加大了在欧洲的战略博弈、军备竞赛和军事威慑，欧洲与俄罗斯关系走向恶化，陷入更深的安全困境。德国周旋在美俄之间希望缓和事态，但是其外交努力成果不明显，无法解决双方主要关切。作为与北约和欧盟成员国，德国势必与西方保持一致立场，无法满足俄罗斯提出的“安全保障”诉求。
其三，安全困境或将引发其他动荡。乌克兰局势加剧了欧盟东部边境的难民危机风险。2021年11月，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与白俄罗斯边境已经出现了大量难民滞留的局面，导致波兰修筑边境隔离墙；乌克兰局势同样有加剧新一轮难民潮的风险。而俄罗斯与西方交恶还将带来新一轮相互制裁，西方或将针对“北溪2号”项目和俄罗斯金融系统加大制裁力度，而相互制裁的可能前景势必也会引发欧洲能源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极大震荡，威胁到欧盟自身的能源供应安全和金融系统稳定。德国2022年核能下马，新政府在气候保护和新能源政策上更加雄心勃勃，打算到203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占比80%，在理想情况下甚至完全退出煤电使用，而不是等到原定的2038年的退煤时间。能源安全问题与对外战略相互关联，对于德国外交选择提出现实挑战。
其四，欧洲内部离心力继续上升。默克尔离任后，德国新政府难以在短期内填补欧洲的权力空白，达到默克尔在欧洲事务上的影响力，而且其仍需内顾分散不少精力来巩固内政地位，而欧盟成员国围绕财政、能源、移民等政策以及对美、对俄关系等问题仍旧分裂严重。作为欧洲主要国家，德国需要推动欧洲抑制离心力、加强内部团结，而这始终是欧洲难以完成的使命。
蓝皮书主编、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做介绍围绕中德关系，蓝皮书指出，中德双方克服疫情影响，通过多种合作渠道维护合作基本盘。
作为中德关系最稳定的“压舱石”，2021年中德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发展，商品贸易总额增至2453亿欧元，中国连续六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以1417亿欧元的进口总额和1036亿欧元的出口总额居德国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出口目的地的重要地位。4月28日，中德在线举行了第六轮政府磋商。政府磋商机制是德国与为数不多有着特殊意义的国家建立的重要政治合作机制，从顶层规划、务实合作等方面不断增进双边政治互信。在第六轮政府磋商中，双方强调了全方位战略伙伴和合作共赢的主基调，签署了气候变化、社会保障、卫生健康、食品安全等领域的双边合作文件，并表态共同推动中欧投资协定早日签署生效，不过，该协定于之后的5月20日遭到欧洲议会冻结审批程序。
6月7日，时任德国外长马斯在德国驻外使节会议上系统阐述德国亚洲政策之时继续释放合作信号，提出德国在气候保护、2030年议程、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改革问题上与中国合作，德国的《印太指导方针》并非意在遏制中国，而是通过推动与日本、印度、韩国、东盟等印太国家和地区组织的合作促进德国亚洲政策的多元化。在德国新政府上台之后，12月21日，习近平主席和朔尔茨总理首度通话，就双边关系、经贸关系、中欧关系及其他国际问题交换看法，充分彰显了中德双方在德国进入“后默克尔时代”后稳定深化双边关系的意图。
18日下午在同济大学举行了“‘时代转折’下德国在欧盟和世界的角色”学术研讨会蓝皮书指出，整体看，德国当前对华政策的调整呈现以下若干特征。
其一，强化投资和贸易防御机制。德新政府对于推动中欧投资协定态度较为消极，在外资安全审查、信息技术安全、政府公共采购、出口管制等方面不断完善保护主义色彩浓重的监管机制，或修改本国立法，或推动欧盟层面出台监管措施，事实上禁止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技术等关键技术企业的并购。
其二，突出民主价值观基础。新政府明确强调对华政策以价值观为基础，人权和国际法成为重要标尺。一方面，更多选择通过本国、欧盟、多边和联合国等各级平台在人权价值观等领域示强；另一方面，进一步将人权议题泛化，与供应链、基建、经贸、体育赛事等其他问题挂钩，甚至威胁实施限制措施。
其三，寻求欧洲采取统一的对华战略。2021年9月欧洲议会通过的《新欧中战略报告》明确了欧盟对华政策的支柱领域和原则立场，包括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建立伙伴关系、培养战略自主权和捍卫欧洲的利益和价值观等。德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强调对华政策是在欧盟框架下，充分贯彻了欧盟的相关主张，并具体计划在中德政府磋商中强化欧洲立场，酝酿以欧盟对华政策为基准制定全面对华战略，以便在对华制度竞争中更好地实现利益和价值观。在具体涉华事务中，德国也不断联手法国统筹和整合欧盟各国的立场，寻求与其他成员国乃至整个欧盟集体发声。
其四，寻求加强与美国的立场协调。随着美国自2017年以来推进印太战略，德国政府亦步亦趋出台《印太指导方针》，提前布局印太，亚洲政策、对华政策同步出现转向，并首次派遣护卫舰赴中国南海巡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德国对美协作和配合的意愿进一步上升，积极支持欧盟的欧美合作新议程，支持欧美在贸易与技术委员会等机制框架下以及在防务、气候等各政策领域协调对华立场，并多次在涉华立场文件中强调中国的制度对手定位，意图与美国加强对华政策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