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麦叶的熏笼精:孔子怎么成了“坐在河岸等待敌人漂浮尸体”的使徒?

伍麦叶的熏笼精:孔子怎么成了“坐在河岸等待敌人漂浮尸体”的使徒?
2024年04月01日 08:27 观察者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伍麦叶的熏笼精】

近年,中国取得的非凡成就吸引了中东人,让他们对中国越来越重视,渴望从中汲取经验和力量,于是,思想开明的文化精英们把掌握“龙”的文化与历史当作跟上时代脚步的一种努力。

然而,西方主流媒体与传统文化的双重影响,让他们形成了一套系统性的错误认知。

“铁血孔子”

一项典型的现象就是,阿拉伯世界的知识分子们对孔子很尊重,但孔子在那里恰恰遭到极度的歪曲。

新世纪以来,心态开放的阿拉伯作者当中有项时髦,就是偶尔在笔下引用孔子的格言,可是那些所谓的格言往往是以讹传讹。

阿联酋阿语报纸《海湾报》是一家对中国充满寄望的媒体,2023年3月,该报发表阿卜杜拉·塞纳维的文章《中国作为变化世界中的超级大国》,议论中东人一直在琢磨的现象:“几十年来,尽管它(中国)拥有大量的金钱和武器,但一直尽可能地否认自己是一家超级大国”(原文如此),非坚持说是发展中国家,那是为什么呢?

该文截图

作者给出的分析中有如此的观点:

“中国并不急于扮演什么强大角色,而是遵循其哲人孔子的教导,就像耐心地坐在河岸上等待敌人漂浮的尸体一样(处理国际形势)。”

很显然,该作者得知了一句误译,那句误译把“逝者”理解成“死去的人”,于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就变成了“死掉的人是如此之多啊,没日没夜地从眼前的水上漂过”。早就听说过类似的笑话,没想到并不是个段子!好家伙,蒙哥马利、蒙巴顿跟隆美尔、伦德施泰特四个绑一块儿,都不比这个版本的孔圣人更冷酷,这样的歪曲,对我们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啊!

这篇文章中这段文字的截图

那一句充满哲理的话是在文化传播中的哪一环出了问题,有待追究。本文要讨论的是,有一种普遍情况,中东人非常相信西方权威,一定通过西方人去了解中国,可是西方权威对中国的阐释充满了误解,中东人再根据自己的路数去把握西方理论,辗转之下,便能出现牛头不对马嘴的译本。

例如,他们十分信任基辛格以及《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的作者艾利森,以为他们两位道出了关于中国的不二真相。那两位美国学者则坚信西方“中央王国论”的一项信条,即,孔子教导,所有人都必须“知道你的位置”——服从等级秩序。对应的英文曰: “Know thy place.” 然而中东学者没理解西方高人们的意思,把该句翻译成了:“理解你的祖国。”

2017年,半岛阿语官网上了一篇《西方与中国之间会爆发文明冲突吗?》,夹叙夹议地介绍艾利森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就是如此展开二度解读:

“在中国人那里,‘个人观’一词意味着‘偏重社会胜于个人’。对他们来说,秩序是最高价值,而一致与和谐是由结构形成的,在结构中,社会成员服从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首要教义:了解你的祖国(vatanika)。”

接下来继续对中央王国论进行发挥:

“这一概念并不局限于用在当地社会上,还扩展到国际事务,因为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天然位置位于金字塔的顶尖,而其他人只是他们的附庸(原词为‘支流’)。文章的作者(即艾利森)声称,美国的观点与中国的思想是不同的。”

按半岛这篇文章的说法,孔子曾教导中国人,中国的本质在于它是全人类的金字塔尖,其他民族和国家都比中国地位低,都是中国的附庸国,甚至不过是中国的旁支末流,所以,对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懂得自己国家的那一本质。而两千多年来,一代代人中国人皆大欢喜,信受奉行,一直坚信到今天,还在国际上加以实践。这般自由发挥也太天马行空了吧。

另外,《阿拉伯新闻报》2016年的一篇文章《警惕自封的大师》批评了一个有趣现象,当地社会上活跃着很多自我包装的权威,那些人的毛病之一就是爱引用历史偶像的格言,甘地、孔子、爱因斯坦以及先知们都是他们的最爱。前几年我国恰好兴起了同样的风气,看起来是国际流行啊。很可能是如此的风气促使阿拉伯媒体上出现各种张冠李戴、甚至无中生有的孔子格言。就在《阿拉伯新闻报》上,2015年有一篇文章《伊斯兰是简明的,不要将其复杂化》反对极端主义,文中竟道是:“孔子说过:‘生活本来是简单的,但我们总是将其复杂化。’”

不过,难以置信的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阿语官网在2023年12月3日发表一篇述评,介绍《纽约时报》上托马斯·弗里德曼关于以色列与加沙问题的文章,其中竟道是:

“在开篇,他(弗里德曼)敦促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反思据说是出于孔子的名言:‘在踏上复仇之旅前,先挖好两座坟,一座为敌人,一座为自己。’”

从什么时候起,在国外媒体上,“不语怪力乱神”的孔老夫子变得这么铁血了?

“战略导弹孔子”

到目前为止,中东文化人尽管很尊敬孔子,但对他并不了解。媒体上只有五花八门的格言,但认真介绍的文章寥寥。说来也不奇怪,我们这里也一样很少有人真心关注阿拉伯历史上的重要思想家,大家的注意力都在西方世界。

中东学者已经意识到“西方中心主义”的症结,沙特《中东报》上,一位专栏作家就反复呼吁同道们关注中印等东方国家的思想与文化。2022年7月,半岛阿语官网发表了一篇试图全面介绍孔子及其思想与意义的长文,无疑是阿拉伯知识界拓展视野的一次努力。然而,那篇文章里几乎每一句的内容都是错的,而且错得特别离谱,暴露出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文化交流多么不到位。

该文标题为《儒教(直译则是孔子主义)——孔子的教义是如何战胜皇帝(指秦始皇)的压制,变为中国的骄傲之源》(以下简称艾文),作者为艾哈迈德·达都什,可惜没提供他的简历介绍。他在半岛发表系列文章,依次介绍各大宗教,包括佛教与道教,也介绍了其他一些古文明现象。无疑,他介绍孔子的文章是一次失败的努力,然而,其文中每一处错误都意味深长,极具代表性,值得仔细分析。

该文截图

首先,他对孔子的生平介绍便错得一塌糊涂(如“他的本名为孔夫子”)。不过,我们今天要分析的是作者如何理解孔夫子的身份与“性质”。艾文如此思考:

“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新哲学的创新者,而是古代道德传统的载体。”

“有些人不排除那种可能性,他是真主(原文确为‘安拉’)派遣给他人民的信使(一般翻译为使徒、使者)先知,特别是因为他说,天赋予他将其国家从痛苦中治愈的任务,他还表示,坚信天不会让他失望,唯一理解他的也只有天。”

“孔子的影响力在于指出了‘天’(原文就是天的拼音),它融汇在天空中,而《论语》一书中谈道,天是生命之源,同时断定天在观察着人类,并对人类进行判断,但当代研究人员坚持认为,不能以一神教(直译为‘经天启的信仰’)里关于神的概念去类比‘天’。它不是一位主动的神、强有力的造物主(haalig),而是像道教中的‘道’和印度教中的‘梵天’,也就是说,是存在于自然中的规律性原则,人们通过内省并与它相结合,发现应该如何生活,如何行动。”

文中这段内容的网页截图

很显然,作者无法理解陌生的思想体系,所以自然地按照他生长其中的宗教观来硬套儒家思想。他用了三个概念给孔子定性:载体、先知与使者(信使)。

首先,“先知”一词的原文为nabi’a。阿语中,也用该词称呼伊斯兰教的开创者默罕默德。中文将该词翻译成先知,让我们产生了误会,以为该词的含义是:

替人民大众发现真理的人,因为思想敏锐、眼光深刻,所以比芸芸众生更具前瞻性,是伟大的思想家。

根据新中国树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我们都懂得,释迦摩尼等各大宗教的创始人,都是智慧超群之辈,他们感受到时代的困难与不公,具有巨大的悲悯心,因而生发出新的信念,试图通过新的信念创造更好的社会。他们比我们普通人先一步看到人类面临的问题,因而我们称之为“先知”。毫无疑问,他们的思想是在继承前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是在人的脑子里形成的,是人创造的思想,是人类智力活动的结果。

然而nabi’a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它源出naba’a,该词作为动词意为“告知,通知”,作为名词意为“消息”,到了现代还演变出“新闻”、“报道”的意义。如,vekalet naba’a就是“通讯社”。因此nabi’a——先知一称与思考、觉悟无关,与人类的思想活动无关,与人探求真理的努力无关。那个词的意思就是“通知消息的人”,甚至可以理解成“消息”本身,即,nabi’a是人形的福音,是福音本福,每次有一位“先知”出现,就意味着上帝的福音本体出现了。

至于“使者”(英文译为Messinger),原词mursal,意思更加微妙。其原型词为irsal,意思为“发射,放出”,例如“发射战略导弹”的“发射”就可以用这个词。该词又延伸出多种意思,包括寄出、派遣等意思。同时,通过变形或者变音,还衍生出各种相关的词汇,形成一个词汇的组群。如risalatun,为“信件”、电子邮件的“邮件”,是个日常词。

mursal是irsal的被动名词,意思是“被发出的、被传送的”。卫星传播的“信号”一词乃是该词的阴性形式,mursalt;该词一旦发音为mursil,便是“派驻记者”。而mursal被赋予了一项重要含义——“使者”、“使徒”,那意味着,使者不是主动出发的,是被上帝发射出来的。他们并不单纯是替上帝传送神意的人,他们本身就是被发射出来的信号。

1956年好莱坞彩色大片《十诫》中的台词:“要聆听摩西说话,他是替上帝的意愿发声”

艾文将孔子定义为“信使先知”,是说他是上帝发射到人间的一枚战略导弹,也是快递给中国的一片移动硬盘,孔子被投放到中国之后,便口吐莲花,传达圣音,于是中国人民通过孔子知道了上帝给这个“帝国”单独打造的一套设定,从此虔心信奉,脑子里再进不了其他的信息。

按照这种设定,孔子本身就是上帝的消息体,他出现就意味着上帝的消息来了。他“述而不作”,但讲出的都是上帝想让他说的信息,没有一句是他思考得出的结论。因此,文中说,他是“古代思想道德的载体”。

载体的原词nagil,直译“运输工具”,由“运输”一词变音而成,有点近似大乘、小乘的“乘”。艾文的内在逻辑是,“古代思想道德”也并非中国先民在生产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成果,而是上帝早早就降下来的。大概是神意降得未免太早了一些,万能的主考虑到时光倥偬,怕没有把那套关于“中华帝国”的设定凿实在中国人的心里,中国人可能会迷途而不知返,所以在二十五个世纪前又发射了一枚移动硬盘,这才搞定了中国方面的局势。

话题回到当今的中东世界,当我们明白了那里竟是把孔子当做上帝发来的电子邮件,才能懂得达都什为什么会想象出秦始皇与孔子的一对一冲突。在达都什的理解里,秦始皇把中国从多个王国组成的联邦第一次变成了统一的帝国,于是,他按照一神教的思路,推出了那样一套逻辑:

上帝是为了证明它在中国的设定上是来真的,才又创造了另外一个工具——秦始皇,让他具体实现了孔子带给人间的“预言”。然而,秦始皇明明在实现上帝的意旨,却并不理解神意,反而压制孔子带给中国与世界的“真相”,但最终孔子的“智慧”和“哲学”胜利了,成了历代政府的政策基础和中国人的心灵基础。孔子的胜利,恰恰证明了上帝的意旨无论怎样都不可违;所以,孔子的胜利也是必然的;而上帝之所以设定出秦始皇,让他在不清楚神意的情况下完成神意,又诋毁神意,也是上帝有意彰显其意旨不可违。

在此,我们看到典型的一神教在咬定神意不放松时的闭环思路。

影片《十诫》中,埃及法老与摩西对峙

“大神孔子”

艾文的那般设定,肯定让中国读者非常生气,觉得是一种不敬。然而,实际上,伊斯兰世界目前就是如此定义孔子,而且绝无轻慢之心,相反,是给予他最高的尊敬和荣誉。

须知,亚伯拉罕三教的虔诚信徒绝对不能承认,孔子学说的关键部分是他思考的成果,他所继承的前代智慧,也是先人思想的结晶。原因在于,如此的观点违反了“上帝是万能的”、“上帝是唯一的造物主”、“真主至大”、“认主独一”的观念,即一神教的基石。我们都误以为“上帝是唯一的造物主”是指创世纪、诺亚方舟一类古早事件。实际上,那一信条非常绝对,其真实含义是,一切存在与将存在的,都只能是上帝的造物,包括人类的思想。所以,人类的任何观念,任何思想,任何行为,都是上帝制造的结果,也都是上帝意志的体现。

达都什生活在二十一世纪,无疑是个读书人,但却困在那一整套唯心主义思想里。他给同胞们如此解释儒教的来源:

“儒家与道教和中国的其他信仰同样,其存在的起源是模糊不清的;大多数深奥的亚洲宗教都给宇宙赋予一种精神的性质,而且那是一种自在的精神,也许无需依靠(造物主的)创造(即,没有经由上帝创世就存在了)。故而宇宙从最初的混沌中自我创造出来,然后通过两种相互矛盾的元素‘阴阳’的交混作用来调节其成分,于是它的演变过程会无限循环,直到今天我们也仍然在见证其影响。”

原文中的“halg”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它是动词halgan的词根。halgan作为动词是“创造,新创”之意,同时衍生出“上帝创造”、“上帝让谁出生或者让某物出现”的意思。由之变化出的haalig则为“造物主,上帝”。halg既是“创造”一词的词根,同时还寓意“万物”和“人类”、“本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对并列的词汇:haalig——作为造物主的上帝;halg——上帝的创造活动,以及经由上帝创造出来的万物,包括人类。这一对词汇可以说表明了一神教的一项要点,即,世界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二元制,由神与其所创之物形成。意味深长的是,由词根变化出的hulug,乃是“道德,品格,本质”,在阿语中是常用词,也就是说,人类的道德同样是上帝的手搓产品。

既然中国没有神话宣布,儒学与道教是上帝打了一个响指之后出现的,对达都什来说,那就是起源不清楚。但他接受了当代人文思想的熏陶,抱着开放与多元的态度,于是,他那么理解:

亚洲(在中东,该词往往就是指东亚,甚至就是指中国)的思想里不存在上帝创世的信念,而是存在阴阳学说,那么,中国人想必是认为,儒学与道教都是宇宙在阴阳变化(原文为tahlig,是halg的变体)里产生的。不管是上帝创造也好,阴阳变化也好,反正都是人类所不能理解也无法控制的神秘力量捣腾出来的。

这位热心知识的作者就是想不到,儒学与道教都是人类思想和实践的产物!

既然人类的思想与观念,人类的一切智慧,都不是人类动脑子想出来的,而是上帝创造的,他随便瞧中了哪个人,把某一条观念或者某一套观念塞到那个人的心里,那么,我们人类历史上的一切重要角色,就只能是载具,是被发射出来的信息包、被弹射出来的快讯小窗了。

因此,一神教的经典里反复出现的情节是,某一个时刻,某关键人物忽然就“知道”了某件重要的事,其不是通过观察和推理而发现实际情况,却是上帝嗖地就在他或她的心里灌入了那条消息,于是该人的心一下就亮了,掌握了某一条真相,还高声宣布出来。

一神教还有一项核心内容为,最重要的神学经典都不是人的作品,而是上帝通过某种形式降下的神谕,最典型便是四部《福音书》,据基督教的理论,那是天使一字一句口授给四位“使徒”的。

十六至十七世纪意大利巨匠卡拉瓦乔的《圣马太与天使》,表现一位天使从天而降,向使徒马太口授福音,而马太则将其书写下来

正是在如此的信仰里,伊斯兰教将亚当(阿丹)、亚伯拉罕(易卜拉欣)、摩西(穆萨)等关键人物均认定为mursal——使者,即上帝发射的福音。而默罕默德则是“使者们的尊长”,因为他本人也是安拉的使者(Almirsal),是最后一位“封印先知”。

如此的信条激发出许多极其尖锐的冲突。其中一项重大争论是,人类能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通过改良、革命与斗争,通过文明的进步,摆脱困难与不公,实现全体的解放,创造一个美好的、理想的社会?让我们中国人难以置信的是,对于亚伯拉罕三教的主流信徒来说,答案是“不能”。理由就是,上帝是唯一的造物主,只有他能够创造一切,所以,让人类脱离苦难,也只有它能完成。

千百年来,那项重大争论凝聚成一项宗教信仰的分歧,即,人类当中会不会出现救世主,带领大家逃脱苦难?由此衍生出的一项争论为,耶稣是不是救世主?如果耶稣是救世主,那么他是不是一个活生生、有血肉的人,是人类的一员?

法国的精品喜剧影片《岳父岳母真难当》便有一段相关情节:圣诞节时,传统法国白人女主角身为天主教徒,给外孙解释马槽里的小耶稣:“这是我们的救世主。”她的北非裔穆斯林律师女婿顿时慌了,趁岳母转身,赶紧告诉怀里的小宝贝:“外婆有一点说错啦,耶稣只是一位先知。”一旁,同样抱着娃的犹太投资家女婿立刻一脸同意,与连襟彼此会心点头。

《岳父岳母真难当》里法兰西正宗老八旗白人夫妇的一把子四根水葱似的女婿

在伊斯兰教内部存在着同样的争论,并且也是尖锐到极点。其教义强调“默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含义之一便是人世间不会出现救世主,唯有到了世界末日之时,真主会做出最终判决,引导虔信者升入天堂。亦即,只有真主能最终拯救人类。可是,什叶派却坚信,神派遣默罕默德传达神意,同时指定阿里具体实现那神意,所以,默罕默德由阿里与法蒂玛一脉传下的后代无比神圣,并非凡人,乃是由真主的光生成,负有引导信徒得救的使命,能够最终带领他们在地上进入和平与幸福的时代。这就意味着人类能够在人世间得救,而且救世主能够以人的形象出现。按照什叶派的信仰,目前,阿里与法蒂玛的后代、真正的“伊玛目”只是遁入了妙隐的状态,一旦真正的伊玛目重新出世,便会引领信徒在地上实现救赎。在逊尼派看来,如此的信条实属大逆不道,是可忍孰不可忍,比异教和无神论都更可恶。因此,什叶派与逊尼派势同水火,是源于在信仰上的根本分歧。

我一位特别开朗的老朋友与伊朗人做生意,忍不住问伊朗合作者:“什叶派和逊尼派究竟有什么不同啊?”对方斩钉截铁地回答:“比佛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区别还大!”老朋友转述给我们,大家顿时笑趴在桌面上。为了那些在我们看来非常虚幻的问题,一神教的不同教派曾经在历史上打得一塌糊涂,归根到底,是因为那些问题的实质并不虚幻。伊斯兰世界便不断有反抗者自命“马赫迪(救世者)”,率领民众进行大起义,统治者当然极端痛恨相关的教义。

有趣的是,达都什竟然以为,儒家思想也必然有类似救世主的观念,还把那一观念用到孔子身上:

“甚至一些人把他(孔子)几乎提升到神的行列,不少人更将其等同于天神。”

这个真没有……

一神教思维下的“历史必然性”

在亚伯拉罕三教传统里长大的人们,不管内部有多少分歧,当面对一个遥远的东方古国时,却反应很一致。从小耳濡目染的影响,让他们无法相信:

古老的中国文明及其每一项成就、中国革命的成功、新中国的腾飞,是人类努力的结果。

于是,西方人与中东人就在没意识到的情况下,按照从小熟悉的神学路数,去解释关于中国的一切。

例如,关于茶叶的发现过程,中东媒体上流行着一种说法,《中东报》2023年12月的一篇散文《茶叶之友》便提及:

“据信,这种芳香饮料起源于公元前2737年的中国(不知为什么比半岛的版本提前了十年)。据传说,一位中国皇帝坐在茶花树下,当他的仆人正在将饮用水煮沸时,风将树上的一些叶子吹入水中,而皇帝决定尝试他的仆人意外制作出来的饮料。”

这个说法其实表达的是,公元前2737年(半岛的版本是公元前2727年)的某一天,出现了一个神启的时刻,上帝让风把茶叶吹落到为皇帝煮的水里,并且让皇帝福至心灵地愿意去品尝,茶就此诞生了。——上帝说,要有茶,于是,世上就有了茶。

至于为什么非是在公元前2737年那一年上帝让风去吹茶树叶呢?为什么不是一万年前或者公元2024年?没原因。上帝就是那么神秘,或说“幽玄”(伊斯兰教的概念)。

将之与“神农遍尝百草”的传说对比,最鲜明地体现出一神教与中国文明的深刻鸿沟。在中国的神话传说里,女娲补天、后羿射日、仓颉造字……那些神话人物用创造活动改造世界、提升人类的生活品质,才被后世奉为神灵,人们纪念他们,是感激他们的贡献,也是为了自我激励。典型如妈祖信仰,宋朝时一位普通女性,因为在救援海难人员时不幸牺牲,便在后世获得那么高的地位。说起来,由女娲搞原始化学起头,中国传统的大神多数倒是领域专家、是劳模,更不要说各行各业的行业神——梨园供奉李隆基,那是因为他真懂音乐啊!大概,我们中国人是最大的行动派和实践派吧。

但是,在一神教里,一切的一切,都是神忽然降下来的。

不管我们觉得多么荒谬,阿拉伯世界的主流观念就是如此想象关于中国的一切。

2020年10月1日,中国的国庆节当天,半岛官网在首页推送了应节长文《中国奇迹——是这样地在七十年里实现了龙之预言》。然而,文章里根本没有介绍新中国筚路蓝缕的奋斗史,相反,用很大篇幅分析龙在新一阶段的目标为欧洲。那么“中国奇迹”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该文中称:

“在建国整整三十年之后,出现了领导人邓小平的‘预言’:‘国家需要半个世纪才能完成现代化进程以及对政治和经济的掌控。’”

句中的“预言”与标题中的“龙之预言”采用了同一个词,nubu’at。原词恰恰是从nabi’a演化而成,有两层含义:

“(真主传给圣人的)默示、启示;预言,预测,预兆。”

2023年3月,半岛的一篇《发展中“大国”中国》竟然出现了同样的说辞:

“……前领导人邓小平认为,其国家力量的要素之一在于‘隐藏自己的能力,静悄悄地矗立起来’,他还推出了一种有助于实现国家重大经济复兴的经济前景。他在1978年预言说,中国需要半个世纪才能完成现代化进程以及对政治和经济的掌控。”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生都在为中国的命运和人民的幸福探索真理,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目前的阿拉伯世界,竟被描绘成那样一种形象!

同样荒谬的是,在如此的“历史叙事”里,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不是靠着中国人民一百多年里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不是靠着建国后几代人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努力,改革开放也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是上帝到点儿派了一位特使说出神意,然后就依照神意,自动生成了中国的繁荣与富强!

那位阿语作者相信,既然邓公预言了五十年的期限,那么到了时间点,预言肯定就能实现。如此的唯心主义观点,公然出现在具有世界范围影响的权威阿语媒体上。

也是在2020年10月1日当天,半岛官网还发表了一位左派记者哈默德·布伊宁的文章《国家的崛起——是历史的宿命还是取决于“榜样中国”的自觉意志?》,题目中的“宿命”,原词为hatmiyat,有两个含义:

一为必然性,决定性;二为决定论,必然论;宿命论,定数论,神意论。

这位数次到过中国的记者努力试图让他的同胞明白,中国人民全凭清醒的意志与实干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才实现了民族的复兴,那一切都与神意无关。由此反而见出,目前,在中东,神意论盛行,人们就是相信,中国能有今天,完全是神意在起作用。

实际上,中东人包括文化精英在内,就是如此理解中国的近代史。2017年1月10日,半岛阿语官网发表了一篇纪念周恩来逝世四十一周年的文章《深沉夜色中怀念皓洁圆月》,倾力歌颂周总理一生的辉煌业绩,但在我们读来却是又感动又好笑。

该文截图

那篇文章很真诚,但几乎每一句都存在着错误,不过,真正成问题的是,作者如此介绍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

“在适当的时刻,历史的必要性浮现出来,将他变为一个三人组合中的第三人,而前定要由那一个三人组合改变中国的面貌。”

那三个人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所谓“前定”,原词为“gadar”(音译为“盖德尔”)。在伊斯兰教里,“前定”也是最关键的概念之一,按照信仰的要求,信徒必须相信“前定”。其大意是,一切都是真主早就安排好的,是无法更改的,人无法预知,更不可能加以根本性的改变。《古兰经》中即云:“我确依前定(gadar)而创造(halagaa)万物。”[原文音译:Inna(我确实) kulla(所有) shay’in(事物) halagaahu(将其创造) bi-gadar(凭前定)](54;49)

我们生活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不管是否信佛,总会接触到佛教的因果说,所以容易用“业力”去理解“前定”,误以为其意思是指:

由于前世的行为导致现世的结果。

例如我们会开玩笑:“我家猫上辈子拯救过一座城,所以这辈子吃了睡睡了吃光享福。”然而,前定恰恰否定因果律,其意思是:

一切都是真主早就设计好的,而真主的意志是绝对的,也是凡人无法领会的,那些安排之间并没有人能够明白的因果联系。

实际上,亚伯拉罕三教都拥有同样的信条,英语里的“destiny”(命运、注定、宿命)的含义就近似前定。

我们面对一神教里的“前定”,还容易产生一项误会,以为上帝的意志具有时间性,在时间当中,他先产生了某种意志,然后根据形势变化,再做出另一项新的决定,即他的决定有先后产生顺序,他会不断做出新的决定,并且,上帝不断变化的意志之间有因果关系。然而,一神教的正统观念里,神的决定没有时间性,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是从来就存在的,早就存在,并且一直存在。

因此,不要把前定理解成:

神一看欧洲人不大争气,眼看着要闹出一战来,就决定启动B计划,让中国那边发生辛亥革命吧!

非也,一神教信念的本意为,一切的一切,包括中国的一切,从中华帝国,孔子,秦始皇,到鸦片战争,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等等等等,都是上帝的意旨早就安排下的,基本上在上帝说要有光的那一刻,就都已经设定好了,随后,便是在神意指定的“适当的时刻”,一件一件地顺序出现而已。这,就是唯心主义指导下的所谓“历史的必然性”。

影片《十诫》当中,摩西高声宣布:“上帝会为我们完成战争。看他的全能的手!”然后劈开了红海——摩西只是上帝的工具,是上帝的意志借助摩西实现了劈开红海的神迹

在中东主流媒体上,作者们均非原教旨主义者,相反,他们都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其中一些人掌握了各种西方现代理论,他们也是真心地向往现代文明,希望中东能够步入现代化。但是,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着他们在一神教的思维里理解中国。

对比之下,我们不禁要感慨,中国革命,新文化运动,新中国的社会科学建设,引领我们走出了唯心主义的泥沼。同时,上述介绍也让我们明白,由于文化的“底层逻辑”存在本质性的差异,中东文化人很难读懂中国出版的文化书籍。他们更信赖西方精英关于中国的作品,不仅因为迷信西方,也因为那些书籍里弥漫着一神教的种种观念。我们恐怕很难改变中东人的思想,不过,掌握实际情况却是必要的,而我们对那一方面一向存在着盲点。

从中学时代起,我们所受的教育便持续批判唯心主义的毒害,然而,生活在新中国的唯物主义环境中,其实很难想象唯心主义究竟能怎样捁挃心灵。观察中东文化人对中国历史的误解,恰恰可以让我们形成生动的感受,让我们幡然醒悟先贤们奋斗与牺牲的可贵,他们赠与我们的绝不仅是物质享受的改善,还包括心灵的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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