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长寿化并存的大趋势下，不同世代的人共存在一个时间段将成为常态。多代社会的出现，使个人发展、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等面临着巨大挑战。
随着人类社会进步、科技发展水平提升、受教育程度提高，人们更注重自身价值的体现，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等多元价值取向逐渐为社会所包容，传统家庭的模式与功能发生剧烈改变。
在中国，人口负增长、人口红利消失、鼓励生育等话题从未淡出互联网舆论场，但在很多时候，针对这些问题的争论不是偏离重心，就是混淆概念，甚至夸大言辞、闻“人口”色变。
究竟该如何正确且客观认识中国人口问题？鼓励生育、人口红利……这些政策或热词背后的本质是什么？仅就人口谈人口、只通过人口途径解决人口问题，行得通吗？当下，人口机会转型已经出现，我们是否认真审视这场全球人口革命，并做好充分准备？
对此，观察者网邀请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的原新教授，围绕中国人口的现状与前景，作了一些解读。本文为下篇，上篇《人口问题的药方不在人口本身，而是做大经济蛋糕和分蛋糕》已刊发。
【口述/原新，整理/朱敏洁、廖一恒】
未来的人口机会已经转型，中国能否利用好？
观察者网：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网络上讨论很热闹的一个话题是人口红利，过去我们过于侧重人口数量、廉价劳动力，某种意义上这似乎并不是特别道德的，因为这是借助劳动力成本低下的剪刀差去获得经济增长。但随着老龄化少子化、人口负增长现象的出现，人们开始担忧过去经济发展中所谓的“人口红利”将不复存在，从未来发展来看，人口学家是怎么看待“人口红利”问题的？
原新：关于人口红利，我很欣慰的是我个人从2014年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至今，我的观点被大多数人采纳了。
以前有人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甚至还有人给出了人口红利消失的具体年份。
人口是很重要的资源，是劳动力资源的源泉，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因素。经济社会发展是靠人推动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为了人的发展。讨论人口红利，一定要分清楚两类概念，一个叫人口机会或称人口窗口（demographic window），另一个叫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
人口窗口或者说机会，是人口学概念，人口红利则是经济学概念。人口机会是人口发展或人口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条件。人口红利是由人口条件转化而来经济产出，如GDP 、国民收入、人均收入水平等等。人口机会不会自动的转变为人口红利，从人口机会窗口到人口红利，推动的中间力量是什么？就是适宜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发展政策，其中重中之重就是就业政策。打个比方，你30多岁博士毕业，但走向社会以后找不着工作，那只能说有条件没红利，因为你没有和生产工具结合，创造不了社会财富和价值。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谈到中印人口转型时，因为印度人口超过中国，所以看好印度的人口红利。我说你们可能错了，印度不是人口红利强，它只是人口机会比中国好。可以说印度未来四五十年的人口结构、人口数量的变化，很像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状况，换言之，印度具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采集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但能不能采集得到人口红利，这不是中国人的事儿，是印度人自己的事儿。
我一直坚决反对“人口红利消失”一说，提出“人口红利转型”。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快速增加，近乎无限供给，当时劳动力价格还便宜。中国通过开放引进外资、先进技术、“三来一补”工厂，建设世界加工场；对内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体制改革，劳动力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构建了一个以出口型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让这些不断增加的劳动力能尽量的充分就业，把人口机会转变成了人口红利。最终成果就是，形成近40年的GDP以每年9%左右的速度增长的“中国经济奇迹”。
资料图澎湃新闻 从今往后看，人口机会发生了转变，劳动力数量开始减少，但规模依然巨大；同时，更大的转变是高等教育人数在上升。
关键是我们健康条件的改善，根据2023年公布的健康数据，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等供给组织公认的衡量一个国家健康状况的五大指标：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我国位列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我们所有的健康指标都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改革开放40多年国民健康状况的巨大改善，给技能性、知识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载体。
在此基础上，我们看到中国的教育事业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飞速进步。2022年，大学毛入学率达到59.6%，快速跨过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现在进入普及教育阶段，目前累计的大学毕业生已达2.5亿人以上，占总人口的17.6%。
对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大学学历及以上人口不到700万人，占总人口的0.6%左右。短短40年，我们的高学历人群增长如此巨大，现在相当于平均每6个人中就有1个大学生。2019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招生人数超过1000万，2022年毕业人数超过1000万，中国进入大学高等教育招生和高等教育毕业“双千万”的时代。据估算，根据当前在校学生数量来说，至少能持续五六年以上；而根据适龄高等教育人口规模来算，还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目前超过10年，本世纪中叶将达到14-15年。
另一个重大变化是中等职业教育，我称之为进入“半千万”时代。现在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的学生将近600万，想象一下1500万以上的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人才，能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多大的后劲？！
综上所述，我们的人口质量在不断提升，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依然巨大，形成了人力资本逐渐雄厚加人力资源依然巨大的混合型人口机会。
但核心问题在于，能不能充分利用好这样的人口机会，并不是人口学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社会经济问题。
现在社会上出现教育、就业内卷等等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弱化。未来的人口机会已经转型，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变成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的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充分就业战略等一系列战略就是要保障充分就业，让既具备素质又具备数量的劳动力能够充分就业，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才能把新的人口机会变成新的人口红利。
观察者网：您前面有一个话讲得特别好：人口红利要靠社会整体发展，能不能转化为人口红利是要看我们有没有意愿和能力将人口机会转变成人口红利。这两年社会上的讨论似乎把“红利”这个词的意思模糊化。
原新：是的，这个词被过分滥用，“红利”有它本身的内涵。
关于鼓励生育，我有三点想法
观察者网：我们现在提到一些鼓励生育的政策，其实背后也是跟民生经济息息相关。从互联网的反应来看，尤其是对于正处在生育年龄阶段的人而言，很多政策像是产假、补贴等等，带来的效果非常有限，甚至有时反而造成民众的一些反感。不知您是否注意到这种情况，怎么看？
原新：其实，生育者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肯定要生育的，有没有支持政策都会生育；一类是肯定不生育的，有没有支持政策都不生；还有一类是在生育与不生育之间犹豫的人群，问题的关键应该去问那些正处于生育期，在想生和不想生之间犹豫的人，去问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支持才愿意生孩子。
资料图中新社 而第三类人是我们做工作的重点人群。特别是全面二孩政策以后，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生育政策，再到党的二十大提出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可以说在五个方面做了一些努力：
时间支持，延长了产假，设立陪产假和照护假；经济支持，个人税收减免和生育津贴；技术支持，对大龄孕产妇的产检、孕检，以及加快应用一些辅助生殖技术；服务支持，比如普惠制托育服务，在十四五规划里面，把每千人达到4.5个托位数写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硬指标；环境支持方面，深入建设友好型社会等等。
我们虽然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还是不够。一方面力度不够，另一方面还是没有真正了解年轻人的真实想法。
我自己的感受是文化观念的改变很大。最明显的特征是，从集体主义文化变成了个体主义文化。我现在看见七八十岁的人，我也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过去要生四五个孩子？很多人先是被问住，想了想再告诉我说：“人家都生，我也就跟着生”。
这种从众化的行为，实际上来源于集体主义文化。过去是孩子家庭中心，一家人甚至一大家族都围绕着孩子的生养育而运作，今天是自我中心，所有的生活是围绕着自我展开的，而现在的年轻人都追寻个性化，所以想生的、不想生的、想结婚的、不想结婚的，都可以存在，这个社会也很包容。
第二，生活方式的改变，或者说生存和发展方式的改变。过去低消费、低收入的计划经济阶段，两个人组成家庭、养育孩子，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孩子多也是家庭经济利益的体现，对于家庭是有利的。但现在的社会阶段，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女性的受教育条件、就业条件、职业声望和收入条件都变得越来越好，她完全可以不用依附于别人生活。如今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四个层级的高等教育，在校女性比例都超过50%了。
所以，说得通俗点，自己的教育条件、生存条件、生活条件、收入条件都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不用依附任何人，都能生存得很好，为什么还要依附他人、一天到晚为各种琐事操心？
再者，从生孩子的角度来说，我也问过一些年轻人，人家说生孩子是三辈子的麻烦：自己以及家庭的存在与发展是一代人；生育下一代，生了要负责养大，生养又是一代人；自己把孩子养大后，他们还要生下一代，又要负责隔代照料，又是一代人。自己、儿女、孙辈，这不就是三代的麻烦嘛。
资料图中新社 第四，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过去由家庭承担的一些基本功能和发展要素，如生育、养育、教育、经济、交往、养老等等，随着家庭人口减少、代际结构变化，延续这种功能的人口基础已经瓦解，于是才有了改革开放以后提出的社会化服务。
你想，家庭功能、生育功能、教育功能、养育功能、养老功能等等这些原本由家庭承担的功能，到现在，家庭结构慢慢支撑不了了，但这些功能不可能消失，所以就外化到社会化服务，这些服务是需要的。但就目前而言，社会化服务尚未完全能够替代过去的家庭发展功能，还存在较大差距。
再往前走，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人们曾经追求的东西和现在追求的也不一样，这些方面都在发挥综合性作用。
中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非常发达的经济体，各项公共政策仍有待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刚提出一两年，像西方发达国家、即便是一些北欧国家人均GDP10美元以上，家庭生育支持投入已占GDP的3%左右了，也只能维持1.5-1.6的低生育率。而相比它们，我们现在的投入微乎其微。
所以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问道与当下正处在生育期的年轻人，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政策加持下才愿意生育。
此外，对于政策本身的解读，有人认为三孩政策基本没有成效，这毫不奇怪，因为全社会愿意生第三个孩子的人本来就很少。
当然，要知道提振生育率的道路漫长而曲折，这是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的，我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政策准备、经济准备。
观察者网：就这点而言，我们是不是首先应该关注“从零到一”的突破？
原新：确实。不过，我可以再给你另一个数字。
人口学中还有一个概念叫孩次递进比（parity progression ratio），其意思是如果把妇女的生育视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时间，从妇女出生、结婚到第1孩次生育、第2孩次生育……的递进过程来观察妇女的生育水平。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结果，生第1个孩子的递进比为88%，生了第1个孩子再生第2个孩子的递进比是45%，生了第2个孩子再生第3个及以上孩子的递进比为5%。
也就是说，平均100位妇女中有88人生了第一胎，约40人生育了第二胎，只有不到2人生育了第三胎及以上。所以，我一直强调一孩、二孩是中国保持出生人口规模上升的基本盘，把一孩和二孩生育抓好才是提振生育率水平的牛鼻子。
中国分年龄段的生育率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观察者网：对的，谈论人口问题，不能忽略背后的社会发展过程，两者之间必须是相互匹配的。
原新：对，我对鼓励生育的态度比较综合性。从宏观战略上，我提出三条想法。
第一，以增进民生福利的事业去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不能因为生了孩子影响民生改善，这肯定是事与愿违的。
第二，要用整体性思维来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生育是家庭、社会、政府共同关注的重大事项，它需要全社会的参与。但现在我们社会上有时会形成一种观念，仿佛一提生育，就去找卫健委；一说养老，就找民政部。单靠某个部门或某几个部门去振兴中国的生育率，去做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那是难以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
生育这件事和卫健委、和教育部门当然关系密切，但财政、住建、文旅、发改委等哪个与之没有关系呢？所以，我一直强调，这是全社会的系统性工程。
第三，要用社会公共政策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社会公共政策的组成部分，既然如此，就应该是公平的、公正的，同时必须尽快落实国家层面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现在很多基层搞创新自下而上，鼓励基层创新，这固然很重要；但是，国家自上而下的指导和规范也是很重要的。中国是个大国，区域差异性很大，地方创造的做法的普及型和通用性往往受到挑战。所以，一定要上升到社会公共政策的高度。
户籍制度改革，能否缓解人口问题？
观察者网：如果说您上面提到的若干条建议是宏观层面，那么想问一个比较短期的问题，也是最近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户籍制度改革问题。其实，大家无论是讨论人口还是户籍，背后都跟大家最关心的社保或养老金问题密切相关。如果考虑人口存量、且短期内无法解决更大的人口增量的背景，那么可能需要一个更加有效的调节机制，比如由于中国人口分布和出生率所呈现出的地域特点，是否通过人口流动的角度来解决和人口联动的制度性问题，比如养老金等，而想要人口更加自由的流动，那么就涉及户籍制度改革，您从人口学的角度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原新：首先，中国的户籍制度正在一步一步往前推进，这是事实。现在中小城市、甚至一些大城市基本放开落户，仍有限制的主要是超大城市。户籍制度本身在开放，而且开放力度不断增加，但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深化改革。
第二，中国的户籍制度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它承载着城乡二元的福利制度。这里需要落实的就是我们呼吁很多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那么，在户籍制度没有完全改革到位的情况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有没有均等化的可能？比如，作为流动人口到了上海，已经在上海定居工作10年，孩子上学能不能享受上海的待遇？各项福利、住院、医疗等社会保障能否享受当地待遇，这是问题的关键。
资料图 为什么超大城市仍有限制，那是因为城市太大了。那么反过来，中小城市、大城市放开落户了，尤其是小城市，为什么落户的人很少？原因很简单，农村的土地福利还在，免费的宅基地、自留地还在，那是根所在。如果今后土地流转等制度改革不到位，那么户籍制度改革也很难到位。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一点。
现在中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程度约为66.2%，但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水平约在50%上下，二者的差距就是流动人口人动户不动或者人动户难动所造成的。再过三五年左右，可能会有10亿以上常住人口在城市，农村人口降到4亿以下，所以中国城镇化还在不断推进，我们的城市化目标是到2030年达到70%。
所以，土地制度的改革、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是和户籍制度改革连在一块的。仅谈户籍制度改革，而忽略了土地制度改革、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那是行不通的。
观察者网：是的，不久前二十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社会上对于户籍制度也有了进一步的期待。
原新：中央已经提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的现代化”，“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都是关注得重点。
我自己的总体感觉是，关于教育内卷、房价、生育等等议题，媒体还是应该公正、公平、科学的报道，尽量减少一些过于情绪化的东西。比如离婚、生育，现在要让我用数据来判断的话，中国年轻人结婚的还是比离婚的多的多，结婚的远远多于不婚的，结婚以后生孩子还是远远多于不生的，结婚以后幸福的家庭也远远多于不幸的家庭。
但为什么网上负面的东西会这么多？这可能是有抓眼球的东西在里面，这些内容更容易受到关注、传播，而传播的结果就是放大焦虑。
所以，我觉得我们既不必用放大镜、也不要用显微镜去观察这个社会，就用正常的眼光来看待就行。有偏差是很正常的，但不能有偏见，更不能别有用心。当然，这些在自媒体时代很难控制，所以我们要不断呼吁。
观察者网：确实，就像您今天罗列了很多具体数据，比较全面地让大家认识到一些社会发展规律性的东西，但在互联网传播中总是无法避免一些断章取义或是春秋笔法等等，就像如今网络上非常对立的性别问题等也是如此。
原新：关于性别平等，联合国的提法是男女平等不等于性别平等，因为我们还要尊重男女性别之间的一些差异。此外，从性别平等本身来说，还包括社会性别的平等和其他性别的平等。
我自己也总结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将性别平等分为社会性别平等和家庭性别平等，同时按平等程度划分了三种类型。
我个人认为，社会性别不平等，家庭性别也不平等的环境，想要提振生育率是很难的，因为那还是一个男权社会，女性很少有家庭决策的权利。
而性别平等的改造过程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从社会性别不平等、家庭性别不平等，到社会性别平等、家庭性别不平等，最后达到家庭、社会性别都平等。
在第二类情况下，社会性别平等做得很好、但家庭性别平等做得不好，要提振生育率也是比较困难的，这样的环境维持男主外，女性主外提升但主内依然存在的情形，女性生活和工作的责任和任务是加重了。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在外面男性和女性的地位平等，但在家里还是男人说了算，所有家务还是女人承担，那你想，在外面工作挣钱我们都平等了，在家里还有高低，哪个女的愿意生孩子？
如果社会性别平等和家庭性别平等都做得很好，那么提振生育率是有空间的，这也是北欧很多国家的经验，男女既能公平的分担社会责任，也能同时承担家庭责任。只有在外面就业、薪资平等了，在家里共同承担家务、抚养孩子也平等了，提振生育率才有希望。
观察者网：提振生育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不仅是社会，也体现在个人、家庭层面，靠单方面是很难完成这个目标的。另外，您前面说的一句话也特别重要，关于老龄化问题，首先得把这些老龄人口看作是一个人，要从人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它首先关乎到个人，然后是家庭，是社会，这跟生育其实也是一样的。
原新：对老年人要有正确的判断。他们首先是社会资源、社会财富，别把他们当成包袱。
比如，60-69岁的低龄老人，93%以上都是健康的，将来落实自愿、弹性、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不就是延迟这批人吗？所以要看到这个群体内部的差异性，而差异性本身就蕴蕴含了机会和挑战。
观察者网：谈人口问题、生育问题，其实整个社会的观念也要有所改变，不断提升认知，这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