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燕婷】
从2023年10月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以来，加沙战争已延烧一年。
在这一年内，巴勒斯坦经济严重倒退。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23年11月报告，战斗才刚开始一个月，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贫困人口就已增加近20%，并且分别减少了61%和24%的就业机会，“人类发展”指标也出现11至16年的倒退。当时UNDP就已示警，如果战斗持续到第二个月，贫困人口总数将增加34%（50万人），巴勒斯坦经济则将遭受19年的发展倒退。
不幸的是，战争并没有停下来，巴勒斯坦的苦难也持续加重。
西岸经济主要受到以色列三大政策冲击。第一，在10月闪击发生不久后，西岸的15万巴勒斯坦劳工便被禁止进入以色列工作；第二，以色列也在西岸发起军事扫荡与宵禁，加上以方定居者的暴力袭击，部分巴勒斯坦人因此无法正常工作；第三，以色列财政部扣留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税收，后者因此无法支付部分公务员薪资。根据国际劳工组织12月数据，光是战争前两个月，西岸就失去了32%的就业机会，即27.6万个工作岗位。
8月22日，在约旦河西岸北部的图勒凯尔姆，以军车辆停在路上。新华社发（艾曼·诺巴尼摄）加沙则被悲惨的人道浩劫席卷。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数据，早在战争爆发前，加沙的贫困状况就已相当严重：在这片进出皆受管制的“露天监狱”中，大约61%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以下；2023年战争爆发后，情况更是每况愈下：2024年2月的世界银行报告揭露，加沙GDP已暴跌80%以上，从第三季度的6.7亿美元降至第四季度的9,000万美元，“几乎每个加沙居民都将生活在贫困中”。
今年5月的联合国报告也示警，加沙的生产基础已被破坏，各部门损失超过90%，2024年的加沙GDP则可能下降51%，且加沙至少有37万套住房遭到破坏，其中7.9万套完全被毁，就算以每年992套的速度重建，也要到2040年才能完成，且整体重建费用约在400亿到500亿美元间，破坏规模是二战以来首见。然而浩劫仍在继续：2024年6月，国际劳工组织表示加沙失业率已达80%；8月，巴勒斯坦主要银行协会表示，加沙各地的银行都已停止运营，现金危机正在蔓延。
整体来说，战争不仅重创加沙，也波及西岸。反观作为战争另一方的以色列，虽也承受相关成本，却没有太受经济情况掣肘，背后原因除了丰厚的外汇存底，也与以色列特殊的对外关系有关。
战争如何冲击以色列经济
首先观察以色列的战时经济表现。毫无疑问，这场历时一年的战争，是以色列近年的最大经济挑战。
根据以色列2024年2月官方数据，该国的2023年第四季度GDP萎缩将近20%，远大于各界原本预估的10%，下跌幅度主要来自私部门的消费萎缩（26.9%），以及固定投资的大幅下降（68%）。与此同时，进出口也分别下降了42%、18.3%，虽说政府支出因为战争增加88.1%，可以抵消部分前述损失，但2023年的以色列GDP成长最后只剩2%，低于2022年的6.5%。
可以发现，战争确实削弱以色列经济，原因也不难想像：各行各业都受两大因素掣肘，一是投资减少，二是劳动市场混乱，作为以色列经济引擎的高科技产业尤其明显。
3月27日，以色列安全人员在以色列北部城市谢莫纳检查一处遭火箭弹袭击的建筑。新华社发（阿亚尔·马戈林摄/基尼图片社）
首先是投资减少。根据以色列创新局（IIA）2024年4月发布的年度报告，以色列经济在过去20年受到高科技产业的大力牵引：1995年，高科技产业贡献了当年GDP的6.2%；2023年则来到20%，且占出口总额的53%（735亿美元）。报告特别指出，高科技产业在以色列经济的角色，就像石油与天然气之于俄罗斯。但即便如此，以色列政府的研发投资比例还是低于美国、英国、韩国等其他全球科技大国，虽说以色列的研发支出在GDP占比位居世界第一（6%），但这背后的主要推手还是私部门与外国资本投资，例如以色列高科技新创业，就有高达80%的创投来自外国资金。
如此一来，战争的影响便难以避免。以色列智库RISE Israel的4月报告便揭露，2023年第四季度流向以色列科技业的投资总额为17亿美元，2024年第一季度的数据则为16亿美元，与 10月7日战争爆发前的两个季度相比，投资额下降了31%，与2022年最后一季度和2023年第一季度相比，也下降34%。在战争爆发后6个月，活跃在以色列的外国投资实体数比前6个月减少了23%，本地活跃的投资实体数下降幅度更大，达到了30%。
再来是剩余投资很大程度流向了本土科技巨头，而非大小企业雨露均霑。以2024年第一季度为例，16亿美元中约有50%流向六家公司，每家公司都吸引到1亿美元以上的投资额，如果没有他们，第一季度的投资额将仅剩8.64亿美元。RISE Israel的报告同时指出，进行战时融资的以色列科技公司中，有20%无法吸引到本土或外国创投基金参与，只能依赖私人投资者、科技孵化器和其他公司给予支持。
以色列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在以色列中部里雄莱锡安市的停车场，向排队民众分发食物袋。法新社
再来是劳动市场混乱。如前所述，10月闪击发生后，西岸的15万名巴勒斯坦劳工便被禁止进入以色列工作，此外也有不少外籍移工选择离开，农业、建筑等领域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对此以色列政府虽积极要从印度、斯里兰卡等国招募移工，却还是无法迅速填补缺口。
更重要的是，战争开始后，以色列便迅速动员36万名预备役军人参战，这是1973年赎罪日战争以来的最大规模动员，当然也会影响国内经济运作。根据IIA报告数据，2023年的以国高科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成长2.6%，达39.6万人，几乎占全国劳动力的12%，但2024年进行调查时，却有科技公司表示“受战争影响，必须减少招聘”，可想而知后续项目的推进也受到影响。
整体来说，因为筹集资金发生困难、员工改穿军装奔赴战场，以色列的科技业被迫经历困顿，新创公司的处境尤其艰难。当然早在战争爆发前，以色列科技业便已出现衰退，其原因主要来自全球经济放缓，但战争的爆发无疑是在这个趋势上，再给了一记当头棒喝。
而科技业的挫折，基本上也是以色列其他产业的缩影。根据Kan-Tor & Acco的2024年1月数据，因为禁止西岸巴勒斯坦工人入境，以色列建筑业面临了前所未有的缺工危机，即便政府已从印度、斯里兰卡招募工人，但截至调查时，新募工人尚未正式部署，以色列的劳动赤字高达14万人，营运工地的生产力仅剩30%，全国有将近50%的工地被迫关闭。
2024年9月2日，以色列国内爆发抗议活动，并伴随罢工，乘客在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等候航班。法新社
农业也同样受到影响。缺工问题自不待言，战争爆发后，不仅西岸巴勒斯坦劳工无法入境，长期支撑以色列农业的大量泰国、尼泊尔、坦尚尼亚移工，同样因为战火被迫离去，加沙周遭、以色列黎巴嫩边境的农业带，则因为不定期的炮弹波及，而被迫大量减产。例如加沙周边的各个基布兹（Kibbutz，传统上是指以色列的集体农场社区），其农作物产量便占以色列全国的25%，某些农产的权重甚至更大：60%的马铃薯、57%的大麦、47%的番茄和38%的卷心菜。当然由于农业整体产值仅占以色列GDP的2%，所以这些损失还不至于动摇经济，以色列也能通过其他方式进口粮食与蔬果，不会因此粮食短缺，但前述冲击还是会导致国内食品价格短暂上涨，以及以愤怒农民要求政府编列预算进行纾困。
情况类似的还有旅游业：其虽然不在以色列经济扮演关键角色，但相关群体的损失相当严重，政府同样要挤出预算进行纾困。根据以色列酒店协会（IHA）2024年7月数据，2024年上半的游客过夜住宿量约为96.9万人次，年减81%，与2019年同期（COVID-19之前）相比下降84%，以色列约有10%酒店面临倒闭，还有大量酒店处于财务崩溃边缘，其中耶路撒冷、拿撒勒和特拉维夫等旅游业盛行的地区尤其明显。以色列观光局同样表示，2024年1月至6月约有50万名游客访问以色列，但去年同期约有200万人次。
整体来说，以色列各行各业都受战争影响。根据商业资讯公司CofaceBDI数据，截至2024年7月，以色列已有46,000家企业因为战争被迫关闭，如果战争持续到年底，倒闭的企业数可能突破6万。
为什么以色列撑得住
但即便如此，以色列经济距离崩溃还有很长距离，且经济压力在中短期内，也很难成为以色列政府结束战争的关键，原因有二：以色列丰厚的外汇存底，以及特殊的对外关系。
战争当然造成以色列的经济损失，也让预算压力上升不少。根据以色列央行2023年11月数据，战争才刚开始一个月，以色列每周的经济成本就高达6亿美元，约占每周GDP的6%。其中包括教育机构完全关闭导致工人缺勤和生产力下降的成本（3.25亿美元）、受战争影响地区14.4万疏散居民的缺勤成本（1.54亿美元）、动员36万名预备役军人的相关费用（1.3亿美元）。
显然，这一统计还未列入巴勒斯坦工人、外籍移工缺勤所造成的损失，也未反映战争期间需求和消费下降对于劳动市场和经济造成的整体损害。不过央行也同时预测，如果战争持续到2025年，以色列的战争花费将超过530亿美元，这是基于税收减少的背景下，国防和其他支出持续增加所进行的估算。
基本上从持续的时间与强度来看，以色列已经多年未有这么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前次2014年针对加沙的“保护边缘行动”（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虽只持续一个月，却已让以色列损失19.6 亿美元，这当中还不包括预备役军人工资或各种军备的费用，且当时的以色列政府还为此从国防部以外的各部削减5.59亿美元的预算，来使财政恢复正常。可想而知，与2014年相较，这次的战争负担非比寻常，不过以色列也不是毫无应对办法。
去年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央行在公开市场出售至多价值300亿美元的外汇，以维持以色列货币谢克尔的稳定。由于冲突爆发，谢克尔兑美元汇率一度跌至近八年低点。
首先就是丰厚的外汇存底。根据以色列央行数据，过去20年间以国的外汇存底成长不少，从2005年的270亿美元上升到了2023年的2046亿美元。在这一基础上同时观察2023年其他数据：预估外债为1596亿美元、外债占GDP比率为31.1%、外债占出口比率为91.5%、债负比率为11.2%、外汇存底支付进口能力为18.6个月。
虽说2024年尚未结束，但以色列央行已经预测2024年、2025年的外汇存底及相关数据：外汇存底分别为2161亿美元、2291亿美元，外债分别为1641亿美元及1674亿美元，外债占GDP比率分别为29.9%及28%，外债占出口比率分别为89.3%及85.5%，债负比率分别为10.9%及10.6%，外汇存底支付进口能力皆为18.7个月。整体来说，如果事实与前述数据差异不大，那么以色列的外汇存底还是高于外债金额，外部流动性尚佳。
且外汇存底还有一个重要功能：这些资产不仅为国家带来投资回报，也让央行有能力在外汇市场上捍卫本国货币。例如2023年底，由于以色列央行迅速出售外汇支撑新谢克尔（New Israeli Shekel，NIS），汇率的贬值趋势已有所缓解。不过近几个月来，以色列的通胀率有所提升，最新数据显示以国的年通胀率为3.2%，已经超出1%-3%的目标区间，为此以色列央行副行长也在8月表示，自己怀疑年底前是否还具备货币宽松的条件。这一变数恐怕有待观察。
另外以色列也积极发售债券，基本上这就是以国一直以来的战争传统：1967年六日战争期间，以色列债券的销售额超过2.5亿美元；1973年赎罪日战争期间，销售额超过5亿美元；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以色列遭伊拉克发射导弹，销售额又超过10亿美元。
这次当然也上演了类似场景。一直到2024年5月，以色列政府已经出售价值180亿美元的债券，这些购买者如果不是本国与海外的爱国人士与资本，基本上就是欧美各国，这里便会牵引出以色列经济之所以屹立不倒的关键：特殊的对外关系，尤其是跟美国。
2024年8月19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特拉维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X@IsraeliPM图片以债券为例，从1951年开始，以色列发展公司（DCI）就在美国市场发行债券，并以美元计价。长期以来，这些用于支持预算的债务工具，在以色列外债中固定占比12%-15%，由此成为国家信贷和硬通货的重要来源。2023年10月7日以来，DCI更是大幅扩大以色列债券的销售规模，并与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ALEC）达成合作，后者因此大力动员官员与相关部门推广以色列债券，效果当然也相当惊人：根据英国《卫报》2023年11月报道，光是战争的第一个月，美国各州就已购买3亿美元的以色列债券，以此向以方提供财政支持。6个月后，这个金额来到了17亿美元，之后当然继续增加。
但美国对以色列的债券采购，仅是美以特殊关系的一环，其他场域如军事援助，美国的角色同样吃重。从奥巴马（Barack Obama）时期开始，美国每年对外军事融资计画中，就有33亿美元固定拨向以色列，涵盖了后者15%的国防开支，同时还额外提供500万美元用于导弹防御。2024年4月美国通过“2024年国安紧急补充拨款法案”后，再向以色列提供130亿美元的新预算授权，其中有60亿美元流向以色列国防部：40亿美元用于补充铁穹、大卫投石索等防御系统，12亿美元用于采购铁梁，8亿美元则供陆军采购弹药。
可以这么说，面对这场等于屠杀的战争，美国为了以色列实在鞠躬尽瘁：不仅大力采购债券、提供军援，甚至还在媒体与政治场域，一路为以色列保驾护航。
当然，欧盟也没有“袖手旁观”。除了同样采购债券外，欧盟对以色列的最大支持，就是没有中断商品与服务交流，这点就与应对俄乌战争有很大的不同：作为以色列最大贸易伙伴，欧盟各国即便涌现同情巴勒斯坦的校园学潮，其政府还是没有对以进行经济制裁。当然随著加沙伤亡攀升、舆论批评增加，有极少数欧洲国家开始了对以色列的军火禁运，例如英国工党政府就在9月宣布停止对以运送30项军事装备，但英国对以军售项目多达350项，这类做法只能说是“走个过场”。
而作为以色列第五大贸易伙伴的土耳其，虽从4月开始对以色列实施54种不同商品的出口限制，并且在5月停止了与以色列的所有进出口贸易，但这一政策还提供3个月的缓冲期，同时允许企业通过第三国履行现有订单，不会立即产生严重冲击，并且因为土以在水泥与汽车产业的深厚联系，外界也预估两国可能会循“第三国转运”方式，继续重要商品的隐形贸易，以色列经济也不至于因此伤筋动骨。
2023年10月28日，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冲突持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堡声援加沙巴勒斯坦人的集会上发表讲话。Reuters
综上所述，战争确实冲击以色列经济，但因以国本身家底殷实、而且“不是俄罗斯”，所以经济问题暂时不会成为以色列的停战考量，除非美欧未来改变既有政策，否则以色列短期之内都将继续这场屠杀，不因经济损失而却步。
当然，“撑得住”与“体质健全”还是两件事，战争成本的持续增长，必然会让以色列财政产生某种畸形。在2024年7月的预测中，以色列央行就将2024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从今年稍早的2.8%下调至1.5%，且因加沙战事毫无平息迹象，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又不断加剧，以色列央行也将时至2025年的战争成本上调到670亿美元、而非一开始的530亿美元。
而以色列不断恶化的财政状况也促使大型信用评级机构下调了该国评级，例如惠誉就在8月将以色列的信用评分从A+下调至A，理由是军费支出增加导致财政赤字扩大，至2024年已占GDP的7.8%，高于前一年的4.1%。以上种种意味著，以色列将面临更多预算分配的艰难选择，例如牺牲社会福利、教育等领域的支出，或是承担更多债务。
另外某些经济损失也可能产生深远影响：2024年4月，三星电子旗下创投部门 Samsung Next宣布，由于以色列商业状况不断恶化，该公司将关闭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办公室、转往海外，而过去十年间，Samsung Next在作为区域科技中心的特拉维夫扎根，已投资了70多家公司和以色列新创企业；7月，由于胡塞武装从2023年10月起持续袭击红海水道，导致部分航线运量骤减，例如埃拉特港（Port of Eilat）就在挣扎8个月后宣布破产。这些成本都有待以色列的未来处理与吸收。
整体来说，以色列作为屠夫，在化加沙为废墟上实在毫不手软，但也正如刀刃劈砍必遭损耗，以色列也难免因为大开杀戒而浑身浴血，留下伤痕。但比现实更现实的是，这些伤痕虽会痛痒，却还是难阻屠夫大开杀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