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全球最贵领导人再加薪64%！新加坡“高官高薪”再创新高

提到新加坡政治，人们最常想起的标签可能就是所谓的“高薪养廉”，或曰“高薪引才”。

多年来，新加坡政府以廉洁高效著称，其高级官员薪酬制度与市场挂钩，有观点认为，这既能充分吸引人才投身政府，也对防范腐败起到一定作用。

《联合早报》9月8日报道，新加坡冻结15年的政务官薪酬迎来大幅调整，总理黄循财的年薪将上调约64%，达到360万新元（约合1900万元人民币，1新元约合人民币5.3元）。

早在此番加薪之前，黄循财已被公认是全球薪水最高的国家领导人，没有之一。

黄循财求“谅解”：为了“高薪引才”

据报道，新加坡政府接受了独立薪酬检讨委员会的建议，将MR4级部长（初级部长）的年薪参照基准由110万新元上调到了180万新元，总理年薪为这一基准的两倍。目前，新加坡16名内阁部长中有10人处于MR4等级。

180万新元的部长年薪，怎么确定的？

新加坡延续了2012年薪酬改革的框架，MR4级部长薪金参照基准，以收入最高的1000名新加坡公民年薪中位数为基础，再扣除40%，以体现“公共服务精神”。

在任的部长此次只会获得一次性、最高9％的加薪，实际幅度取决于个人表现，以及上一次调薪的时间。

黄循财8日在国会强调，180万新元并非所有部长最终都要达到的薪金水平。在最高9％的一次性加薪后，现任部长薪金仍会按个人表现和职责调整。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时，预计多数仍处于MR4级的部长，薪金约为135万新元。扩大后的MR4薪金范围介于135万新元至225万新元。

根据框架，总理的薪水直接等于MR4级部长薪金参照基准的两倍。当基准从每年110万新元调高至180万新元时，黄循财所获得的加薪增幅是140万新元。

这轮政治薪金调整将于10月15日生效。新加坡政府预计，每年将增加约1160万新元的开支。

新加坡高级官员的基准年薪。

图源：《联合早报》

在讲话中，黄循财恳请人们的“谅解和支持”。

黄循财承认，“政治职位薪金是一个棘手且容易引发情绪的课题。这笔数目高于大多数国民的收入。因此，我能理解为何国人会密切关注，以及为何许多人对此反应强烈。”

他表示，调整薪金的目的是让他和未来的总理，更有机会说服来自公共服务、私人领域和社会各界的优秀新加坡人挺身而出，组成一流团队，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这不关乎今日的人民行动党政府。我们无法预测未来的政治景观，但无论哪个政党掌舵、执政，新加坡都需要强而有效的政治领导人为民服务，带领国家前进。”黄循财说。

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随后也发表声明，从“揽才”的角度解释说，为何政治薪金不能长期停留在原有水平。

“一些本地大型企业的总裁年薪可达六七百万元，甚至更高。我们不会、也不应该尝试向市场薪金看齐，但也不能忽视这些人投身政治所须承担的机会成本。”

陈振声强调，金钱不该成为一个人从政的主要动力；若真是如此，这个人也不会是合适的人选。

黄循财宣布：捐出5年全部加薪

令外界瞩目的是，黄循财当天还宣布：未来五年只要继续担任总理，就会把这次加薪所得全数捐给公益事业。

黄循财说，捐出加薪是他个人的决定，并不期望其他政务官仿效。自己一般不赞成公开张扬慈善捐款。不过，政治薪金框架虽由内阁集体决定，但作为总理，他对这项决定负有最终责任，因此有必要让新加坡人知道他会如何处理这次加薪。

黄循财 资料图。

图源：《联合早报》

过去也有新加坡总理捐出政治薪金调整所得。

2007年政治薪金调高时，时任总理李显龙就曾承诺，把接下来五年的加薪所得捐给公益事业。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称，即便在加薪生效之前，黄循财仍是迄今为止全球薪酬最高的国家领导人。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年薪为40万美元，英国首相伯纳姆的年薪为23万美元，均远远低于黄循财的薪酬水平。

不过，新加坡依旧维持“裸薪制”，不另设隐藏津贴或福利。以美国作对比，特朗普几乎所有的公务花销都由纳税人承担，包括免费入住白宫、免费使用专机等。

BBC称，长期以来，新加坡部长的高薪话题，一直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遭受批评的焦点。此次加薪之际，新加坡民众正对就业保障问题和生活成本上涨焦虑不已，许多民众因此深感不满，指责加薪“不合时宜”。

根据政府数据，新加坡上一季度的裁员人数创下五年多来的最高水平。

对“高薪引才”说法的支持率，不足一成

《联合早报》发起的“你怎么看部长薪金调整？”网上调查结果显示，近七成该报读者最关注的并非加薪幅度，而是薪酬提高后，部长的表现是否会有更明确的衡量标准。

认为“须调整以吸引不同领域贤才加入政府”的，占9.32%。

至于“15年没调整，是时候做出调整”，则得票最少，仅有1.83%，足见民众的怀疑情绪之深。

接受《联合早报》采访的企业高层和人力资源专家认为，收入落差只是邀人从政的其中一个障碍，失去隐私、牺牲家庭时间及承受政治压力，同样可能让有能力的人却步。

曾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有丰富企业管理经验的广惠肇留医院主席吴绍均表示，投身公共服务是一种“使命”，但这种为奉献而减薪的“使命折扣”不能过高，否则可能让有能力、有意愿服务的人却步。

他举例，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的慈善机构，也不能以远低于市场水平的薪酬聘请领导者，否则难以确保服务达到应有水平。

也有人对调整后的薪酬，是否足以吸引优秀社会人才持较审慎看法。

策略咨询公司Black Dot创办人兼董事经理方国威说，“考虑到当今政治领导人面对的挑战，包括政治竞争日益激烈，以及复杂多变的全球环境，我确实担心，这次调整是否足以说服优秀的领导人才挺身而出、参与政治。”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则乐见官方以透明方式检讨政治薪金，并说明调薪理由。该商会认为，政治职务归根结底是公共服务，薪酬必须与最高标准的廉正、表现、责任和问责相辅相成。

尽管新加坡政府据称将考虑公布更多有关部长实际薪酬和花红的信息，黄循财于10日进一步表示，政府也须避免把部长评估变成一场“公开的人气竞赛”，甚至演变成每年比较个别部长表现和排名。

黄循财说：“这不会带来什么好处，也不是我希望内阁运作的方式。我不希望部长各自为政，只顾自己负责的议题，或一味经营个人形象。即使是最有能力的部长，也不可能单靠自己取得成功。”

从李光耀到黄循财：新加坡“高官高薪”传统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经说，对一个既没有丰富自然资源、也没有庞大人口的城市国家来说，繁荣的关键是确保一切正常运转。

《纽约时报》进一步补充道：确保新加坡从海港、机场到金融服务一切顺畅运转的，是严格且不容通融的规则，而这由一群薪酬优厚的公务员执行。

许多观察人士也认为，新加坡的高薪制度，对避免公务员队伍的人才流失、促进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

事实上，新加坡不同级别公务员薪酬差距较大，普通公务员并不属于高薪人群。新官方多次强调，薪金须具足够竞争力，以吸引有能力的人从政，所指的也仅局限于国内的极少数精英。

1985年，李光耀曾有过一段著名的表述：“我是第三世界国家总理中薪酬最高但可能也是最穷的之一。如果你出于虚伪的目的放弃这一点，最终会得到欺骗和腐败。你自己选。”

李光耀 资料图。

图源：《联合早报》

当然，光靠高薪、就能“养廉”的理念毫不现实。

新加坡薪酬改革的初衷主要在于用“高薪”为政府吸引优秀人才，而不完全是依靠“高薪”来“养廉”。

早在1994年对部长和高级公务员实行高薪政策以前，新加坡就被认为已实现了廉洁治理。

许多观察者都强调，新加坡卓越的廉政建设主要在于透明的选官任官制度、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公务活动透明化等一系列完善的制度，以及有效的新闻监督和舆论监督。

新加坡《新明日报》曾经发表评论文章称，新加坡历经多年努力成为享誉国际的廉政标杆，其标准并非“高薪养廉”四字所能概括。

文章认为，贪欲乃人性弱点，人心不足蛇吞象，单凭高薪养不了廉，所以防止贪欲发病，须多管齐下，筑起“不须贪（收入高）、不敢贪（处罚严）、不能贪（条例紧）、不愿贪（道德观）”的高墙。

丑闻与危机

不过，当以廉政而闻名的新加坡出了高官腐败丑闻，所造成的舆论冲击也格外强烈。

2024年，新加坡前交通部长易华仁涉嫌贪污案件，被认为是新加坡近50年来首起重大腐败案件，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易华仁被认定以公职人员身份索取和接受价值40万余新元的物品及好处，被判入狱一年。

当时许多声音或嘲笑或质疑：新加坡不是说“高薪养廉”吗？

《联合早报》对此发表评论员文章说，易华仁案明确地反映出新加坡反贪绝不手软的一贯作风。无论是借机质疑高薪养廉，还是小看此案的严重性，都忽略了“零容忍”的关键词。

但终究，新加坡民众对部长高薪政策的批评始终存在。

面对汹涌民意，长期执政韧性已遭遇严重考验的人民行动党如何应对，则有待进一步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