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霁一：香港出台首份五年规划，翻过了几座山？__财经头条_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安霁一】

今天（9月16日），香港将迎来又一个值得记住的历史性时刻。

这一天，《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2030）》将正式公布；同日，2026年施政报告也将发表。

把两份文件安排在同一天，不是简单的时间巧合，而是有意为之：五年规划是一份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回答的是“未来五年往哪里走”；施政报告则是负责落实的年度施政安排，回答的是“今年具体怎么走”。行政长官李家超对此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五年规划是“将龙的眼睛点出来”，施政报告则是“将龙画出来”。

这份五年规划，最为媒体所乐道的意义在于“首份”；但如果仅仅把它理解为政府多了一份规划文件，恐怕又低估了这件事的分量。

在笔者看来，它意味着香港在经历几番跌宕起伏之后，终于开始主动挣脱历史的施政惯性，在治理思维上完成了一次重要转身。

香港为什么需要一份五年规划？

要理解一份规划的含金量，首先要回答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香港为什么直到今天，才开始需要一份五年规划？

回溯回归以来香港特区政府的治理节奏，施政很大程度上围绕每年的《施政报告》展开。这种模式有它的优势：灵活，可以根据经济环境和社会变化及时调整政策；但它也有一个天然局限，即容易把政府的注意力锁定在“今年要做什么”，而一些需要多年甚至十多年才能解决的问题，则很难在年度政策周期里得到持续、稳定的推进。

住房、土地、人口老龄化、产业转型、创新科技等问题，都属于这样的长周期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某一年突然出现的，也不可能靠某一年的财政预算或一份施政报告就能彻底解决。

香港不是没有提出过中长期战略。问题在于，过去不少雄心勃勃的政策，一旦遭遇经济周期、社会环境或者政治环境的剧烈变化，就容易调整或者最后不了了之。

最典型的例子，或是前不久离世的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提出的“八万五”建屋计划。1997年，董建华先生在首份施政报告中提出，每年兴建不少于8.5万个住宅单位，并以十年内让七成家庭拥有自置居所为目标，同时大幅缩短公屋轮候时间。

这个目标今天回头看仍然颇为大胆。而计划推出后不久，就撞上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楼市随后急剧下跌，到2003年，十余万宗物业沦为负资产。政府住房政策随之承受巨大压力，“八万五”最终逐步淡出。

当然，把“八万五”的惨淡收场简单归结为经济危机并不完整。它同时涉及房地产市场周期、社会对房价下跌的反应以及政府政策调整等多重因素。但这个案例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城市缺乏稳定的中长期规划机制，很多需要多年持续投入才能见效的政策，就容易在短期经济周期和年度施政压力之间反复摇摆。

而这一问题的背后，还牵涉香港长期以来的经济治理哲学。

香港奉行“积极不干预”理念已有相当长时间。简单说，就是政府尽量避免过度干预市场，让市场机制发挥主要作用。

必须承认，这套理念曾经非常成功。香港能够从一个转口贸易港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创造经济奇迹、跻身“亚洲四小龙”，与开放的市场环境、自由贸易、低税制以及政府对市场机制的尊重密不可分。

但经济环境从来不会一成不变。当全球产业链重构、科技革命加速、区域竞争日趋激烈，当土地、住房、人口和产业结构等问题越来越具有公共政策属性时，留给市场自行解决问题的空间自然会缩小。

香港其实很早就开始面对这一思想上的变化。

2006年9月，时任行政长官曾荫权公开表示，香港已经不再奉行传统意义上的“积极不干预”政策，政府的角色应该更多是“促进市场发挥作用”。这一表态当时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论。

一个月后，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位长期以来把香港视为自由市场经济典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广为人知的评论：《香港错了》（Hong Kong Wrong）。

弗里德曼老爷子在这篇文章刊载后约一个月，去世了……

这篇文章后来之所以值得反复回看，并不只是因为作者是弗里德曼。它其实记录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即香港第一次如此公开地面对一个问题：

过去那套让香港成功的治理哲学，还能不能原封不动地应对新的时代？

有意思的是，弗里德曼的判断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成为香港政策的现实——他的“悼文”写得太早了。

2006年的香港，政府的政策逻辑和思维底色远未从根本上松动。即便曾荫权提出“大市场、小政府”的说法，香港长期以来对市场机制的信任仍然深深嵌入政府运作之中。

真正推动这一变化的，是近年来香港发展环境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盘。尤其是香港越来越需要同时面对两套坐标系：一套是全球经济体系，需要继续保持国际金融、航运、贸易等传统优势；另一套是国家发展大局，需要更主动对接国家战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并寻找香港自身新的增长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香港开始出台一份跨越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在前期咨询文件中强调“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其意义已不只是行政技术上的升级。它某种程度上也在回应弗里德曼当年提出的问题：香港不会告别市场，而是在重新定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与此同时，它也回答了，香港未来五年究竟应该如何同时处理“香港自身发展”与“国家发展大局”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