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加沙纪录片，为何让美国的反战电影陷入尴尬？

近日，一部名为《NAZA》的以色列纪录片引发了轩然大波。影片通过与以色列军人及情报人员的秘密访谈，揭露了加沙军事行动背后的决策机制。以色列政府对此反应激烈，文化部长威胁剥夺导演的国籍，军方高层也要求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然而，政治上的打压反而让这部影片获得了更大的关注。

为什么一部纪录片能够让国家权力如此不安？同样拥有漫长海外战争史的美国，也拍摄过《猎鹿人》《现代启示录》等著名反战电影，为何这些作品却未能真正改变美国社会对战争的态度？

美国舞台设计师、评论作者亚历克斯·麦卡伦（Alex McCarron）认为，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战争中的罪责。与《NAZA》直接追问军人对暴力行为所负的道德与政治责任不同，美国媒体和电影长期倾向于将退伍军人的愧疚解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问题，却很少认真追问他们究竟在战场上做了什么，以及那些遭到轰炸的人经历了什么。

10月20日，麦卡伦在《雅各宾》杂志上发表文章《以色列害怕NAZA，为什么我们的电影却吓不倒任何人？》，以这部纪录片为切口，反思美国战争电影、主流媒体与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

以下为文章译文，有删减，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文/亚历克斯·麦卡伦】

即使在美国，埃米尔·德·安东尼奥、埃罗尔·莫里斯和弗雷德里克·怀斯曼等纪录片导演，也曾遭遇禁令、炸弹威胁乃至针对个人生命安全的恐吓。

不过，纵观电影人遭受政治压制的漫长历史，恐怕也很难找到与以色列政府如今对《NAZA》导演所施加的猛烈攻击相提并论的案例。

《NAZA》是一部新近上映的纪录片，追踪了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展开的残酷军事行动。

《NAZA》海报

以色列政府的反应毫不掩饰其敌意。

以色列文化部长米基·佐哈尔威胁剥夺两位导演尤瓦尔·亚伯拉罕和蕾切尔·佐尔的以色列国籍。以军总参谋长埃亚勒·扎米尔也可能对他们提起刑事诉讼。

与此同时，极右翼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领导的“犹太力量党”部分成员还聚集在佐尔母亲的住所外，高喊“叛徒应被判处死刑”，对导演及其家人进行威胁。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人也将这部影片比作向以色列发射的一连串弹道导弹。考虑到他一贯不惜使用激烈言辞煽动针对政治对手的敌意，这种比喻倒也不足为奇。

然而，这些攻击反而提高了影片的知名度。

《NAZA》在纽约的影院场场爆满，并进一步激发了公众的讨论：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中究竟有哪些人，最终可能被送上荷兰海牙的国际法庭？

对于电影导演及其消息来源而言，这段经历无疑十分可怕。但人们也不禁想到，当艺术和新闻真正触及政治权力的痛处时，它们究竟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

美国电影人或许应该问问自己：为什么我们的电影已经失去了这种让精英阶层感到威胁的力量？

从宣传包装到公开压制

当然，以色列与新闻传播和政治宣传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而《NAZA》恰恰有能力打破这种关系。

在过去，以色列的对外宣传——希伯来语称为 Hasbara——是一套运作得相当精巧的媒体体系。

一方面，它依靠《纽约时报》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等媒体在新闻标题中使用模糊措辞；另一方面，则通过《和巴什尔跳华尔兹》（2008年）和《黎巴嫩》（2009年）这样的电影，塑造一种看似严肃、充满自我反思意味的形象。

这类电影可以被称为“开枪之后再哭泣”的作品。

片中的士兵似乎已经接近直面自己的战争罪责，但最终，这些罪责却被处理成脱离政治背景的个人创伤。

就像大多数糟糕的道歉一样，这些故事越往后发展，越像是在替自己开脱：那是我第一天担任坦克炮手；恐怖分子总是把平民当作人肉盾牌；发生错误在所难免。

以色列前总理果尔达·梅厄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们可以原谅阿拉伯人杀害我们的儿子，却永远无法原谅他们逼迫我们杀害他们的孩子。”

然而，2023年10月7日事件发生后，经过几轮新闻周期，以色列原有的宣传体系开始逐渐失效。

以色列于是采用了新的应急手段：在国际上展开恐吓行动，借助拉里·埃里森、大卫·埃里森等拥有强大影响力的人物推动媒体舆论操作，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杀害战区记者。

对爱德华·萨义德那一代人而言，打破以色列宣传的关键，是在资源和传播策略上战胜一套精心组织的意识形态机器。

而对于《NAZA》的导演来说，挑战反而变得更加直接：在西方大国已经默许各种镇压、报复和流血行为的时代，他们必须拿出勇气说出真相。

相比之下，美国电影目前受到的主要还是相对隐蔽的意识形态控制，而非针对电影人的公开恐吓和阴谋手段。

最近，华纳与派拉蒙的合并，让CNN、HBO、TBS、BET等一长串媒体资产，可能走上与CBS类似的政治改造道路。此前，在埃里森阵营的巴里·韦斯主导下，CBS已经经历了这样的变化。

这只是美国社会理解自身及外部世界的能力不断受到侵蚀的漫长过程中的最新一步。

早在此前，媒体集团的集中化就已经在侵蚀美国新闻编辑室的独立性。特朗普年代的新闻回避现象，又给媒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特朗普惯用的政治策略是以接连不断的戏剧性事件和丑闻占据新闻空间，让公众应接不暇。更不用说，社交媒体的兴起进一步削弱了传统新闻机构的经济基础。

有人付出了巨大努力，让美国人无法了解某些真相，尤其是美国自身的军事干预历史。而当这种工作取得成效之后，一个国家的人们便很难再清楚地认识自己的国家。有时候，要识别我们自己的宣传，唯一的办法就是观察另一个国家的宣传体系如何崩塌。

当战争罪责变成一种心理疾病

《NAZA》的导演与美国媒体同行之间，有一个极其明显的区别：前者从一开始就认真对待影片中那些军人的道德危机。这恰恰是影片具有颠覆性力量的原因。

当美国退伍军人谈及自己参与全球反恐战争时产生的愧疚感，美国媒体往往将其视为某种心理疾病的症状，并认为可以通过医疗手段解决。

《纽约时报》20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秘密战争，奇异的新伤痕》，就是这种报道方式的典型代表。

文章用了大量篇幅，一方面描绘那些饱受幻觉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困扰、生活不断恶化的退伍军人，另一方面讨论有关一种新型脑部创伤、却尚无定论的科学研究。

至于这些士兵究竟参加了什么战争、被部署在世界哪个地区、他们的枪炮具体瞄准了什么，反倒成了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

报道中的士兵曾参与美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针对“伊斯兰国”组织发动的战争。由于派遣大规模地面部队的政治代价太高，美国选择了一种自越南战争以来前所未见的高强度炮击策略。结果是，数量不详的平民因此丧生。

那篇《纽约时报》文章以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开头。

一名退伍军人在家中反复看见一个浑身灰尘的小女孩的幽灵。她从一个房间跟到另一个房间，始终用一双如石油般漆黑沉重的眼睛盯着他。

文章作者写道，这名士兵以为自己杀死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对他施加了诅咒，尽管那个不断纠缠他的幻影根本不是敌方战斗人员，而是一个小女孩。

然而，直到又写了整整67段之后，《纽约时报》的记者才开始追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些炮兵当时到底在瞄准什么？

答案是：并没有什么特定目标。

这些士兵隶属于一个代号为“第九特遣队”的绝密特种作战单位。他们按照网格划分，向叙利亚城市拉卡进行炮击，根本不关心炮弹会击中什么人、什么建筑。

而当他们偶尔决定寻找明确目标时，根据《纽约时报》自己的报道，他们甚至会故意选择清真寺、学校、水坝和发电厂。

事实证明，特朗普总统曾授权这个单位“广泛使用重型火力”。

然而，《纽约时报》的报道几乎没有讨论，这种大规模杀戮行为可能会对士兵产生怎样的心理影响，更不用说那些处在炮火另一端的人，他们的人生又遭遇了什么。

美国自己的战争罪行

一些美国人或许会认为，把美国退伍军人与《NAZA》中出现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相提并论并不公平。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所作所为，与美国在反恐战争期间对其他国家造成的暴行，并没有那么遥远。

伊拉克战争破坏了该地区原本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据一些估计，这场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100万。在战争期间，美国竭尽所能加剧伊拉克内部不同宗教派别和部族之间的冲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萨达姆·侯赛因在执政期间，曾依靠自己的统治手段压制这些矛盾。

美国制造紧张局势的策略，还包括聘请臭名昭著的詹姆斯·斯蒂尔上校担任顾问，训练那些已经渗透伊拉克内政部的什叶派民兵。斯蒂尔曾是美国在萨尔瓦多内战期间扶持的敢死队的联络和指导人员之一。他把这段经验带到了伊拉克什叶派“狼旅”。

这支部队后来因使用电钻酷刑、折磨和杀害逊尼派平民及武装人员而臭名昭著。

美国军队甚至与以色列军队一样，热衷于将整座城市夷为平地。在第二次费卢杰战役期间，美军破坏或摧毁了这座城市大约70%的建筑。而这还只是美国在反恐战争期间于伊拉克采取的行动。如果继续追溯，还可以谈到美国在整个中东乃至非洲展开的公开与秘密反恐行动，以及遍及全球的秘密移交和酷刑计划。

如今，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似乎唯一热衷于讨论美国战争罪行的人，反倒是内塔尼亚胡本人。只要美国不愿正视并承担自身的历史罪责，以色列这样的国家就会继续援引美国的先例，声称自己的行为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

把士兵的愧疚当作需要治愈的疾病

未能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并不只有美国政客。

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从教育、文化乃至医疗实践，都呈现出一种不断走向心理与历史遗忘的趋势。

凯瑟琳·刘在新书《创伤化》（Traumatized）中，回顾了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一诊断概念的发展历史。最初，反战退伍军人与精神科医生推动确立PTSD诊断，是出于一种善意：希望解决越南战争退伍军人所经历的特殊心理障碍。

但这些医生最终没有做到的事情，《NAZA》的导演却做到了。

《NAZA》直接面对战争中的罪责。它有些像一场公开进行的“谈话治疗”：通过回忆战争经历，以及个人在战争罪行中所扮演的角色，既帮助人们在心理上进行自我审视，也释放出可能引发政治震荡的力量。

相比之下，当年努力推动将PTSD纳入《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的医生，却把愧疚本身视为一种心理疾病的症状。

我们经常将抑郁症、PTSD等精神障碍称为“疾病”，即便并不存在某种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生理痕迹。在精神分析学诞生之初，医学术语和医学象征确实发挥过积极作用。它们帮助那些被俄狄浦斯式幻想和道德负罪感困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开始谈论自己内心的隐秘世界。

但正如凯瑟琳·刘指出的那样，随着时间推移，心理治疗与医学体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制药公司逐渐在寻找治疗方法的过程中取代了谈话治疗的中心地位；《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也从一套最初为美国人口普查局维护的统计工具，变成了保险公司要求使用的临床诊疗工具。

最终，当退伍军人向我们倾诉自己的愧疚时，我们却开始讨论，他们的头盔是否足以保护他们免受脑震荡的伤害。

美国反战电影，为何没能改变美国？

美国战争电影也长期陷入这种狭隘的战争理解之中。

这实在令人遗憾。

毕竟，《猎鹿人》（1978年）和《现代启示录》（1979年）等作品，确实是以非凡的技巧和艺术野心创作出来的伟大电影。

《现代启示录》海报

但如果从它们所追求的道德目标出发，重新衡量这些作品的价值，人们很难不觉得，其中一些努力似乎被浪费了。

拍摄这些电影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只是为了将各种艺术元素以赏心悦目的方式排列起来？还是为了在一个特别容易发生冲突的环境中上演戏剧？抑或是为了改变美国社会对其在海外发动的那些毫无意义的帝国主义冒险的态度？

如果答案是最后一种，那么即使是最优秀的战争电影，也失败了。

法国电影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真正的反战电影几乎是不可能拍出来的。因为哪怕银幕上呈现的是最可怕的战争场面，观众仍然可能感到兴奋，甚至觉得其中充满英雄气概，包括那些最黑暗的时刻也是如此。

有不少轶事提到，一些士兵会在投入战斗前观看斯坦利·库布里克1987年电影《全金属外壳》中那段士兵高喊“这是我的步枪，这是我的枪”的场景，以此激发自己的战斗情绪。

但这些电影最大的问题，其实是自恋。电影人从未真正认真地尝试理解，那些处于美国枪炮另一端的人，究竟经历了什么。

如何摆脱“开枪之后再哭泣”的叙事？

相比之下，巴勒斯坦电影人不仅长期创作出优秀的电影，还拍摄过一些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作品。他们经常借鉴同时代国际艺术电影中流行的风格，有时甚至比被模仿的对象运用得更加出色。

1984年的《莱拉与狼》（Leila and the Wolves）就是一部精彩的作品。它以类似阿涅斯·瓦尔达或让-吕克·戈达尔电影的方式，在纪录片段与充满抒情意味的场景之间自由游走，讲述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女性主义与政治斗争的历史。

2009年的《时光依旧》（The Time That Remains），则借鉴了21世纪初韦斯·安德森电影中鲜明而带有反讽意味的视觉风格，用喜剧手法呈现“灾难日”期间，一个公寓如何在阿拉伯家庭与犹太家庭之间易手。

但这两部作品都没有让人觉得，它们只是在模仿别人的风格。

这些电影人所做的事情，有点像在一场聚会上加入别人的谈话，然后不动声色地把话题引向自己真正想讨论的问题。这种方式不仅有助于打破那些被政治宣传塑造出来的固有观念，还具有更深刻的道德意义。

它试图让电影重新实现曾经承载的理想：成为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展开对话的媒介。在这样的电影中，战争的意义不再只是某个士兵个人的心理负罪感，而是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无论哪一方，都应当得到某种形式的公正对待。

而当电影被用作一种政治表达时，时机同样重要。那些“开枪之后再哭泣”的电影，往往是在冲突结束多年，甚至几十年后才拍摄出来。此时，死者早已入土，地图已经重新绘制，战争的战利品也早已瓜分完毕。到了那个时候，那些充满愧疚、不断自责的自由派人士，实际上已经很难再为自己国家犯下的罪行追究责任。

这也正是为什么，《NAZA》的两位导演选择在此时拍摄这部电影，如此重要。

因为现在，真相仍然有可能影响一场正在不断升级的冲突。这种希望或许十分渺茫。但在这个格外令人绝望的时代，它依然是一种值得欢迎的希望。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