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军：反塔武装“遍地开花”，为何仍撼不动塔利班？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孔德军】

10月5日，阿富汗问题莫斯科磋商因阿巴双方对反恐表述分歧严重，未能发表联合声明。三天前，美国司法部登记资料显示，阿富汗自由运动聘请美国游说公司，计划接触国会议员及国务院、财政部官员，争取影响美国对阿富汗的政策。

与此同时，联合国核实的反塔利班武装袭击，从去年5月至7月的19起增至今年同期的55起。武装行动趋于活跃，流亡政治力量加紧协调，周边安全矛盾亦同步加深。

然而，塔利班对全国主要行政和安全机构的控制并未动摇。问题不在于反对力量是否存在，而在于它们能否把分散的军事行动、国内社会支持和外部资源转化为持续的政治竞争能力。

行动扩散难成合力

2021年8月塔利班重新执政后，艾哈迈德·马苏德领导的民族抵抗阵线依托潘杰希尔组织抵抗。失去主要据点后，该阵线与阿富汗自由阵线等逐渐转向伏击、检查站袭击和短促行动。联合国今年9月报告记载，5月至7月，14个组织声称在21个省发动88起袭击，其中55起得到核实；7月，一支新出现的武装短暂占据巴达赫尚省地方行政建筑，随后撤离。袭击范围扩大并不等于能够持续控制地域、居民点和交通线。

政治协调也在推进。9月，民族抵抗阵线调整军事指挥人员；在英国剑桥举行的阿富汗问题会议讨论建立跨组织政治平台。但共同反对塔利班，远比就未来政体、族群与地方权力分配、政治过渡以及武装行动的地位达成共识容易。人事调整仍属单一组织内部事务，会议提出的协调框架也尚不能替代统一领导。

相比之下，塔利班不仅掌握国家武装和财政资源，还把战时形成的宗教权威、组织纪律和地方关系延伸至干部任命与行政体系。联合国报告指出，重大决定集中于最高领导层。这种组织连续性有利于维持控制，却不意味着塔利班在国家层面实现了广泛的政治吸纳。妇女教育、公共参与和地方利益代表方面仍有争议，但社会不满也不会自动成为某个流亡组织的支持。旧共和国政治人物所背负的派系斗争和治理失序记忆，同样制约其号召力。至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其目标与寻求替代政治制度的反对派不同，不能合并计算。

撤军之后影响未止

国内根据地薄弱，使反对派更加重视境外政治活动。美国司法部登记资料显示，民族抵抗阵线此前已有在美代理登记；10月2日新登记的“阿富汗自由运动”，则另聘了美国桑德斯全球外交公司。它并非阿富汗自由阵线。登记说明有关组织争取美国政治渠道，不能据此推断美国政府已向其提供军事援助。

美国因素之所以重要，有历史原因。2001年，美军通过空中力量、特种部队与阿富汗当地武装配合，迅速改变战场；2020年，美国直接同塔利班签署多哈协议，原喀布尔政府不是签署方。前者体现外部军事介入改变权力格局的能力，后者则表明美国能够议定撤军条件，却未能促成阿富汗内部政治和解。二十年战争留下的教训，正是外部力量可以改变政权归属，却无法代替当地社会建立持续稳定的政治秩序。

2021年撤军使美国失去对阿富汗军事基地和战场的直接控制，但不等于退出战略角逐。特朗普2025年9月公开要求重新取得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并提及中国；塔利班拒绝外国重新驻军。重占基地意味着防护、补给和地区反应等高昂成本，目前尚无可靠证据表明这一要求已进入实际部署阶段。

更持久的影响存在于外交、金融和规则领域。美国对承认问题的立场、针对特定对象的制裁，以及部分海外央行资产的处置条件，仍影响喀布尔对外合作；但阿富汗未遭美国全面经济禁运，设在瑞士的阿富汗基金也由美国、瑞士代表和阿富汗专家共同参与治理，并非华盛顿单独支配。

反恐责任如何核验、谁能代表阿富汗参与国际讨论、妇女教育如何影响接触条件，也关系到政治承认和资源进入。有关教育和权利的关切并非西方独有，伊斯兰合作组织同样公开表达异议。美国仍能影响规则讨论，却无法凭借游说、制裁或基地诉求为反对派构建国内社会基础。军事控制消失后的政治影响，不是军事控制的等价替代。

地区角力仍有边界

周边国家的不同选择，进一步限制外部力量单独左右阿富汗的能力。俄罗斯2025年承认塔利班政府，今年5月签署军事技术合作协议，具体条款尚未公开；这意味着安全接触深化，却不能认定形成军事同盟。中国重视反恐和周边稳定，曾推动阿巴对话；印度既考虑同巴基斯坦的地区竞争，也继续发展对阿经贸与外交往来。伊朗面对边境安全、难民、水资源和贸易通道的现实问题，即使与塔利班存在分歧，也难以中断邻国交往。中亚国家各有侧重：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关注运输、能源，塔吉克斯坦更加警惕边境安全，哈萨克斯坦则扩大经贸接触。这些差异不是各国认同塔利班全部政策，而是再次发生大规模战争会让邻国共同承担外溢代价。

巴基斯坦则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伊斯兰堡指责巴基斯坦塔利班等组织从阿富汗境内发动袭击，喀布尔否认庇护有关武装。空袭和边境交火使塔利班承受新的安全压力，也为部分反对派寻找外部支持提供政治机会。但两国关系恶化不等于巴方已向反塔利班组织开放军事后方；一旦卷入代理人战争，巴基斯坦还须承受边境冲突、贸易受损及武装活动反噬的成本。莫斯科会议连反恐措辞都未能统一，恰恰说明地区国家不存在共同扶持反对派的战略。

欧洲也并非只与反对派往来。10月13日，欧盟阿富汗事务特使同塔利班外长会晤，讨论现实合作。多数外部行为体既要保留影响，也不能绕开现有执政者。反对派外联有所扩展与外部国家支持其夺权，是两件不同的事。

未来的关键不只是袭击数字能否继续增加，而是反对派能否建立共同纲领、稳定的国内组织和社会支持，外部接触能否转化为可核实、可持续的资源；塔利班能否缓解排斥性治理造成的分歧，也是另一项变量。倘若前述条件始终分离，局部冲突便难以改写国家权力分配；反之，若境外军事资源、境内组织扩张与巴阿冲突相互叠加，阿富汗重新卷入地区代理竞争的风险才会显著增加。

今天的阿富汗，面临的已经不只是武装力量如何较量。军事控制能够维持政权，外部支持能够改变竞争成本，但能否建立容纳不同群体的政治秩序，终究取决于阿富汗社会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