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麦克雷文| 我打过海湾战争、指挥过击毙本·拉登：美国在重复同一个致命错误

【文/威廉·麦克雷文（William H. McRaven）】

伊朗战争远非美国政策制定者第一次未能认清美国力量的局限。但特朗普政府自2月28日以来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使用武力，提供了一个尤为触目惊心的例证，展现了近几十年来美国战略常犯的一个错误。

这场战争发动时就没有清晰的理由，目标更是一再变化——从推翻德黑兰政权、压制其核野心，到最近的重新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而海峡恰恰是在战争开始后才被关闭的。其结果毫不意外：无论对美国利益还是中东地区来说，都很糟糕。

不过，只盯着伊朗战争的错误，就会错过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它先于特朗普政府存在，也将比他的总统任期活得更久。

针对伊朗的具体失策，或许源于这位总统本人及其团队的短处，但高估军事力量的潜力，至少自二战结束以来就一直是美国战略中不断加重的特征。总想靠愿望让力量的局限消失的倾向，解释了冷战期间美国治国方略中一些最大的错误，越南战争就是最清晰、后果最严重的例子。

然而，尽管美国表面上致力于吸取那次过度扩张的教训，这种美国式的幻觉——我们过度相信军事权力能够取得胜利、从而达成根本性的政治目标——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愈演愈烈，尤其是在过去二十五年里。

不幸的是，有充分理由担心这种幻觉在未来几年会进一步加深。总统权力正日益个人化，而对它的约束在不断销蚀。军队的政治化（以及外交系统和情报系统的政治化）使政策制定者更不可能获得最好的建议，包括关于风险和代价的坦率警告。人工智能和新武器技术的兴起，强化了一种对战场的完全掌控感，喂养着超级大国的傲慢。过度扩张的风险从未如此之高，而此时过度扩张造成的损害正变得越来越难以修复。

打赢每一场战斗

1975年4月，负责处理越南战后问题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哈里·萨默斯（Harry Summers）上校在河内与北越的对应官员图（Tu）上校会面。“要知道，你们在战场上从未打败过我们，”萨默斯说。图回答说：“也许吧，但这同样无关紧要。”

萨默斯后来写了一部关于这场战争的开创性著作《论战略：越南战争批判性分析》（On Strategy: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Vietnam War）。他的核心观点很简单：美国力量存在局限，忽视这些局限会付出巨大代价。战争过去是、也永远是一场人类意志的较量，由英雄主义与怯懦、恐惧与狂喜、偶然与不确定所塑造；一支军队无论多么强大，都不能保证战略上的胜利。

这本书成为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军官的必读书。萨默斯与图上校会面两年前，我在德克萨斯大学加入了海军后备军官训练团。当时征兵制刚刚结束，西贡陷落尚未到来，但关于越南的讨论充斥着我们的队列。

当我研究美国的失败时，我逐渐认识到：一个伟大的优势已经变成了致命的负债——我们根本性地相信，我们，美利坚合众国，必须赢、也必将赢。我们赢了一战，赢了二战，至少在朝鲜做到了打平——挡住了朝鲜人和中国人。不知怎么，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在越南获胜。

相信能赢是重要的。它鼓舞士气、维系公众的参与。但当必胜的信念没有与健全的政策判断相结合时，当战争的法则被漠视、错误地以为技术或火力可以克服战斗固有的摩擦时，当战术上的成功被视为通往战略胜利的保证时，当鲜血与财富的代价不断攀升而任何正义性的主张都土崩瓦解时，就必须重新评估了。

在越南，对损失不断加大的回答只有“更多”——更多部队、更多炸弹、更多钱。失败被视为我们所代表的一切的禁忌；我们将继续战斗，全然不顾我们力量的局限日益明显。当结局终于到来——1975年美国匆忙撤出西贡时，许多军政领导人仍然无法理解：美国几乎打赢了每一次小规模遭遇战、每一场战斗，却输掉了整场战争。

1975年，越南西贡（现胡志明市），美国派直升机协助美方人员撤离。

我1977年加入的军队正在越战余波中挣扎。“和平红利”意味着人员和军费的大幅裁减。各军种的战备水平处于历史最低点——陆军征兵减少了6万人，海军舰艇从约650艘降至勉强500艘多一点。与此同时，向全志愿兵役制转型被证明颇为艰难：药物滥用和种族关系紧张严重，高级将领和年轻士兵的士气低落，新兵缺乏基本技能。

罗纳德·里根总统1981年上任后，开始了自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军队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扩军。在八年时间里，他把国防开支增加了35%。随之而来的是一大批重大采购项目：M-1“艾布拉姆斯”坦克、“布雷德利”战车、“阿帕奇”和“黑鹰”直升机、F-15和F-16战斗机、B-1轰炸机、E-3“哨兵”预警机。海军重建到600艘舰艇的规模，包括15艘航空母舰、100艘攻击型核潜艇，以及装备了革命性的“宙斯盾”作战系统的巡洋舰和驱逐舰。

对士兵来说，军饷提高了，征兵目标达成了，标准恢复了。同样重要的是，国会于1986年通过了《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它从根本上改造了军队：强化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作用，确立了战区司令部司令作为作战指挥者的地位，确保了联合作战的整合，改进了联合规划和采购，并最终促成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建立。到1990年，我1970年代加入的那支军队已经完成了蜕变。我们的士兵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士气高昂，而最重要的是，领导有方。

1990年7月，我离开圣迭戈，前往西太平洋执行为期六个月的例行部署。我当时是一名海豹突击队任务分队指挥官，配属两栖第五中队和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队。我不知道的是，这支重振的军队和我们的文职领导人即将经受考验——这次考验要回答的问题是：美国从越南以及近期其他失败的任务中学到了什么没有。

值不值得？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命令伊拉克军队进入科威特。入侵开始数小时内，国家安全委员会召集会议，向总统提交了美国行动的备选方案。“这是战后体系的第一次考验——两极格局松动，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强调。“如果（萨达姆）得逞，其他人可能也会有样学样。”

幸运的是，当时的美国领导力从未如此强大、经验丰富——尤其在战时，领导力至关重要。乔治·H·W·布什（George H. W. Bush）总统年轻时曾是一名海军飞行员，在硫磺岛附近被击落，最终被一艘美国潜艇救起。布什懂得战争，他后来曾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事实上的驻华大使、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副总统，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带着如此丰富的国家安全经验入主白宫。

尽管如此，老布什身边仍聚集了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外交官、军官、情报专家和战略思想家：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国防部长迪克·切尼（Dick Cheney）、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以及许多其他人。

牵头对萨达姆军事行动的中央司令部由诺曼·施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将军领导。施瓦茨科普夫是越战老兵，因英勇表现而三次获颁银星勋章，两次因战伤获颁紫心勋章。从越南归来后，施瓦茨科普夫曾反思道：“去过战场的聪明人，没有人比他更反战……当他们再次准备派我出征时，我不得不停下来问自己：‘这值不值得？’当你的军队会停下来质疑时，这对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

诚实地面对这个问题——值不值得？——是优秀领导力的必须。老布什仔细权衡了对抗萨达姆的代价与风险，认定这场战争值得打。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共同制定了目标明确的战略，并为即将到来的行动赢得了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支持。这被证明是近代美国历史上政治与军事力量最杰出的运用——因此，它的成功值得细细品味。

海湾战争的成功，建立在处于美国战略核心的若干基本原则之上。第一，美国应首先占据道德高地。高地意味着你面对敌人时处于主导位置；而道德高地表明这场战斗值得打。有了它，领导人可以激励士兵、动员公众、团结盟友。

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后，布什立即下令向该地区部署军事力量，并与沙特阿拉伯合作，在沙特建立基地，以备军事行动之需。布什仍希望避免冲突，但他看到了“波斯湾与1930年代莱茵兰局势之间的相似之处——希特勒公然蔑视《凡尔赛条约》，挥军开进”。然而他知道，必须说服国际社会和美国民众：他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道德的、合法的，并且符合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

布什及其团队展开了全方位的的外交努力，争取地区阿拉伯国家、欧洲盟友以及莫斯科和北京的支持。尽管对联合国心存疑虑，布什还是争取了一系列联合国决议：谴责伊拉克的入侵、实施全面经济制裁，并在必要时授权使用武力。与此同时，他向美国民众阐述理由，绝大多数美国人最终认可了他对这场危机的处理。而且，尽管布什认为作为三军统帅，他有权不经国会批准就动用军队，他仍然寻求并获得了国会山的支持。

老布什利用他在漫长的公共服务生涯中建立的牢固个人关系，赢得了从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到沙特国王法赫德、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再到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等所有人的支持。国务卿贝克也开展了穿梭外交，足迹遍布全球，为联盟添砖加瓦。

最终，美国得到的不仅仅是国际社会的支持。冲突的大部分费用由其他国家承担。最终组建的盟军——来自36个国家的75万军队，其中包括54万美军——是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它包括一个关键的阿拉伯联盟，成员包括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埃及、叙利亚、卡塔尔、阿联酋、阿曼和巴林的部队。联盟难以管理；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打趣说：“比与盟友并肩作战更糟糕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没有盟友而战。”但老布什明白，国际支持带来行动的合法性和地区的稳定。这向萨达姆，也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

第三，老布什及其顾问们致力于确立清晰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并使二者对齐。政治目标是维护国际法、恢复地区和平。军事目标服务于政治目标，联军将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但与此同时，将努力把己方伤亡降到最低、维系联盟，并限制战争的持续时间。美国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明确：不会向巴格达推进，也不会与伊拉克军队陷入持久的缠斗。

然而，即便目标有限，文职和军方领导人都不曾幻想成功会来得容易或没有代价。要把一个占据地形的坚定敌人赶走，需要压倒性的火力和投入地面作战的决心。正如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强调的，防御比进攻更强，因为防御只需保存和保护自己，而进攻必须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他认为，克服防御固有优势的唯一途径是压倒性的火力。

伊拉克人准备防守他们在科威特占领的土地，他们占据地形，地理对他们有利，而且他们拥有与伊朗人作战八年、经验丰富的部队。但切尼、鲍威尔斯和施瓦茨科普夫懂得战争法则。他们有明确界定的目标，他们把美国的火力集中在最重要的方向，在次要方向接受风险，并准备对敌人实施机动。而且他们决心在达成目标后就离开，不让战争拖得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