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曹东勃）近日，随着各高校招生简章陆续发布，“多所高校研究生人数超过本科生”的消息再度引发公众关注。据兰州大学发布的公告，2024年该校在校研究生总量首次超过本科生总量。实际上，在一些具有较多硕士点、博士点和开展研究生教育时间较长、学校整体科研实力较强的研究型大学，此类现象早已出现多年。只不过，当下的“本研倒挂”背后，确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时代大势。
伴随中美“亮明牌”，“重点学科”也有了清晰的路线
教育具有政治属性，古今皆然，中外皆然。也因此，教育事业自身的发展与国家战略的导向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今年6月24日，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即曾“亮了明牌”，他公开表示美国应该欢迎更多来自中国的学生来美学习人文而不是科学。他也承认，现在学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美国人不够多，解决之道则是，美国应该欢迎更多印度学生来填补这个空白。
大家应该记得，2020年——特朗普执政的最后一年，中国赴美留学生就已经开始在签证这个环节受到各种无端刁难；如果说这是2018年3月发端的大国博弈伸向教育领域的延长线，那么我们也应该关注到与此相对应的另一条清晰的时间线：
1.2020年起，原有的高校自主招生方式被取消，代之以新的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即“强基计划”，旨在选拔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聚焦高端芯片与软件、智能科技、新材料、先进制造和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以及国家人才紧缺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重点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力学、基础医学、育种及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相关专业招生。
2.2020年7月召开的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上传达了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推动研究生教育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坚持“四为”方针，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提升导师队伍水平，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
3.在党的二十大将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之后，2023年4月，教育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方案中明确，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
4.今年1月31日，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6月24日，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自主培养水平和质量。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
5.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提到：“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
上海市教委在今年3月15日发布的《上海市强化重点领域人才精准供给 动态调整高等学校招生结构规模实施方案》，其旨在引导和推动上海高校主动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动态调整人才培养结构规模，促进人才供给更好匹配国家重大战略和本市产业发展所需。
大的调整方向是，进一步提高理工农医类专业招生占比，严控过剩专业招生规模。该方案预计，从2023年到2026年，理工农医学科门类硕士研究生招生占比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理工农医专业门类本科生招生占比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由上海一地而管中窥豹，再看教育部的一则公开数据，2023年全国理工农医类的硕士招生规模占比60%，博士招生规模占比超过80%。
这次全国教育大会上，总书记强调了教育强国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处理好的五对重要关系，其中“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这两对关系，很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几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上述巨大变化。也就是说，这些政策措施本身就是顺应时代发展、培养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在要求。
在这个意义上说，钱学森邓稼先们的伟大，就在于他们甘做隐姓埋名人、苦干惊天动地事、在人生的关键路口所做的无我选择。深受“不发表，就发臭”学术圈规则影响的今日学人，想要理解这些彪炳史册的大科学家前辈为了国家民族之所需，失去个人在原创性领域很多扬名立万的机会，完全投身于国家战略导向的应用实践，甚至会有相当的难度。
“我想为仍然贫穷困苦的中国人民服务，我想帮助在战争中被破坏的祖国重建，我相信我能帮助我的祖国。”这是钱学森归国时的回答。“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这是杨振宁先生所撰、选入语文课本的《邓稼先》中恰如其分的概括。
研究生培养为主，是“倒挂”还是“趋势”
毛泽东同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也曾讲过，“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文科要不要办，我看还是要办的。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见《毛泽东年谱》1968年部分）。这些话当然都有其特定历史背景，但也都反映了教育与政治、与国家战略密切相关的特性。
同样，当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后主动请缨分管教育和科技工作后召开的科教座谈会上以及此后几年中，他都反复强调，“抓科研就是要抓教育”“不抓教育，科研就搞不好”“学校要搞科研，教学科研是分不开的”“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重点大学要逐步加重科研的分量，逐步增加科研的任务。”（见《邓小平年谱》1977年部分）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于光远曾经忆述过当年这场科教座谈会上的一个生动细节（见于光远：《我忆邓小平》）。
有人介绍说，有一个二十三岁的黑龙江青年做了两百多个泛函分析的题目，才能难得。
邓小平说，请你们考虑，采用什么途径，比较简便地去发现调动这样的人。要非常注意爱护这种人，直接进大学，直接当研究生。时任科学院院长方毅说，可以给科学院若干名额去选拔这样的人。
邓小平说，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拔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对学习好的设一个研究班，学得多些深些。学校应该办得活些。五六年后，大学后几年级应该是研究生。听说美国大学主要是培养研究生，你们知道情况是否这样？
吉林大学教授唐敖庆答：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八千名学生，四千名研究生。邓小平说，我们也要走这条路。
又有人介绍，华盛顿大学，两千名教师，一百二十五个专业，一万六千名大学生，一万名研究生。但美国研究生有的一年就念完了。
邓小平再次说：我主张大学学制要有一条，优秀的不等毕业就当研究生。当然不是所有的人，而是其中的尖子。这样就可以成长得很快。
有人插话说，李政道就是大学二年级读研究生的。
邓小平说，这也是方针中的一条。
我们或可理解为，参加座谈会的专家教授向中央领导面陈发达国家的研究型大学“本研倒挂”的现象。四十多年过去了，很多高校也都陆续迎来这一拐点。就发展的趋势而言，应当早有预见。
而随着研究生的持续扩招，供需关系也将逐渐发生变化，买方市场正在形成，学生对学校当然也有了更大选择权。即便是头部高校，也需要尽快适应从原有的学校拣选学生向学校与学生双向选择的转变，此时更需时不我待快马加鞭的，正是通过教育综合改革来提升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从长期来看，二十届三中全会已经充分认识到人口趋势对教育发展的冲击，提出“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9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也透露，小学在学规模已于去年达峰，初中学龄人口仍在持续增加。但可以想见，这一人口冲击也必将在未来某一时点传导到高等教育，即便我们越来越强调将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研究生培养规模的稳步提升，并不意味着大学可以用“量化宽松”的方式来回避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的深层次改革。
“文科无用论”盛行，“取消文科”真的利国利民吗？
从历史来看，高校学科调整都与国家战略密切相关。那么这个调整的方向就总是导向理工农医类吗？对于这一背景下又逐渐泛起的“文科无用论”，我们也理应明确予以否定。
1985年，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文件言简意赅，直接指出了“经济建设大量急需的职业和技术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高等教育内部的科系、层次比例失调”等问题，提出“高等教育的结构，要根据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进行调整和改革。改变高等教育科类比例不合理的状况，加快财经、政法、管理等类薄弱系科和专业的发展，扶持新兴、边缘学科的成长”的改革路径。
经管、政法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和专业，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过程中培养大量合格人才和建设者的同时，也在塑造学生健全人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并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扎根中国大地、回应时代之问、讲好中国故事、凝练中国经验，积淀形成丰厚的理论成果。
以我所在的上海财经大学为例，计划经济时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厂长、经理、财会管理人员，一大批毕业生响应国家号召，遵循着老校长姚耐先生“一切为着建设祖国”的嘱托，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朝鲜战场形势逐渐明朗后，国家亟须大量建设人才，1953届、1954届同学提前一年毕业。他们中的很多人主动要求到西北、东北以及边疆等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工作。以1953届毕业生为例，1885名毕业生中近七成被分配到了华东以外的地区。改革开放后，学校也致力于为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金融强国建设作育英才，始终与国家战略同向而行。
面向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我们仍然需要如二十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那样：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这不仅是对教育本质的回归，更是培养具有民族精神、全球视野、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时代新人不可或缺的一环。
人文，即人之文，文通纹，纹即纹理、显现，故有天文、地文、水文，亦有人文。《周易》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引导我们如何做人，科学教会我们如何做事。做人讲道德，做事讲规律，做人与做事从来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明了“做正确的事”，是“正确地做事”的前提。
2015年，日本曾闹出过一场“废除文科”的事件，虽然是最终发现是政策误读、虚惊一场，但也着实激起不少教育思想的碰撞。前东京大学副校长、社会学家吉见俊哉在《“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一书中提出：“文科的使命，是在利用在理科领域产生的技术的同时，深究其社会价值，并从地区到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层面上对未来的商业模式、社会蓝图不断进行深入思考。”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好文史哲，胸中才有天下家国。人工智能时代，仅靠科技引领我们未来的方向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存在风险的。
实际上，正如哲学家列斐伏尔等人在20世纪所引领的那一场“日常生活批判”的转向所揭示的，归根到底，冲突的场域因种种因素日渐从生产空间转向生活世界，而为人的全面发展计，就必须捍卫一个健康可持续的日常生活场域。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夸张描摹的活生生的个体被工厂车间的机械化节奏所宰制的状况，看似消失不见了；后工业社会的降临，白领比例超过了蓝领，服务业后来居上且日趋高端化；制造业也不再傻大黑粗，不再“血汗工厂”，数字技术全面赋能，机器替代劳动，出现了独立工位甚至更好的办公条件。
然而，人们的时间越发不受控制了。电话普及、互联网普及、移动互联网普及，让八小时内外、工作与生活的界限被模糊、被打破、被归于一统。以至于一些企业管理者产生了一种穿越感，希图在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复刻19世纪资本主义早期草莽年代那种粗鄙的劳资关系，诸如“我为什么要考虑员工的家庭”“公司和员工只是雇佣关系，没有义务去了解其个人情况”一类“不知今夕何年”的“金句”频频爆出，最终却难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重创企业品牌声誉。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在当下这个时代，企业完全无视“人文”，只追求“技术流”和“效率”显然是行不通的，必须在思想观念上充分认识到人的生活世界的重要意义，充分认识到人不仅是新质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更是新型生产关系中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主导因素。
进而，致力于构建一种劳资和谐的新型劳动关系和新型保障体系。最终能够朝着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 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理想状态前进，朝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描绘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人的全面发展状态前进，朝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