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爆炸。当天傍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喜讯，《人民日报》随即出了号外：《加强国防建设的重大成就，对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第二天的头版头条也刊登了这一消息。
今年是中国首次核试验成功地第60个年头，光影如箭，一甲子飞逝，中国国防工业也迎来了崭新时代。就在上个月，我国试射了东风31AG型洲际弹道导弹，时隔44年再次完成了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核盾牌的实力。
恰逢此时，观察者网连线了马兰基地老兵，曾在中国核试验基地工作近三十年，承担“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武器装备建设等重大题材创作任务的彭继超大校，回忆那段峥嵘岁月。
【文/观察者网 唐晓甫】
观察者网：2024年10月16日是我国原子弹试验成功60周年，作为我国“两弹一星”工程开端，原子弹试验成功无疑为我们打下了良好的国家安全基础。您能否讲讲当年制造原子弹的时代背景？6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一决策，对于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国家安全有哪些作用？
彭继超：10月16日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就在60年前的1964年的10月16号下午3点，我国在新疆罗布泊地区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应该说从此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我作为核试验基地的一个老兵，每当想起来这一天也感到非常兴奋、非常激动。正是因为有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来又有了氢弹爆炸成功，我们国家才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赢得了几十年和平安宁的生活和建设环境。
我常说，中国搞核武器是不得不做的选择。就像咱们政府声明说的那样，中国进行核试验，掌握研制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自新中国成立起，我们就一直受到帝国主义的核威胁，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也不承认新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于是他们剥夺我们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就爆发朝鲜战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所以我们不得不出兵抗美援朝。
就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就曾不止一次的威胁，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麦克阿瑟将军说要在鸭绿江边制造一个辐射带，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也拿核武器威胁我们。
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一穷二白、工业落后、需要建设、需要和平，但面对着核大棒整天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就不得不考虑中国要制造自己的核武器，铸造自己的核盾牌来赢得和平的环境。
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请钱三强、李四光他们到场汇报中国铀矿以及整个核原子能科学技术发展和人才培育的情况，汇报完以后，毛主席就说，这个事情早该抓了，是时候了，我们现在有人又有资源，我们一定能搞好，现在有苏联的帮助我们能搞好，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自己搞也一定搞好。从此，我们国家研制核武器的事业就拉开了帷幕。
1958年5月31日，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批准二机部上报的272厂、202厂、404厂、504厂、221厂和711矿、712矿、713矿的选址方案。几个月后，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开工建设。这就是核工业历史上著名的“五厂三矿”。之后又成立了研究核武器的九所，后来升级为九院。此外，还成立了核试验基地，当时叫原子靶场。
中国核武器的发展最初得到过苏联的援助，苏联曾答应说给我们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当时也派了一些专家帮助我们勘察选择核试验场，九所也有专家同行。
当时以邓稼先为代表的科学家在北京西北郊的高粱地里盖起原始仓库，原本以为只需等着翻译他们的一火车皮材料就行了，但没想到我们仓库建好了，却等不到苏联的资料。1959年6月，苏联突然来信撕毁了原子弹协议，这导致我国面临着非常艰难的选择。
接到苏联政府这封信之后，二级部时任部长宋任穷就带着这封信到庐山，给周总理、聂荣臻元帅汇报。汇报完后，周总理说不理他，我们自己动手从头摸起，争取用5到8年的时间搞出自己的原子弹。由此，中国原子弹研制事业就走向了彻底的自力更生。也是这个原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命名为596，用这个日子来激励大家的斗志。
当时大家把第一颗原子弹称作争气弹，宋任穷去看望科技人员时，给一些年轻的学生说，你们不是学空气动力学的吗？现在就要鼓起劲来争这一口气，变压力为动力。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做出了大力支持全国支持原子能工业的决定。
基于这个决定，原子能研究所调来了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三位老专家，再加上之前调来的朱光亚担任研究所副所长，吴际霖等同志负责协调组织科研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1960年我们在北京的17号工地，打响了爆轰试验的第一炮。同时，邓稼先也领着十几个大学生开始了对原子弹理论的验证运算。他们基于苏联曾经讲过一些原子弹的基础知识，核对之前专家给的数据，确定哪些数据能用，哪些数据不能用。
邓稼先带领大家搞了9次运算，发现数据还是和苏联人的对不上。那时候年轻的物理学家周光召调到了九所，担任理论部的第一副主任，他基于当时的数据提出了一个理论，否定了苏联数据，表示根据计算无论如何达不到苏联数据，肯定了邓稼先团队之前9次运算的结果。这次的突破也让我国原子弹的研制走上了正轨。
其实党中央、尤其是毛主席做出发展决策时，我们是很有压力的，因为当时我们连真正的铀矿也还没有找到。众所周知，毛主席有句名言，原子弹都是纸老虎。这句话是1946年8月，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到延安采访时毛主席说的。但这并不代表毛主席反对核武器的重要性，相反毛主席一直关注着核武器的发展。
所以后来我们的勘察队员在广西发现铀矿后，立刻引发苏联专家和北京的重视。随后在1954年10月后，地质部刘杰副部长亲自将一块我们国家自己的铀矿石交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少奇同志、周总理等中央领导观看，并汇报了勘察情况。
临走时，主席握着刘杰的手说，刘杰，你可要好好干，这是决定命运的。我是上世纪80年代知道毛主席曾有这一段话的，后面我向刘杰同志求证。刘杰同志说当时这个话我一直没有传达，还以为是毛主席跟我开玩笑的；毛主席不是一直说原子弹是纸老虎吗？怎么现在突然又说决定命运了？
在我跟刘杰部长讨论过程中，我们认为从原子弹是纸老虎到决定命运，中间已经过去了八年。这八年中，核武器技术发展飞快，主席也对核武器有了更多新认识。尤其是面对核威胁，毛主席把很大的精力放在了钻研原子能科学、原子能知识上面，这种转变背后是主席深刻的战略思考。
最后刘杰部长解释说，毛主席这么说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他认为毛主席讲的很有道理。而那块铀矿石现在还陈列在我们的地质博物馆里面，就是因为这块石头，引发了中央的决策，为中国两弹一星的伟大事业迈出了第一步。
在我看来，毛主席的核战略思想可以概括为，以核反核、以核制核、以核灭核，用我们的核武器去反对核武器、制约其他的核武器。正因为有了这样伟大的决策，才产生了伟大的事业，锻炼了伟大的队伍，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和伟大的精神，也才有了今后几十年的和平生活。
观察者网：从您的视角看，原子弹工程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彭继超：这是一个很客观的问题，我们的原子弹工程很难，它不是难在哪一个方面，而是每一个方面都难。当时国家一穷二白，缺钱缺人，又缺关于原子弹的知识和各方面的资源。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中央下定决心，坚决破解难题。
基于之前提到的发现铀矿，我们开始了著名的“五矿三厂”建设。自从苏联专家撤走后，这个理论攻关也非常难。于是调来了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先生和著名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以及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先生，进行理论攻关。当时大家都感觉有底了，因为大家认为他们都是差一点要得诺贝尔奖的世界级科学家。
但其实这些老专家做之前也不懂。我有一次采访彭桓武先生，他当时告诉我说，你知道吗？周总理批评过我。我说周总理为啥批评你？他说我刚调到九所来，周总理请我们几个到西花厅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周总理问我你过去了解不了解原子弹？
彭先生说，我当时回答谁了解那玩意儿？总理又问你懂不懂原子弹方面的知识？我就回答说谁做那个玩意儿啊。然后周总理很严肃的跟我讲了一句话，彭桓武同志这是个严肃的政治任务。
确确实实当时中国最厉害的物理学家都不懂怎么造原子弹，最终就是靠技术民主，靠大家通过大量的计算，一点一点的验证、理论攻关。最后到1963年，经过多次爆轰试验，设计过程终于完成，我们终于把理论这一关给突破了。接着到1964年，中国就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回顾1959年到1965年，光原子能研究所输送出去的人才就有914名，这些人才都到了国防科技，到了中国原子弹研制各个岗位的第一线，起到了技术带头人的作用。后来大家都称原子能研究所为老母鸡，甚至戏说在研制两弹的过程中，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孝。
钱三强先生作为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所所长，在帮助中央选拔人才上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曾经笑谈，（原子能研究所的）人才就像割韭菜一样，你割走一茬，很快就能成长起来新的一茬。
观察者网：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在新疆马兰基地进行核试验？在基础设极度匮乏的当时，我们克服了多少困难才完成了相关基地建设，张蕴钰同志以及其团队为此做出了多少努力？
彭继超：中央一开始就在考虑原子弹到底在什么地方炸响？当时二机部长宋任穷找到了聂帅，表示原子弹的研制，二机部任务很重，如果是搞试验的话，建议还是由军队来组织。于是，聂帅就向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进行了报告，之后中央决定由军队组建一个原子弹靶场，1958年8月5号，国防部下了一个通知，由当时的商丘步校一分为二成立0673部队负责建设原子靶场，0674部队负责建设原子仓库，而马兰基地和这支0673部队密切相关。
0673部队的首要任务是成立一个原子靶场的勘察大队，于是他们就进驻敦煌选择原子弹的产床。
这和电影《横空出世》里面体现的有所不同。当时苏联给咱们提供的早期方案当中，备选地址有敦煌、罗布泊，还有其他两个地方。最开始选择时，我们第一步选择到敦煌成立勘察大队，然后就在敦煌以西80公里的地方打了很多地质坑、搞地质勘探，在初步考察后，甚至打下了中心桩，准备将这个地方作为核试验场。
时间已经到了1958年的10月底11月初，核试验基地第一任司令张蕴钰将军来到了敦煌。他原来是来打过上甘岭战役的15军的参谋长，从朝鲜归国后，又在旅大警备区当参谋长，然后调到核试验基地当司令。
他来到这就问为什么定到这个地方？张志善副司令跟他说，这是苏联专家定的，说这个地方可以搞2万吨。当时张蕴钰将军就不高兴了，说美国已经搞了几千万吨的原子氢弹试验了，我们为什么只能搞2万吨？他还说，这几天看了看，这里也没法进行大规模工程施工，而且地方离敦煌那么近，如果今后要搞大规模试验，咱们敦煌的文物怎么办？
于是他向上面打了个报告，反映到了陈赓大将那里。这时候，苏联方面负责援助中国核工业部的部长也来了一封信，从高空风可能导致放射性物质在不合适的地方散落的角度提出这个地方不行。所以到了1958年12月，聂荣臻元帅批准他们到罗布泊再勘测一下，决定能不能作为中国的核试验场。
经过半年时间的勘察，他们觉得罗布泊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核试验场地，因为这个地方没有矿产资源，也没有人烟，而且地势也非常好；孔雀河当时还有水，可以利用孔雀河的水进行施工。于是他们在罗布泊西北第二次打下了中心桩，选定了核试验场。根据规划，罗布泊核试验场共有10.2万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军事禁区。后来我们国家45次核试验都是在10万平方公里之内的核试验场进行的。
今天回头看，核试验场从敦煌移到罗布泊，这是张蕴钰将军的一大贡献，当然也有苏联专家的建议，所以我当时用的词是“英雄所见略同”。
后面我去采访张蕴钰将军，我向他提问，老司令，人家都选好了地方打了中心桩了，怎么你一到就说不行？老司令淡然一笑，他说这是常识，因为我经常看《参考消息》，了解世界动态。
我认为，张蕴钰将军可能是我们解放军将领中第一个在银幕上观看到原子弹的人。1946年，张蕴钰将军参与了安平事件的调停，当时在南京梅园新村，他作为我党代表和叶帅、周总理进行谈判。谈判中间放过一个电影，其中就有原子弹爆炸的镜头。这给老将军以很深的震撼。这也是他为什么是那么多解放军将领中一开始就那么关注原子弹。我认为，在我认识的将军中，张蕴钰将军是对核问题思考最深的人。
选定试验场后，首要问题就是选定在哪建设生活区。生活区的选择标准是矛盾的：为了选择适合进行核试验的场地，他们之前寻找的是荒凉广阔的土地；但是人要生存，也需要找一块自己能够安家落户的地方。
于是他们从吐鲁番出发，一路走到了天山脚下，看着一条小河从山上流下来，河边上有一片盛开的马兰花。他们在经历一路辛苦，喝遍苦水、咸水后，发现这条河的水是甜的，马上就给北京发报，表示找到落脚的地方了，这个地方水是甜的，还有香味。
据说收到这个电报的北京首长都笑了，说这伙人都变成诗人了，水还能带香味。其实这是由于一路上的水都是咸苦的，时间长了能喝到一点淡水都会觉得又香又甜。之后张蕴钰将军根据当地河边上一片盛开的马兰花提议把这里叫做马兰，大家都赞成，后来核试验基地就以马兰命名了。
所以我过去经常说，全世界有很多核试验基地，大概只有中国的核试验场的生活区是用花来命名的，这反映了我们革命者当年的情怀：希望我们的事业能够轰轰烈烈，也希望我们的生活要像花一样。
有几件小事让我印象很深刻，1959年6月13日，召开第一次党委扩大会，张蕴钰将军一大早来到地窖会议室门口，轻声嘱咐来开会的人，说你们把脚步放得轻一点，把声音放得轻一点，在我们地窖里面，正有小燕子出壳，千万别惊扰了它们。
我当时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深受震撼，核试验基地司令在基地第一次党委扩大会决定基地建设正式开始的这么一个重大时刻，他首先关心的是一窝燕子。
后来我到北京也去问过他，老司令跟我说，戈壁滩上有一窝小燕子，不容易，这是咱们生命的伙伴。老司令的话给了我极大的心灵震撼，不亚于原子弹爆炸的东方巨响。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国家搞核武器，完全是为了和平，为了爱护生命，为了保护生命，为了保护我们祖国大地上每一个幼小的生命。将军的这句话，对我们全基地，尤其是基地的后来者，带来了很大影响。
这让大家都十分爱护那里的生命，爱护那里的动物。例如，士兵会每天为黄羊准备一盆水给他们解渴，长此以往黄羊就在基地旁边踩出了一条黄羊小道，甚至有的黄羊也会和士兵们一起出操。戈壁滩上的小鸟如果刮进了帐篷，战士们也会把它照顾好，等到风停了再把它放出去。几十年下来，无论是官兵还是家属，都对那里的一草一木充满了感情。
观察者网：长期以来，两弹元勋程开甲同志的名字为全国所熟知，但是其具体事迹并不为外人所熟悉，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程开甲同志吗？
彭继超：程开甲同志是“八一勋章”的获得者、“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人民科学家，也是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可谓是荣誉等身。我们第一次见他是1970年，他为我们作报告。虽然我们开始时听不太懂他的吴侬软语，但一讲到科技问题、核试验问题时，他充满了想象和激情。
1978年，程开甲六十岁，我去他家看望他，一进家门就看到他正在一个小黑板上写写画画。之后，他的老伴穿着打补丁的裤子上衣，扛着个铁锹，风尘仆仆下班回来了。他老伴说我种土豆去了。当时大院里的家属正式成立了一个副业队，她是队长，领着大家种土豆、喂鸡。这样的大科学家却过着像农民一样的日子。那天我问程开甲，程所长，您是从爱丁堡回来的，如果您不回来的话，在学术上会不会有更大的成就？
程老想了想跟我说，如果我不回来可能会有更大的成就，但绝不会像现在这么幸福。因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联系着，你不知道我们当年在国外留学尝尽了寄人篱下、被人看不起的滋味。
当年那些外国人都看不起中国人，给我们起各种各样的外号，称我们是“奶油棒冰”，说我们是黄种人，又黄又冷。后来有一天我突然从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江炮击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在英国朝野引起轩然大波，又是抗议，又是要制裁中国。
他说，看到这个消息后，我一下子看见了希望，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军舰在中国内河、在长江横冲直撞，没人敢管。现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终于敢对外国军舰还击了，中国有希望了，我回去。
后来历经多次工作调整，九所成立的时候，程开甲就是副所长之一，等理论研究完成要准备核试验的时候，二机部提出由于核试验基地技术部本身不足以完成核试验的全部需求，需要建立一个核试验研究所，于是他就担任研究所的所长，在西直门外完成了原子弹试验的技术方案。
程开甲最大的贡献在于推翻了原本苏联专家提出的空爆核弹的想法，提出在地面建设铁塔，进行地面爆炸试验。这样既能减少对地面的污染，又能拿到更多的实验数据，为中国第一次核试验做出了巨大贡献。
之后程开甲又兼任研究所五室的主任，负责原子弹试验中的安全问题，通过大量理论计算，提出安全设施设计要求。十多年内，其成果涵盖了大气层核试验、地下核试验等各类核试验；甚至地下核试验的坑道设计，也是按照程开甲提出的建议来实施的，可以说程开甲是中国核试验第一人。
观察者网：从原子弹爆炸到完成两弹结合以及氢弹试验，中国的速度超乎全球战略分析的预判，我们是如何做到这些奇迹的呢？
彭继超：能完成这样的奇迹，首先应当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党的坚强领导是两弹一星成功的根本保证，这句话是我实实在在的体会。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党中央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方针口号。其实在这之前，早在1960年邓稼先、彭桓武、王淦昌等进行原子弹理论攻关的时候，钱三强和刘杰已经在原子能所让黄祖洽、于敏成立氢核小组，进行氢弹的理论探索。他们经过几年的运算，掌握了大量氢弹原理数据，同时还成立了另一个小组，对这些所有数据进行验算。
因为这两项措施，等到原子弹成功之后，两支理论队伍就能顺利汇合在一起，很快就对氢弹进行多路攻关。也正是由于长期打下的基础，1965年十一前后，于敏终于突破氢弹自持聚变的关键技术难点，实现了氢弹原理的攻关。
当时于敏马上给邓稼先打电话说我们终于抓住了牛鼻子，邓稼先一听大喜，立刻飞到上海。一到上海，他们一帮人都说老邓要请客。那次邓稼先拿出30来块钱，请大家吃了一顿螃蟹。接着，邓稼先又赶快把北京所有的力量都集中调到上海，利用上海的计算机条件进行突击性验算，最后完成了代号“1100”的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而且，我们在第一颗氢弹的设计中就一步实现了武器化设计，这是党中央的要求，也是钱三强和刘杰同志的一招妙棋，非常关键。
观察者网：我国最后一次核试验是在1996年7月29日的马兰基地，也是在这一天，中国政府对世界宣布，暂停核试验。之后在8月22日，联合国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我国于开放签署条约当日的9月24日签署了该条约。回顾历史，您如何评价这几十年来中国在马兰基地的试验历史？
彭继超：1996年7月29号，中国进行了最后一次地下核试验，当时那次核试验我也在现场。试验完以后，我们都听到了中央政府发表的声明：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次核试验起，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现已建立起一支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中国广大工人、科技工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以及所有从事国防建设的工作人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不怕牺牲，艰苦奋斗，为研制和发展我国核武器，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增强了中国保卫和平的实力。
应该说马兰基地作为我们国家唯一的核试验场，确实为中国核盾牌的打造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最后一次核试验的时候，很多参加过第一次试验的老同志都来了。这些老同志都抱着为祖国、为自己的事业、为自己的人生画下一个完美句号的心情来的。最后一次核试验成功之后，很多老同志包括像我这样的马兰基地老兵都非常兴奋。
当天晚上我们在马兰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放飞了很多和平鸽，我们当时自豪地说，今后我们走在祖国大地上，走到任何一个城市，走到任何一条大街上，如果有人问我们，你从哪儿来？我们都会非常自豪地回答我们从罗布泊走来，我们从马兰走来；我们用青春、用自己的努力，在遥远的地方为我们的祖国、也为自己画下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圆，我们画得很漂亮。
这是我们当时经常爱讲的几句话，看似有点诗情画意，有点夸张，有点充满豪情，但这是我们每一个马兰人真真切切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