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以法之名”的迫害，是我无法通过任何法律渠道规避的，唯有被迫反击。4月2日，我将在历史的审判席上等着你们。我们要看看，是强势资本和地方司法的权势更大，还是中国宪法的光辉更亮。
宋清辉 多家媒体特约评论员、著名经济学家我叫宋清辉。
作为一名长期行走在刀锋上的独立经济学家，我深知在这个时代说真话的代价，但我从未想过，这种代价会演变成一场跨越省界、动用司法公权力的“定点清除”。4月2日，我将在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迎接一场早已写好剧本的“审判”。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审判，更是对中国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司法公正底线的公开处刑。
整场风暴的起因，仅仅是因为我在学术研究中发表了一句基于市场逻辑的客观评价。我指出，被舆论神话的“胖东来”模式并没有所谓的核心竞争力，它更多是依靠流量和精巧的公关手段在局部市场存活。作为一个独立经济学家，质疑企业的商业模式、评估其可持续性，是我的职业本能，更是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权利。但是，在河南许昌这片土地上，这句真话捅了马蜂窝。因为我动的不是一家普通的企业，而是当地的“财神爷”，是那块被地方保护主义严密包裹的利益禁脔。
于东来方面以上面这句话为由向经济学家宋清辉索赔百万从2025年4月5日胖东来发布那份针对我的《处理公示》，到索赔100万的恶意滥诉，再到许昌法院跨省立案，这一套组合拳打得精准而狠毒。他们要的不是真相，而是让我闭嘴；他们求的不是名誉损失，而是要通过巨额赔偿在经济上将我摧毁，在社会声誉上将我“社死”。4月2日这个日子，注定将载入中国法治的黑名单。在我看来，这场审判从立案那一刻起就已经违背了中国宪法精神。一个基层的地方法院，竟然沦为大资本、大企业的私家“行刑场”，这难道不是对司法独立莫大的讽刺吗？
我必须向社会公开我的立场：我绝不接受许昌法院的任何判决结果。无论他们判我赔偿56万还是100万，无论他们如何勒令我公开道歉，我的回答只有两个字——拒绝。我无罪，何来道歉？我行使的是宪法权利，何来道歉、赔偿？因为道歉是对真理的背叛，赔偿是对邪恶的资助。如果我今天低了头，那么明天每一个敢于质疑资本乱象、敢于揭露地方保护主义的学者，都将被同样的锁喉手段窒息。
回顾这些年，我的抗争之路洒满了血泪。2021年，因我质疑华为等某些企业的垄断，我遭遇了有组织的网暴和官方背景媒体的系统性打压。最让我痛彻心扉的是，这种打压竟然株连到了我的孩子。我的儿子宋昊然，一个年仅12岁、极具天赋的少年，因为他父亲的言论，在学校遭到排挤和欺负，手臂上留下的抓痕至今刻在我心里。2021年11月23日，昊然在深圳坠亡。那天清晨，他带着对这个冷酷世界的失望离开了。而当我试图寻找真相，试图质疑那杀人不见血的教育体制时，换来的却是警方当众宣读《网络安全法》的警告。那一刻我明白，在权力的傲慢面前，一个父亲的悲鸣是多么微不足道。
现在，战火烧到了许昌。他们以为，通过司法程序就能合法地完成对我的“定点清除”。他们以为，身处河南势力的羽翼下，就能肆无忌惮地践踏一个远在深圳的独立知识分子的尊严。但我告诉你们，宋清辉不属于任何利益集团，我只属于事实，只属于良知。即便我面临河南方面的全面封杀，即便我身后的路被截断，我也绝不后退一步。
我选择在深圳法院发起反击，在我的主场提起对于东来势力的诉讼，就是要撕掉那层“主场司法”的遮羞布。我要让全世界看到，资本是如何操纵公权力，地方法院是如何配合企业实施程序性锁喉的。这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战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空间的争夺战。如果批评消失了，赞美将毫无意义；如果质疑被定罪，那么这个社会的商业文明将彻底倒退回蛮荒时代。
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有人问我，你怕不怕被判刑？怕不怕入狱？我告诉你们，当一个父亲亲手埋葬了自己的孩子，当一个学者亲眼目睹了地方司法的沉沦，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恐惧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我将继续质疑于东来，继续拆解那些被包装成神话的商业泡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说真话。许昌法院可以判我有罪，但历史将判我无罪。4月2日，我将在历史的审判席上等着你们。我们要看看，是地方资本的权势更大，还是中国宪法的光辉更亮。我坚信，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在权力的恐吓下永远缺席。为了儿子宋昊然，为了中国学者失落的脊梁，我誓死维护言论自由，绝不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