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传芳
女，1943年出生，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已并入重庆大学），1983年任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副局长兼任深圳国贸大厦工程现场总指挥。1984年6月至1995年任深圳市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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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时间：2022年5月27日
口述地点：口述人位于福田区荔湖新村的家中
采写撰稿：深圳特区报记者 尹传刚
1984年3月15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正在建设中的当时中国第一高楼——位于罗湖区的深圳国贸大厦主体建设速度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新纪录，这是我国高层建筑历史上的奇迹，标志着我国超高层建筑工艺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三天一层楼”就此从罗湖扬名全国，成为“深圳速度”的标志并享誉至今。
1984年国贸大厦封顶后，在此后10年左右的时间里，它头上都戴着全国第一高楼的桂冠。53层的国贸大厦，展现了深圳人敢想敢干、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建成不久后的国贸大厦。（受访者供图）毅然决定放弃金城大厦工程，全力投标国贸大厦
中建三局是最早一批进入深圳参与特区建设的大型国有企业之一。当时局长是张恩沛，我是副局长。他当时就认识到，特区是我们的“用武之地”，决定在深圳创牌子、树信誉，为特区建设作贡献。
1981年，中建三局一公司在出色完成了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部的建设后，得到市里的好评和信任，便把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的金城大厦交给我们施工，在金城大厦的前期准备工作即将完成时，传来了市里要建设全国第一高楼——国贸大厦的消息。
但当我们要参与投标时，市里表示金城大厦和国贸大厦两者不可兼得。这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金城大厦是“到嘴的肉”，我们不舍得吐出来；不争国贸大厦，又不甘心。两座大厦建筑面积虽然都是10万平方米，但金城大厦是三座塔楼，每层面积较小，只能采用传统翻模的施工方法，速度慢，只能说是一个普通项目。国贸大厦是一座塔楼，每层面积大，有采用新技术的可能，若建成，其意义是不一样的。但一个是“到嘴的肉”，稳赚；另一个要参与投标，且很多单位都决心来争，在强手如林的情势下，我们面临很大的风险。若最后失败，那损失可就太大了。
经过反复、痛苦的权衡，我们决定放弃金城大厦项目，冒风险投标国贸。我们大胆提出使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滑模工艺，以加快速度，缩短工期。最终，我们一举拿下国贸的主体施工任务。
为了确保优质、快速完成施工，局里非常重视，派我到工地蹲点，并宣布由我兼任国贸大厦工程现场总指挥。为加强工程的组织领导，局里还选派了四个懂技术、会管理的干部组成工地领导班子，即“四顶红帽子”，组建了滑模工程技术组。
工地所需的主要技术工人，都是经过认真挑选的，我们全力保证素质高、技术好的工人上岗。
1985年时的李传芳。（受访者供图）前三次试验失败，我们硬着头皮顶着
滑模工艺是一种新技术，国内当时还没有使用过。
传统施工中采用翻模工艺，使用这种工艺时，要在大楼外部搭建脚手架，一直搭到最顶层，然后一层层地制作模板、轧钢筋、浇混凝土，然后拆模，层层重复，速度太慢！
滑模工艺则省去了翻板的程序，由几百个油压千斤顶同步顶着施工平台，带着模板边浇筑混凝土，边轧钢筋，边提升，这样就大大加快了施工速度。
滑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虽然我们曾经在烟囱、冷却塔等构筑物上使用过这种工艺，但超高层的建筑，其结构要复杂得多，我们之前的经验显然是不太适用的。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滑模小组的同志们查阅资料、外出参观学习。
我还记得第一次试验时，工地上6台搅拌机一字摆开，30多辆运送混凝土的小车和推车的工人都整装待发，一声号令，工地上忙碌起来了。虽然设备和劳动力比一般的工程，都要多出好几倍，但混凝土的生产和运输远远满足不了这个“庞然大物”的需求。
混凝土浇灌的数量远远达不到要求，导致滑模不能按时提升，待到能提升时，混凝土已经过了初凝时间，有了一定强度，这时再提升滑模，混凝土就会开裂。第一次试滑一共用了47个小时，失败了。
为了增加混凝土的生产量，局里决定再增加4台搅拌机、4辆车，每辆车由两个司机轮流开，用了4个昼夜，才从湖北赶到深圳。但遗憾的是，后面两次试滑，还是失败了。
三次试滑失败，引起了一些非议。竞争对手认为我们是吹牛，也有人说“没有弯弯肚子，就不要吃镰刀头子”。
有人担心：拿内地第一高楼做滑模工艺试验风险太大！如果从顶层往下滑，滑不成只影响一层；现在从下往上滑，滑不成，得影响几十层。还是用回老办法保险！
巨大的压力扑面而来。
压力再大，我们硬着头皮顶着。以当时的条件，已经无法再增加设备，怎么才能加快速度呢？干部们不停地开会研究，工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想办法、出主意。
反复研究的结果是，必须要增加设备。我们贷款300万元人民币，购置了搅拌站、输送泵和用来垂直运输混凝土的爬塔等设备。
在工地上的李传芳。（受访者供图）第四次滑模工艺试验成功，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1983年9月18日21点，我们开始了第4次滑模试滑。
一声令下，搅拌机和输送泵开始轰鸣。
晚11点，是预定的第一次滑模提升时间。开始前，工地上一片肃静。分布在1500平方米操作面各个关节点位置的500多个油压千斤顶同步启动，平台带着模板缓缓滑升。
我们蹲在滑模平台的下方，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拉模的过程和效果。
混凝土脱离了模板，稳稳地矗立着，看起来像切得非常整齐的豆腐一样，表面光滑、柔和。
那个时候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我不自觉地喊着：“我们成功了！”工人们使劲地挥舞着安全帽，喊叫着，拥抱着，跳跃着，泪水和汗水交织在一起，滑模终于成功了。
滑模工艺的试验成功，使我们的效率大大提升：从十五天一层，变成七天一层。之后，速度逐渐提升到六天一层、五天一层、四天一层、三天一层，质量完全合格。
国贸大厦“三天一层楼”，刷新了我国的工程施工记录，由此也在罗湖诞生了“深圳速度”，国贸大厦成为深圳的一张响亮名片传遍全国。
工地实行严格军事化管理，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国贸建设工地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男女工人都住集体宿舍，就是夫妻同在一个工地，也不能住在一起，干部也一样。
滑模施工中，工人们每天两班倒，一班12个小时，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深圳闷热潮湿，往往瓢泼大雨刚过，一会儿又是烈日当头。工人身上一会儿干，一会儿湿，也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工作平台是用钢板铺的，夏天被太阳晒得烫人，可以在上面煎鸡蛋，鞋底薄一点的话，脚都能被烫起泡。工人们头顶烈日，脚踩钢板，干着重体力劳动，从不叫一声苦、喊一声累，总担心工作没做好，工程质量出问题。
钢筋工都是女孩子，直径25厘米、2米多长的螺纹钢，每条有一二百斤重，两个人扛着在工地上跑，肩膀磨破了，垫块毛巾继续干。
工人们住的工棚非常简陋，是用油毛毡、竹竿、竹席、竹叶等搭建起来的。
记得有一次，台风正面袭击深圳，卷走了工棚棚顶，断电之后，漆黑一片，大家就在大雨中艰难地熬过了一个晚上，衣服、被子、鞋子全部湿透。我所在的工棚，棚顶也被台风吹翻，我只好把平时用来洗澡和洗衣服的木盆顶在头上挡雨。
台风过后，工人们顾不上晾晒自己的衣服和被子，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工地，是自己的工作岗位，都主动到滑模平台上进行检查维修。我被他们深深感动了，这是什么精神？是牺牲和奉献精神。
“三天一层楼”是深圳奇迹的一个代表
1984年9月4日，国贸大厦主体工程顺利完成，标高160米。那时候已经调任深圳市副市长的我，应邀参加了封顶仪式。当时，工人们买了一挂长160米的鞭炮，从楼顶直挂下来，用钢丝绳拉着，燃放了好一阵子。
1984年9月，国贸大厦主体工程顺利完成。（江式高 摄）“三天一层楼”是特区各行各业快速发展的代表。快速成长的深圳，阐释了什么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记得当时有媒体称深圳为“一夜城”。
“三天一层楼”既是“深圳速度”的象征，也是“深圳效益”的象征。它不仅是速度的飞跃，更是效益的提升。先进的施工技术，缩短了工期，节省了材料，必然产生巨大的效益。
国贸大厦是中建三局腾飞的起点，他们在深圳、罗湖“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鼓舞下，40多年来在深圳留下了不少建筑杰作。
深圳经济特区的开发建设起步于罗湖。不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产生于罗湖，早期深圳城建的重心也是在罗湖。罗湖是深圳城区建成最早的一个区，可以说，罗湖是特区建设的排头兵。
回顾往事，能清晰感受到深圳、罗湖在发展过程中创造的那些奇迹。我是1982年来的深圳，那时候的罗湖，几乎没有一条正规的路，偶尔休息的时候，就逛一下东门老街。40年过去了，罗湖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做梦也想不到，罗湖会变得这么漂亮。可以说，罗湖是改革开放40多年辉煌成就和深圳变迁的精彩缩影。
如今，罗湖正聚焦“湾区枢纽、万象罗湖”的城区新定位，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我相信，深圳和罗湖的明天将更美好！
（作者：深圳特区报记者 尹传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