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忆旧集》 杜鲁门·卡波特 著 刘露 译 译林出版社
我是从十几年前开始成为卡波特的读者的，我读他的第一本不是《蒂凡尼的早餐》，也不是《冷血》，而是《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我记得那种逐字逐句地阅读，然后字字珠玑的惊喜——那种惊喜的瞬间周遭是极为寂静的。其实这些年，我在跟别人聊起卡波特的时候，也一直在试图说清楚阅读他的那种真正的妙处，这很困难。
总之，在《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之后，我就几乎找来了他所有的小说。一定要形容的话，那就是——无论卡波特写什么，他的句子里首先就具备一种非常悦耳的音乐性。描写与叙述的穿插之间，顿挫有致。在他的叙事中，好像五感都能在几百字里被打通，听觉、画面感、气味，以及必要的叙事需要传达的信息，面面俱到，且不露痕迹。阅读者的视线、注意力与时间——都能够在不知不觉间接受他的剪裁，他会让每一个读者感到，自己的感知能力在变得更加纤巧。所有小说里要讲的事情，全都在这种举重若轻为阅读者建立起来的通感之中完成。我想，阅读他，可以帮助一个写作者相信，顶级的技巧从来都不是目的，而是一段路途中偶得的风景。
当我们在阅读一位大师级的作家的作品时，常常能够感知到，这里面有一部分可以言传，可以总结，可以当作经验传授，可以学习……但是另外一部分，不能。
而《圣诞忆旧集》的好，恰恰就是因为，属于“不能”的那一部分，占比特别多。这本短短的集子里的三篇小说，分别发表于1956年，1968年，1983年。这二十七年，恰好覆盖了卡波特作为“作家”的职业生涯的声名大噪，如日中天，醉生梦死，再归于平静。在这二十七年里，拜好莱坞所赐，全世界的观众都知道了《蒂凡尼的早餐》，都记住了站在橱窗前面的奥黛丽·赫本——虽然这个电影早已将小说修改得面目全非，可是为讨厌这部电影的原作者带来了更多的名利；在这二十七年里，20世纪60年代中期《冷血》的轰动与热卖让他抵达巅峰，《纽约时报》用了空前的版面报道他举办的世纪派对；在这二十七年里，他享受过了他热爱的镁光灯和名利场，他离不开却又受够了一场又一场的舞会；在这二十七年里，他喝了太多的酒，曾有一度被人们认为堕落已毁掉了他浑身的才华，然而80年代他的一本极为精彩的、帮安迪·沃霍尔的杂志做的系列人物专访《变色龙的音乐》却又再度畅销……我其实想说，《圣诞忆旧集》与他在纽约的名利场人生完全无关。如果你不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完全不妨碍你迅速感知到那个亚拉巴马乡下的小男孩恒久的孤独；如果你略微听过他的人生故事，你或许会惊讶——在《圣诞忆旧集》里，若你默认这个叙述者就是长大了的纽约作家卡波特本人，字里行间，你丝毫读不出来后来的热闹。
大巧若拙，指的就是这样的作品。
亚拉巴马荒芜的寂静一直沉睡在记忆深处的某个角落，即使这个小男孩日后活成了“美国梦”本人，属于童年的时光的，依然只有亚拉巴马宁静的原野，以及，小男孩唯一的朋友，六十多岁的苏可小姐。
苏可小姐真是宝石一样的存在。至于为什么，你们自己看吧。
卡波特生于1924年，在他童年时代，赶上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选美冠军出身的母亲早已和父亲分道扬镳，出去闯世界，嫁给了有钱的继父。妈妈需要闯荡的那几年，把卡波特寄养在亚拉巴马乡下的农庄里。你可以把《圣诞忆旧集》里的这个小男孩当成他本人，也可以完全当成小说里的人物——总之，他们很像就对了。亚拉巴马的乡下农庄，有一大堆进进出出的亲戚，其中只有一个非常远的表亲，跟小男孩是一类人，就是苏可小姐。虽然苏可小姐已经六十多岁，头发花白，虽然大人们都觉得苏可小姐有点傻，行为古怪——但是在小男孩眼里，这位忠实的好朋友没有任何应该嘲笑的地方。苏可小姐也永远不会觉得小男孩可笑。
虽然这三篇小说创作的时间跨度是二十七年，但是放在一起，几乎感觉不到这期间的岁月流逝，当然原因也许不止一个：比如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卡波特自己认为那个属于早熟天才写作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他开始探索一条更为朴素但是更为开阔的道路，他认为这条道路的标志就是《蒂凡尼的早餐》，但是探索应该是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所以这三篇小说，即使跨度很长，也依然属于他成熟期之后的作品；还比如，那个亚拉巴马小男孩一直被封存在时光胶囊里，他不会长大，不会变老，无论什么时候回头去看他，眼神和语调都会不知不觉地变得安静下来，安静得就像是亚拉巴马的秋天。
在那个永恒的深秋里，苏可小姐凝视着窗户的神情永远像是另一个孩子，她会愉快地对小男孩说：“做水果蛋糕的天气来了，巴迪。”
（作者为小说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