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这个文题，倒也不是抄袭前辈买书之趣，也非效仿郑西谛先生写一部《劫中得书记》，乃是自我的一个猎书回顾。从幼年九岁起，受教语文的母亲影响，常常浸淫此道，乐此不疲。用母亲的话说，是生了一个书蠹。我童年生于巴蜀，地处西南，儿时人贩众多。无奈，父母上班就会将我锁在家中。孩童正是爱玩的年纪，终日磨皮擦痒无所事事。于是偷偷跑进父母书房，见架上各种珍籍，拿得第一本竟是湖南文艺那册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女人》，囫囵吞枣一遍后，拿出的第二本便是人文社那套被翻得泛黄的《红楼梦》（以下简称《红楼》），终究是入了迷。《第二性·女人》并非全本，乃是波伏娃关于女性一生的描述，这个选本是上世纪80年代的普及本，与日后郑克鲁先生的译本不可同日而语。《红楼》亦如此，母亲惜书，纵然翻得泛黄，品相仍是触目如新。儿时家中多是曹雪芹、高鹗作为著者的百二十回本《红楼》。
接下来的数日，我便跟父母打起了“游击”。每当听到钥匙插入防盗锁内的声音，便拿起一旁的凳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书重新插回架上——那时《红楼》被父母束之高阁，周围的书皆是不可触碰的领域。无奈彼时尚小，能看得懵懂的就是宝黛之情。
待到初中，母亲把我带去她的学校，我仍是终日抱着一本《红楼》昼夜勤读。从内里学到了许多哲理……那时为了避嫌，不在母亲的班里，教我语文的老师刚从大学毕业，见我作文早慧之句频出，时常将之作为范文让全班浏览。学校附近颇多书肆，每到课间我就在校园周边流连。往往用省吃俭用地钱买上一两部“盗版”《红楼》，不为别的，只因封面好看。
高中学业繁重，闲书自不消说是看不了的。等到大学，蹉跎了几年光阴后参加工作，才重新拾起对《红楼》的兴趣。后来辞去编制，南下深圳，在深圳的一家书店里打工，为的就是能有时间看些闲书。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注意收集各种版本，日积月累之下庋藏中的《红楼》遂初具规模。
我读《红楼》只是读原著，至于众多“红学”专著则兴趣不大，但作为资料却也极力搜检。这些年因为天南海北的出差，每到一地，虽有繁务，然逛旧书肆兴味难减。哪怕时间再紧，也要去当地颇有名望的旧书市场乃至二手书店逛逛，总是希冀在其中能捡到宝贝，但很多时候，即便去了，看到架上所售之书皆是大路货，不免失望而归。《红楼》版本无数，书蠹书痴们猎书颇有一番心得：若是旧时版本，奇货可居，店家价昂，囊中羞涩者不敢出手；若是普通版本，品相唯佳，书况较好而索价亦廉者，卖家读者皆有雅兴。念及这些年买读《红楼》花了重金，最为有趣且值得记录的，唯有京中淘书二事。
不识京城潘家园，都不敢妄称自己为书蠹。且不说鬼市，就是周末清晨到此聚集的，大多也是常年熟谙此道之人。每每出差至此，周末必来这里晃荡一圈。有主动吆喝的老太，翻检一过，用一句话总结即是：“价昂而品弱。”有正版盗版掺杂五元一本的，此中亦是人群聚集地，但很难买到精品。于是我只能另辟蹊径，去隔壁淘宝楼中的店面里一逛。早晨开门的倒也没有几个，印象最深则是其中一家没有门头的店面，店主姓刘，我在他店中买了不少好书，“苦茶寒斋”“逸梅起潜”（注：周作人、郑逸梅、顾廷龙）应有尽有。印象最深的，则是淘了三册《红楼》残本，应为民国有正书局小字本。自此打开了我版本收藏之初衷。现在想来，也是六七年前的淘书旧闻了，但情景仍历历在目。此京中第一件趣事。
第二件趣事，是前岁专程前往北京曹雪芹纪念馆。该馆坐落于西山植物园中，去时正是一片生机盎然。当时小巷深处有邓云乡先生所题“薜萝门巷”，在四周闲逛一圈便去了内里的“芹圃学坊”，应是纪念馆中单辟的一间书店。进门一看，架上诸多《红楼》早已收入囊中，唯有一套平装三册的《红楼梦脂评汇校本》，放至前台结账时，店员见后有“溢价书”三字，跟店长反复确认，店长才无奈卖给了我（可能当时此书标价尚低，店家语气仍有不愿出售之意）。店中一个熟人在此抽金陵十二钗盲盒，指定了“黛玉”，这黛玉自己跑了出来。眼前景象，活脱脱似“大观园”呢。
读书人往往有寻书、藏书之好。自十二岁伊始，经历了二十年的猎书生涯，见到书如狼似虎的劲头仍然未减。而寻访《红楼梦》，恰是其中兴味盎然的一环，每每令人回想。
（作者为文化学者、藏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