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缘关系史》孙冬虎 等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地缘关系的形成以不同区域之间的地理位置为基础，无论彼此毗邻还是相隔遥远，都不影响地缘关系的客观存在，只是其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各不相同而已。京津冀之间为什么存在割不断的地缘关系，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在地理位置上相互毗邻，三省市的主体所处的地理空间原本就是同一个地理单元——以西边的太行山与北面的燕山为依托的海河平原。
太行山自古就是河北与山西之间的地理阻隔，燕山山脉则是华北与东北的天然分界。北京、天津后来居上，但终究是在明清直隶的土地上崛起，无论何种力量都无法改变三者之间在地理上的关联。以山脉而论，从北京昌平穿过居庸关到延庆岔道城的关沟，是太行山脉与燕山山脉的分界线。北京西山是太行山的余脉，也是北京市与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南部、保定地区北部的分界。昌平一带的军都山是燕山西部的余脉，北面与河北省张家口地区相连。由此向东的燕山山脉主干，则是北京与河北承德、唐山地区所共有。燕山一线的万里长城东段，将河北、北京、天津串联在一起。它们在历史上尤其是明代共同构成了一道军事防线，其自然地理基础就是同属于彼此不可分割的太行山与燕山山脉。
从气候和水系而论，大气环流控制下的气候特征和天气现象，是在大尺度范围内制约区域环境的地理要素。与之相伴的重大水旱灾害一旦发生，往往不会仅限于某个省份，而是波及整个华北乃至中国北方，京津冀三地更是经常成为“难兄难弟”，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们相距太近。就水系而论，汇集到天津境内的海河水系的河流，包括晚近被誉为北京“母亲河”的永定河，无一不是发源于河北省甚至山西省，或从西北向东南，或从西南向东北，流向地势最低的天津一带，像一条条散落的扇骨归结到最后的那根扇柄一样，形成了扇状分布的海河水系，天津也就成了“九河下梢”之地。这些河流在历史时期的往复摆动和淤积，也是制约大运河北段畅通的关键因素之一。
行政区域的划分是国家统治所辖领土、管理地方事务的途径和手段，海河平原及其周边地区曾经有过不止一个最高级的政区单元。国家力量干预下形成的行政分隔，并不能完全阻断地理上的关联。天津、保定、张家口、宣化、山海关之所以成为首都北京在不同方向上的军事屏障和门户，天津之所以成为扼守北京经济命脉的河海漕运枢纽，京津冀三地之所以形成首都、口岸、腹地的政治经济分工，在地域文化上之所以存在众多相同或相近之处，都离不开地理上的彼此毗邻。从历史上的行政一体化到晚近时代的相互分隔，是在地域经济关系与生态需求并不十分紧密的古代或近代做出、以满足相应时期国家统治需要为宗旨的政治调适。一旦到了彼此经济关系由松弛变为紧密，生态需求由迟缓变为急迫时，许多问题就需要以更开阔的视野看待、在更广大的范围内统筹安排。
自金代海陵王迁都燕京以来，历史上的北京就成为最高统治者及其领导下的官僚集团最集中的所在地。作为国家的政治中枢，宫殿巍峨、衙署林立是城市最突出的外在特征，这样的城市无疑首先是一座政治城市。国家的政令、军令从这里发出，自然奠定了它在行政区划系统中独一无二的地位。这样，巩固政治中心的安全就是国家军事布局的第一选择。明代拱卫北京的多重防御体系，外有燕山长城与周边隘口层层把守，内有规模庞大的京营驻扎，天津上升为扼守河海咽喉的京师门户，宣府、保定等地则是扎紧京师藩篱的畿辅重镇，这是历代根据山川形胜和内外形势确定区域军事格局的最典型的代表。
正是由于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的叠加，畿辅地区乃至全国支撑首都需求的压力进一步加剧，促成了北京在城市发展的某些方面一家独大的局面。为了供应国都需要的巨量漕粮，大运河与海上航线最终奔向北京。近代兴起的铁路虽然并非发端于北京，但北京随后成了全国的铁路交通中心。明清时期实施畿辅营田水利工程，出发点是为了减少首都对江南漕粮的需求。古代官方主导下的人口迁移，大多是以充实京师为基本宗旨。遍及全国的资源调配和采办贡纳，自然是为了满足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需求，建材及能源供应对周边地区的环境影响最为突出。漕运枢纽天津在清代崛起为商港后，北京东南的海上门户由此增强了经济职能，直隶地区则成为经天津出口的多种农副产品的生产基地。政治地位与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也决定了京津冀在文化上既有相近之处又有所不同，大体形成了北京颇多政治色彩、天津更具商业味道、河北偏于传统风格的空间分布特征。
以北京为主导的历史上的京津冀地缘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早期政治的“京”与周边的“冀”之间的“双边关系”：其远源可以上溯至燕都蓟城、汉唐幽州城、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北京与周边的燕赵、汉唐幽州、辽南京道、金中都路、元中书省、明直隶省之间的关系，这个时期的地缘关系纽带还比较松散。二、清代的京津冀“三角关系”：天津成为通商口岸之后，表现为政治中心北京、商业中心天津与广阔腹地直隶之间的关系。三、清末民国三个同级政区之间的地缘关系：京津两市为建设近代化城市而推行的新市政、制定的新规划，要求城区拓展、辖区扩大、腹地更广，同为省级政区的北京、天津、直隶（河北）之间的分合与辖境调整，为当代京津冀地缘关系的形成奠定了直接基础。四、中央强力制约下的当代地缘关系：在最近七十多年间，形成了北京政治地位空前巩固、城市区域大幅度拓展、经济文化一马当先，天津发展比较迅速，河北相对滞后但颇具资源生态潜力的格局，三地的互补与协同成为有利于各方未来发展的客观要求。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者着眼于保定的工业基础，唐山、张家口的煤炭及铁矿资源优势，曾经设计过“京津保”“京津唐”或“京津唐张”工业布局方案。今天我们正在推进中的“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是一个三方互补、规模空前的宏大构想。行政区划的壁垒以及由此而生的立场、态度、利益的沟壑，需要在国家层面的主导之下逐渐消除，进而建立新的地缘关系与地缘政治格局。尽管国内省区之间的地缘关系并不能简单地视为国际关系的“缩微版”，但在认识和协调区域关系的问题上，地缘政治学的某些理论应当具有积极的提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近年来，京津两市尤其是北京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土地、生态、人口、产业布局等问题，已经不能仅在北京市辖境范围内寻求解决，与河北的协同成为必然选择，河北也需要借助京津在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促进自身的发展，共同利益与客观情势使三方的地缘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
在京津冀三方都致力于实施本地发展战略或既定规划的前提下，彼此之间在某些规划方面的对接和延伸，应该成为互利互补、实现双赢的途径之一。例如，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三个文化带”的整体保护利用，不论是长城、大运河还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研究和建设，首都北京都应与沿线其它地区密切协作，发挥号召、引领、示范的作用，仅仅做好“北京段”的工作显然远远不够。与此相似，在生态、资源、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的其它方面，互相毗邻的京津冀三地同样需要从整体上制定规划并付诸实施，这也是历史上的京津冀地缘关系对当代的重要启示。
（作者系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