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正值社会转型时期，是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开端。就明代文化而论，晚明堪称最有活力、最有生气、最有解放精神的时代。进而言之，明朝人思想之活跃，兴趣之广泛，视野之开阔，均是前无古人的，以致出现了一些奇谈怪论。
在明代的知识人群体中，开始对儒家传统道德进行彻底的反省，进而为自出机杼的新说奠定思想基础
明代怪论的出现至少可以证明，在明代的知识人群体中，开始对儒家传统道德进行彻底的反省，进而为自出机杼的新说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晚明的知识人群体中，出现了不乏新见的论著，如贺道星之《危言》，袁宏道之《狂言》，李贽之《焚书》，顾大韶之《放言》。从这些书名或篇名不难发现，他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言论或许会因为自出机杼而不被传统或世俗之士所见容。
一是怀疑精神。如李之藻认为，人具怀疑精神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人只要“求诸自心而不得”，或者“质诸习闻习见而不合”，势必会产生怀疑。当然，所谓的“疑”，可以分为“正疑”与“妄疑”两种，他所取的仅仅是“正疑”而已，但李之藻提出的“正疑”，势必导致这样一种认知，即“道”未必“备于古”，“经”未必“尽于圣”。在明人思想中，弥漫着一股疑古的思潮。这种思潮，先由“疑传”开其端，进而发展到“疑经”。一至“翼经”“续经”说的提出，更是说明明人已具一种“经自我作”的思想。
二是创新精神。明代学术的最大特点，就是自出机杼，凡是前人说过的话，便不屑再说，却总是要另出一番臆说。从清儒李光地的记载可知，明末有一位耆老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孔子之书，不过是立教如此，非是要人认以为实。”这种别出己见的风气，始于嘉靖以后，尤其是王阳明开启了这一派的学问，进而在明末蔚为一股风潮。在明末，无论是浅学小生，还是著名学者，无不“以訾毁先辈为豪大，以诋讥宋儒为名通”，甚至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一种“时尚”。
变者，即不再恪守传统，而是持一种“是今非古”之论
明代文化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面相。这种“多样性”，大抵可以用博、杂二字加以形容。
说其博，不仅限于知识储备的弘博，更是指明人有着包容不同思想、不同见解的胸怀。就知识结构的弘博而言，明人兴趣广泛，喜于务博，几已成为一种风气。尤为可贵者，在明人的知识构成中，已经开始会通古今、会通儒佛道、会通儒耶。以会通古今为例，丘濬主张将“稽古”与“近思切己”相结合，显然是将古今牵于一线。以会通儒佛道为例，晚明儒佛道三教合一之论甚嚣尘上，佛教开始向科举八股文渗透。以会通儒耶为例，晚明的学者并非止步于将儒学与基督教合流，而是在此之上更进一步，在文化上达臻会通中西的境界。如李之藻认为，“学问无穷，圣化无外”，对于来自西方的异文化，不妨采取“并蓄兼收”的态度，以昭显“九州同文之盛”；徐光启更是提出了“会通超胜”这一颇有前瞻性的主张，建议借助于翻译—会通—超胜这一过程，吸收西方文化，乃至超越西方文化。
说其杂，主要是指文化、知识弘博背后的乱象，甚至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明人学问，绝非清儒所指摘的“空疏”，而是存在着博杂化的倾向。如明末学者邱一敬、陈际泰，均读书很多，堪称博学。他们的学问，邱一敬有“三河杂货行”之称，陈际泰有“广城杂货行”之号。两人学问的共同之处就是如同“杂货行”一般的博杂，应有尽有，所不同者只是多少而已。在知识构成上，博杂不等同于博雅。正是在这一点上，明儒与清儒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明人学问，博而杂，甚至“博而不精”；而清儒学问，尤其是乾嘉学者，正好能做到博而精。
尽管明人学问存在着博杂的偏弊，但无疑是文化多样性的一种表征。在文化趋于多样性的大势下，明代的知识人开始对“异端”加以重新的认知与包容，甚至不再排斥“异端”。如王阳明对“异端”有其独特的看法，认为“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为异端”。以愚夫愚妇或百姓日用作为区隔“同德”与“异端”的标准，这是明代文化多元化的典型例证，其结果则是不再贬斥异端，甚至对佛老不加排斥。
晚明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思想家之间争辩不休，文化呈现出多元纷呈的面貌，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作者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