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而粗暴的世界》 普拉东诺夫 著 淡修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基坑》 普拉东诺夫 著 徐振亚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俄罗斯作家安德烈·普拉东诺夫或许是个有些陌生的名字。但对于20世纪世界文坛来说，普拉东诺夫属于和卡夫卡、贝克特同等重量级的大作家，包括海明威这样的文豪都对他心服口服。由于历史的遮蔽，这位大作家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创作了最好的一批作品，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在苏联读者中间“回归”。中国对普拉东诺夫的译介也随即开始，不过进展并非一帆风顺。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近三年间多家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普拉东诺夫的不同译本，包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淡修安翻译的小说集《美好而粗暴的世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池济敏翻译的中短篇小说集《莫斯科的小提琴》，以及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资深翻译家徐振亚翻译的长篇小说《切文古尔》、中短篇小说集《基坑》《原始海》。这样的译介频率对于20世纪俄罗斯作家来说并不多见，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也只是普拉东诺夫文学遗产的一小部分。
不过，多种译本同步出版，也是一种“积压”的结果。这是一项艰难的翻译工作。例如徐振亚先生三十年来都在致力于打磨译本，因为普拉东诺夫的翻译难度非常大。也正如淡修安在译者序中指出的，普拉东诺夫的语言是一种“反文学语言”，有很强的原创性，充满了杂糅的特点，充满了“故意”的扭曲、变形、拼贴，既表现为自造的词汇，也表现为“反常”的修辞手段。当翻译成中文时，不仅令译者犯难，也会带来阅读的障碍。再加上时代背景的隔阂，作家创作的主旨便很容易令今天的读者如堕云雾中。
我们可以通过长篇小说《幸福的莫斯科娃》（载于普拉东诺夫小说集《美好而粗暴的世界》）现存部分大致了解作家的创作思想。这是一篇未完成的作品。故事主人公莫斯科娃是俄罗斯革命留下的孤女，在保育院长大，九年制义务教育后她通过考核进入飞行学校学习，成为女飞行员，但不久因跳伞事故中断飞行生涯。她一无所有地踏入社会，遭遇过各种挫折，邂逅过各种男性，她投入火热的地铁工地建设，却因为事故失去了一条腿。故事看似不复杂，但它绝非《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幸福的莫斯科娃》有一种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流浪汉/朝圣者小说气质，莫斯科娃是“新人”的象征。她在莫斯科“漫游”，她具有俄罗斯朝圣者“寻找真理”的特征（普拉东诺夫小说中总是有一个这种“朝圣者”主人公），但是她属于一个新莫斯科（她的名字和这个城市是一个词），这是一个事关未来来临的莫斯科。193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得到了延续，即人是否可以“神化”的问题：人类是否可以转变为字面意义的神，从而摆脱所有的俗世限制，又或者，是否应该组成一个面向全人类的解放而平等的团体？在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提出“神人类”理想之后，尼古拉·费奥多罗夫声称，人类的解放是可以实现的，那就是借助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获得普遍意义的不朽。他提出的设想是复活死者，征服时间与死亡，从而在人间实现天堂。今天我们显然称之为后人类思想，这是一种生物宇宙论，用今天的科学理论看，当时苏俄思想者、科学家的构想很类似于基因技术。实际上从卢那察尔斯基到高尔基，在推动“新人”这个概念时，都得益于费奥多罗夫的启发。“新人”即人的升级版，当时被视为共产主义未来的任务。而“无产阶级文化派”主要大脑、科幻小说作家、学医出身的哲学家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他看到了这种设想的不成熟性。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对普拉东诺夫有着重要的影响。
小说中，莫斯科娃是“新人”，她的出身、飞行员经历似乎也与当时苏联文艺的“新人”有类似之处，比如女拖拉机手、农艺师等，但是又截然不同。普拉东诺夫笔下的莫斯科娃带有一种强烈的精神性的特质，这种特质首先是对于人类未来美好理想的向往、相信。这是普拉东诺夫创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基调。它与终极意义的对真理的寻找是密切相关的。在莫斯科娃身上体现了一种永远的给予能力，她属于“自然的元素”，她热爱自己的生命，热爱波澜壮阔的生活，什么都想尝试一番。但遇到她的所有男性却总是和自己的肉身的纠缠拧巴着，在通往他们的美丽新世界的路上伤痕累累，他们都无法与莫斯科娃匹配。这里意味着，尽管理想是丰满的，但当下的现实却是骨感的，因为人类目前还只是一种不够强大、设备也不够完善的生物体，“没准儿只不过是某种更加高级而有效的生物那原始且模糊的胚芽和原型”。也就是说，人的精神水平还只是更高级的人类的胚胎，需要从中释放出能飞翔的、高级的形态。此外，显然这种理想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难以实现，这种贫困是“比无产阶级还不如”的生活，是赤贫，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甚至连生活的欲望都没有。这种对生活贫困的描述在普拉东诺夫几部主要作品中都有，据说来自作家本人在唐波夫地区的农村担任土壤改良处处长的生活经历。
社会精神、物质的双重贫乏与主人公乌托邦激情之间的强烈反差，是普拉东诺夫小说给读者的一个突出印象。在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柏拉图的思想传统：人类曾经在堕入尘世之前有过对“理念”的一瞥，从而经常回忆自己飞翔的情景，并时常觉得胸腺是翅膀退化的结果。但是，一旦理念的激情在现实生活中“踏空”运行，就会产生强烈的荒诞感，而这正是卡夫卡、贝克特等大作家对于20世纪“人的境遇”的洞见。这种人的境遇的极致性的表达，就体现在中篇小说《基坑》中，这篇小说能够令人感受到评论家称普拉东诺夫为“让世界颤栗的天才”绝非夸大其词。美好动人的理念却导致了孩童的巨大灾难。不仅如此，基坑这个永远无法被激情理想填满的大坑还证明了无效重复劳动带给人们的绝望感。我们不妨思考一下，正是由某种技术进步论导致的悖论性形成了这种荒诞感。普拉东诺夫的中篇小说《以太通道》（1927年）所写的，不正是今日我们热议的“元宇宙”吗？试想某种技术，能够将大脑中的“波”转为一条命令，并将此传达给另一个人、另一台机器，甚至另一种生物，这就仿佛是一种“脑机接口”。然而，小说中的实验不但破坏了环境，而且让几代致力于这项技术的主人公都死于非命。假如我们同意普拉东诺夫小说一个基本的讯息，即能够匹配美丽新世界的精神、物质都还远远不完善，这个“远远”在人类历史中如果指一个漫长时段的话，差不多100年后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说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
作为20世纪世界重要作家、思想家的普拉东诺夫，还有很多“盲区”等待我们去探索、发现。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俄罗斯文艺》杂志副主编）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张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