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年近五旬，两鬓微霜的王赓再次踏上了前往西半球的旅程。
此刻的他体态苍老，脸颊消瘦，举手投足间给人一种久病未愈的感觉。王赓也深知自己目前的健康状况极度不宜车马劳顿，更何况是在战火连天的日子里跑去万里之外的国度，但他依然毫不犹豫地登上赴北美的飞机。
穹苍之下，华夏大地伤痕累累，满目疮痍。
那年中国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巨的时期，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千万无辜平民在炮火中命丧黄泉，同胞所流的血足以汇成一条昼夜呻吟的长河。
飞机将要前往的目的地——美国，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相当陌生，但对王赓而言载满了深厚的记忆。
十六岁那年，他在异常激烈的选拔考试中脱颖而出，被清政府派往美利坚留学。
少小离家，远渡重洋，山高水长，这一去便是七个春秋：从十六岁到二十三岁，他在地球的另一端褪去了青涩和稚嫩。再次回归故土时，他已是一名饱读诗书的儒雅军人。
如今他已四十七岁，患有严重的肾病和心脏病，连一向对他信任有加的母亲都忍不住在临行前呢喃：“受庆（王赓，字受庆）啊，你的身子真的能行吗？”
可就算是要用命来赌，那又如何？
现在是国家和民族最需要他的时刻。
王赓确信这次出行将会促进国际合作，从而联手击退日本。对胜利的向往驱动着他，可命运是否会如他所愿，给予他这个呈现生命价值、赢回应有尊严的机会？
一切要从1895年说起。
故事的主人公王赓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依江傍湖、河渠纵横、青衣纸伞的江南水乡。十五岁那年，他告别家人，北上入京，踏入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堂。
一年后，他从清华预备班结业，坐上游轮，在一望无际的太平洋漂泊多日，才抵达终点——那个全名为美利坚合众国、一个成立不到两百年的民主联邦政体。在那里，他先后就读于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接着又从普林斯顿大学和西点军校毕业。在“一战”结束的1918年，他学成归国，次年又代表官方前往法国参加巴黎和会。
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他往返于北京、哈尔滨、天津和上海等地，还曾一度旅居德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又驻足于后方的昆明和重庆，其间又去过香港，后来出国去了缅甸、越南和印度。
再后来，王赓在执行公务的途中客死异乡，葬在了古老埃及的首都开罗。
王赓这一代生于19世纪末、成长于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生涉足的地域之广阔、接触的文化之迥异，是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归根结底，当时的中国首次以极其被动的形式卷入西方启动的全球化浪潮中。在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一系列惨痛失败后，中华民族终于从唯我独尊的大梦中惊醒，发现自己既不是万邦来朝的中央帝国，也不是“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的宇宙核心。异族文明不但气势汹汹地闯入了，还时刻提醒着国人，在这场较量中，中华大国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大潮，若想改变颓势，只有放下成见，择善而从。
中西文化体系虽然看似格格不入，但有一处高度重叠——对知识的重视和肯定。因此，尽管很多人对西方不甚了解，却很容易将中学、大学和博士，与过去的秀才、举人和状元画上等号；于是通过中西结合的改良，传统的教育观和文人之风得以延续。
但新时代赋予的艰巨任务——重塑华夏文明这项巨大工程——在最先进的课本里也找不到现成答案。究其困难之处，一部分来自旧文化强大的韧性和高渗透度，更大一部分则来自现代化本身的不稳定性。面对这道高难度的题目，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是交上了一份属于自己的独特答卷。他们继承了中国士大夫“天下为公”的情怀和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两者的深刻结合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修身齐家、振兴民族、引领人类的宏大格局。尽管这群人努力探索全世界走过的路，试图打通古今中外的壁垒，却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一方面他们憧憬着国际主义和四海大同，但另一方面又对华夏故土有着强烈的眷恋。
在王赓的身上能清楚地看到那个群体的缩影。
这本书以人物传记的形式呈现他的生命轨迹，包括他的留学时光、情感经历、“一·二八”劫难、抗战风云，还有关于工作、家庭、友情和战争等点滴，以便更多人能了解他并走进那个属于他的独特年代。在探寻他的脚步、回味他的人生的过程中，我逐渐觉察到，尘封的往事对活着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也寻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作者为王赓孙女，斯坦福大学史学博士）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王冬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