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发展是不平衡的，水平有高有低、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快的可能慢下来，慢的可能快起来，但是绝对不能在文明性质上或明或暗地分优劣。然而，近代欧洲人制造了一种从古希腊罗马到现代西方的叙述结构，即认为古希腊罗马文明与现代欧洲之间有共同的欧洲特性，并且将西方文化与其他文化对立起来，形成了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滥觞。
欧洲人的叙事结构，不仅让西方人确立了其文化上的霸权，同时也在思想上驯化了非西方人的精神世界
欧洲关于文明历史的叙述结构，是一套几代人构造出来的理论体系，即“我们欧洲人”与“他们非欧洲人”的区别，这个区分不仅仅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而且蕴含着一种性质上的价值判断和权力关系：文明与愚昧、科学与迷信、自由与奴性、民主与专制，进而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峙，这也是西方自认为代表“普世价值”的原因。这种二元划分的潜台词是：东方要么是西方的威胁，如波斯人入侵、蒙古人掀起的“黄祸”风暴、奥斯曼帝国的占领，要么是应该被西方所控制的野蛮力量，从过去的直接殖民到现在形形色色的新殖民主义都从这种划分中寻找根据。欧洲人的叙事结构，不仅让西方人确立了其文化上的霸权，同时也在思想上驯化了非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就如萨义德所讲的，欧洲人通过近代的历史叙事使他们形成一种集体意识，即“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西欧近代以来排斥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地中海属性，而将自身描述成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直接继承人，并且越来越忽视古典文明以及当代西方从东方获得的精神上（包括基督教的起源与传播）的滋养，甚至忽视从阿拉伯人那里发现的古代文明典籍，这既是为了掩盖西欧因文明晚起所显现的粗陋，同时也是为了确立欧洲整体上的优越性。如果按照这种古典—中世纪—现代的叙事结构去理解人类文明，那么实际上我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就在不断地复制西方中心论的观念。
然而，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是，现在所谓欧洲文明或大西洋文明有三个根源性基础，即古希腊神话和哲学、罗马法律建构以及基督教。问题是，这些作为文明根源性的东西，对大西洋文明而言都是外来的，不是内生的。当然，大西洋文明通过罗马继承了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许多文明要素，但在历史中这些要素已经更加日耳曼化了，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离基督教起源地更近的东正教与拉丁教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正因如此，我们说欧洲文明连续性是一个现代“神话”。在古代，古希腊罗马文明与西亚北非文明之间的连续性要大于与西欧的连续性。
近代欧洲学者认定西欧崛起突破了中世纪黑暗时代的乌云，通过“东与西”的二元对立拉宽古希腊罗马文明与地中海东方文明之间的缝隙，通过所谓“文艺复兴”的想象，抹平古代文明与阿尔卑斯山以北欧洲的沟壑，构建起西方内在延续古希腊罗马文明衣钵的话语系统，这套话术构建了从希腊罗马到西欧文明连续性以及欧洲独特性的叙事结构。如果缺少这种连续性，“欧洲特性”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实际上，不仅古典文明与当代欧洲文明具有不同的文明主体，而且至少在16世纪之前，根本不存在什么欧洲特性。
欧洲中心主义叙事强调希腊的欧洲特性，忽视了希腊罗马所受西亚北非的影响，也忽视了希腊罗马在西亚北非地区的影响力和历史地位
西方的崛起属于不同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新文明，即大西洋文明。大西洋文明首先与古希腊罗马文明有继承关系，这是毫无疑义的，进而也是对更广范围的地中海文明的继承。腓尼基人、希腊人在地中海范围内的航海成就和记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西欧人所弘扬。但是，古典文明与大西洋文明有着不同的文明主体。古典文明属于地中海文明的组成部分。地中海文明的文化特征主要包括西亚、北非、古希腊罗马、闪米特、犹太等元素，宗教影响深厚，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而大西洋文明的文化特征则包括欧洲、美洲等地的文化，这种文明经历了欧洲殖民、美洲独立等历史事件，尽管基督教、哲学思想与法律深受希腊罗马和犹太—基督宗教文化的影响，但这种文明是西方在大航海和殖民拓展的历史中逐渐形塑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欧洲中心主义叙事强调希腊的欧洲特性、西方特点，这是出于对欧洲文明独特性的虚构性关注。这种叙事显然忽视了希腊罗马所受西亚北非的影响，也忽视了希腊罗马在西亚北非地区的影响力和历史地位。总体而言，现代希腊和意大利作为欧洲成员，它们与地中海亚洲北非的联系仍具有重要意义，不应被轻描淡写。近来西方史学界从法国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开始，逐渐把地中海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如英国的霍登、珀塞尔的《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阿布拉菲亚的《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等。但是，西方学者更多谈的是西方的超越，一旦涉及希腊罗马受东方影响的问题，往往就开始犹疑，用似是而非的逻辑加以辩解。如专门研究埃及学的荷兰学者法兰克弗特，在讲了很多希腊与东方的关联之后却仍然断定：“以此说希腊文化受惠于古代近东文明，是不正确的。”其理由是，“希腊在借鉴其他文化的同时，已经对它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改变”。这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似乎其他文明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就没有改变似的。假如东方学习了西方的东西，西方学者可能就不会采取这样的态度去争辩了，也许反过来对东方未能“正确地”照搬西方而出现的“本土化”“民族化”“特色化”大加批评、嘲讽与贬损。
问题的关键是，这两种理论态度或立场往往是无意识的，学者们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在西方学术界的理论深层逻辑中，西方与东方就是“我与他”“一与多”“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很容易转化成“是与非”“高与低”的关系，即西方的文化和道路是唯一正确的，其他文化和道路都是旁门左道。既然我就是“是”，那所有的其他就是“非”，而“是”只能镜鉴于“非”，不能受惠于“非”。尽管不再像他们19世纪的前辈那样公开说其他民族是“白人的负担”，但要他们承认西方曾经受惠于东方，仍然是羞于开口的。
必须跳出西方文明叙事的羁绊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跳出西方文明叙事的羁绊。
首先，要破除“西与东”关系中“一与多”“普遍与特殊”的逻辑。一方面要确证“西”也是“多”，其内部也有复杂的多样性，如拉丁文化、日耳曼文化、凯尔特文化、斯拉夫文化以及东正教、天主教、新教等多样的教派，等等；另一方面要确证西方也是“多”中之一，是作为特殊性的“之一”，而不是与多对峙的唯一的“一”。
其次，要破除“西与东”关系中“是与非”和“高与低”的逻辑。在地理空间上，东与西是相对的，欧洲是亚洲的西方、美洲是欧洲的西方、亚洲又是美洲的西方；反之是另外一种循环。在时间维度上，古代东方发展水平远远高于西方。从大历史观看，近代西方领先只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现象，未来的历史仍然是开放的，没有谁高谁低的问题。更加重要的是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相互激荡、携手共进的问题。
最后，我们自身要在尊重特殊性、多样性的基础上，逐渐从讲“特色”“特殊性”为主转向讲“共同性”“普遍性”为主。在一定阶段讲“特色”，是为了在强势文化面前寻找自身存在的理由，但这只是暂时的阶段性解决办法，因为只有“普遍性”才具有话语的真理力量。具有世界历史的普遍意义才是“普照的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但需要符合文明历史发展方向的美。只有在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做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目前，我们明确主张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于2021年、2022年、2023年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全球性重要倡议，所有这些都是这一历史性趋势的标志性体现。
历史并没有终结，文明历史的步伐仍然不断往前迈进。当然，我们消解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并不是要建立东方中心主义或中国中心主义的文明观；我们解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述结构，并不是要构建东方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的历史叙述结构；我们要破解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也要自觉防止构建一种“西方主义”的认识模式。我们应该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重新审视人类文明发展史，构建一种面向未来的全球大历史观和大文明观，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平等对待世界各种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
作者: 韩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