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在市场扩张和经济增长方面屡创佳绩，有望在未来二十年内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经济体。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成功发展案例。而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早在千年前就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现在只是重拾了往日辉煌。中国独特的市场经济发展曲线，使所有以线性增长为基础的理论面临挑战，公元1000年至1500年中国市场经济的跌宕兴衰史将成为世界史上一个重要的篇章。
《清明上河图》中的经济图景
我们首先要看的历史场景来自宋代画家张择端的全景画《清明上河图》。画卷中的数百个人物形象涵盖了当时社会各行各业的从业者：小商贩、杂耍艺人、优伶、乞丐、游僧、算命先生、店小二、郎中、客栈老板、账房先生、当铺老板、磨坊主、金属工匠、木匠、泥瓦匠、教书先生、书生和一些官吏。
这幅巨作充分展现了工业化以前中国城市生活的原始面貌：有背上驮着炭块在街上结队行走的驴和骡子，这些炭块是城中一百多万人过冬的必需品；有餐馆、酒馆和各式各样的客栈；还有马车和轿子。在城门的拐角处，一名税收官把守着院子的入口，还有一名官吏手里拿着一张物品清单，与旁边的商家核对装好的货物。画卷的中心焦点是一座横跨河道的拱桥：一艘大船正在向拱桥驶近，桅杆却还没有完全收起来，似乎要撞到桥上。桥上和河边的人纷纷向大船喊着、比划着，桥的最高处有人把一根绳子放到下面船员伸出的手中……
《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宋代商业和城市文化空前繁荣的景象。这幅画的主题是在一个看似平凡的春日里，无数人来观看这些船只逆流而上，驶向都城城门。作者选择这一主题是很自然的。因为画中的城市原型——开封在1127年之前是宋朝的都城，也是全国内河运输的最大枢纽。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清明上河图》是11世纪中国市场扩张时期城市商业和长途贸易的微型百科全书。画中的汴渠是宋朝皇家乃至整个京城的经济命脉。据估计，当时开封的人口有120万至14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到2%之间，这种城市化程度在前工业化时代是非常了不起的。为满足城内居民的粮食需求，每年从4条水路运往开封的粮食在600万石以上，其中沿汴渠运输的粮食约有400万石。
郑和下西洋的经济账
我们要说的下一个场景是由明朝郑和和他统率的宏伟舰队谱写的。1405年至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充分展现了明朝初期的军事实力和以北京为中心的朝廷政治雄心。1405年至1407年，郑和率2.7万人和317艘船进行了第一次航海，这是近代早期全球远洋探险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为了安排郑和远航，永乐帝和宣德帝调动了全国沿江沿海半数地区的人力、物力。在建造这些航海船只时，朝廷征召民工和工匠到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的官府船坞。远航船只装载的瓷器和丝织品等都是官窑和官营纺织作坊无偿生产的。1433年，郑和开始第七次远航的三年后，朝廷从宦官掌管的景德镇官窑调发了443500件瓷器，这个窑厂同时负责向郑和的船队提供瓷器。全国共有29个纺织作坊，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各府县城中，是明朝初期官营产业中规模最大的一个部门。南京的内织染局是当时最大的纺织作坊，由宦官直接管理。这些纺织作坊每年的定额产量为35436匹，其中仅南京的内织染局就生产5000匹。郑和七下西洋，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建立在劳役制度基础上的。
市场作用根本性变化的背后
值得注意的是，货币在这项宏大的计划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明朝初期，朝廷发行了大量的“宝钞”作为支撑帝国指挥体系运转的费用，尤其是为士兵和官员发放军饷和俸禄。如后文所述，“宝钞”不是真正的货币，而是取代硬通货和调节价格的一种强制性支付手段。郑和船队返回长江下游港口后，朝廷奖励全体船员纸币“宝钞”，共计约4万贯。在对外贸易中，船队多以瓷器、纺织品、金属制品和其他手工艺品换取犀牛角、象牙、宝石、珊瑚、玳瑁壳、苏木、胡椒和丁香等物品。换取的所有物品都是进献给皇上的贡品。当某种物品如苏木的供应量远远超过朝廷所需时，朝廷会将多余的部分作为月饷发放给士兵和军队指挥官，而不是向市场出售。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会通过“宝钞”调控交换比率。
从《清明上河图》到郑和下西洋，我们不禁要问，在前工业化时期的中国，市场的作用为何发生了如此根本性的变化。笔者认为，正是这一巨变使中国从宋朝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向了明朝头一个世纪盛行的管制经济体制。通过郑和七下西洋可以看出，管制经济是明代的基础政策之一。熟悉中国历史的学者应该知道，明朝初期正是开疆拓土的关键时期，其领土范围远远超出宋朝君臣的想象。虽然1393年明朝的人口只有12世纪20年代宋朝人口的一半多一点，但明朝初期的领土几乎是12世纪初宋朝的两倍。明廷推出一系列举措：先后建造了南京、凤阳和北京三个都城；修建大运河；征伐蒙古草原和越南。所有这些都体现出朝廷调动人力和物力的巨大能力。然而，这些措施大多依赖劳役制度运作，以牺牲民众的自由和幸福为代价。
（作者为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刘光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