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萐父先生学问淹博，贯通中西，不但主编过影响广泛的《中国哲学史》教材，在易学和船山学等专门学问上造诣尤其深厚，更何况像许多20世纪追随革命的知识分子一样，萧萐父先生的学术研究与追求社会进步的理想是统一的，是我难得窥其一斑的。
正面回应“启蒙反思”
用萧先生自己的话说，“坚持早期启蒙说，是为了从16世纪以来我国曲折发展的历史中去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寻找我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的起点。如实地把早期启蒙思潮看作我国自己文化走向现代文明的源头活水，看作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必经历程，这样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才有它的历史根芽，才是内发原生性的而不是外烁他生的……正视并自觉到明清之际崛起的早期启蒙思想是传统文化中现代化价值的生长点，是正在成为我们中国文化自我更新之体。这样我们才可能自豪地看到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既勇于接受西学，又自觉地向着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认同的形象是多么光彩和大气,‘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弗失固有之血脉’是多么强的文化自信。”
萧萐父先生作出上述断言，是对上世纪90年代开始盛行的“启蒙反思”的一种正面回应。平心而论，提倡“启蒙反思”的群体内部也各有不同的诉求。较为平和的如王元化先生等并非要全盘否定“启蒙”，而只是认为受法国启蒙运动尤其是卢梭的《民约论》的影响，中国人的“启蒙心态”导致了许多历史性的失误。在上世纪90年代提倡“启蒙反思”的同时，也还是保持着对个性解放运动的敬意，并力主从清学去发掘其源头：“自我意识从长期酣睡中醒来，开始萌芽于清代中叶。当时可以龚自珍的诗文、曹雪芹的小说、邓石如的书法、郑板桥的绘画、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惠栋的《易微言》为代表。”即如萧萐夫先生那样希望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去寻找现代性的精神动力。
寻找传统文化之根
萧萐父先生的“早期启蒙说”，实际上呈现了他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路向选择和本民族“文化自觉”的深刻思考。这些思考与20世纪80年代启蒙话语既有连续性，又有历史依据和学识支撑的信念。换言之，对启蒙思想脉络的梳理，并非凿空之论，而是其来有自。更早可以追溯到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将有清一代的学术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开启了后来如胡适等人希望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找结合西方科学文化的基础。
启蒙话语在20世纪中国时起时落，持续了大半个世纪。它包含了太多复杂的意蕴，萧萐父先生所持的“早期启蒙说”和其他相关人物的论述，有多少真理的成分以及是否善巧，是可以继续讨论的；但是萧先生的大宗旨是寻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传统文化之根，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坦白地说，由于中国在地理和文化上的独立传统与悠久历史，虽然士大夫有“天下”的关怀，但是内里也包含了“夷夏之辨”的坚执。近代以前的士大夫，对海外世界所知实在甚少，恰如西方知识分子对东方的了解仅仅依靠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对儒家文明的描述，或者英国女王的使团谒见乾隆过程中对中国社会的认知，都是极其有限的。19世纪中叶，中国人仓促之间与西方交遇，被动地接触异质的基督教文明和资本主义，而后至少就知识精英而言，主要的目标是追求“富强”，随带的是如何学习西方文化，无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还是从来没有实现过的“全盘西化”，在集中关注中国自己的问题的过程中，中国人才慢慢趋向于从容地了解域外世界。
“寻根”需结合“全球”
萧萐父先生的“早期启蒙说”有所传承，是对梁启超、侯外庐等先贤有关论述的认同与发扬光大；就其个人而言，也并不只是一种空疏的态度之表达，或者随风而行的意见，而是有坚实的学术根基，发自他对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展望。它服从于这样一个历史大问题：“中国是否曾有过自己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在萧先生那里，答案是肯定的，且可以分为五代：“单就哲学启蒙说，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到颜元、戴震、焦循等同具人文主义思想的早期启蒙者属于一代。”早期启蒙者，经过一个坎坷的历程，最后抵达“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等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后者为第五代。
诚如萧先生已经指出的方向那样：“只有把‘寻根意识’和‘全球意识’结合起来，通过‘两化’，实现中国文化的解构和重构、推陈出新，作出新的综合创新，才能有充分准备去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与世界学术多方面接轨、多渠道对话，从而对人类文化的新整合和新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这里的“两化”，指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既要有“本土化”根基，又要有“全球化”面向。由此反观他的“早期启蒙说”，可以贞定萧先生的初心，正如其诗句所道：“密察新芽继启蒙。”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高瑞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