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代图书馆指的是古代藏书楼，其特点是重藏轻用；第二代图书馆指的是受西方观念影响而形成的近代图书馆，其特点是藏以致用；第三代图书馆被称为现代图书馆，其特点是资源共享。
图书馆文明历史悠久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而文字需要载体，广义的载体就是各种材质的书，随着图书数量的增多，就需要有专门储藏书的房屋或殿堂，这些建筑物就是广义的图书馆。如今考证出最早的图书馆是公元前7世纪亚述帝国在尼尼微开办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这座皇宫图书馆收藏了约25000块泥版文书，包括宗教铭文、文学作品、天文记录以及数学、化学等科学方面的著作。
中国最古老的文献被称为“三坟五典”。殷墟出土的商周甲骨文已然是成熟文字，故殷墟也被视为留存至今中国最古老的图书馆。秦始皇在都城咸阳的阿房宫设有专门的藏书机构，还安排“柱下史”负责管理藏书。汉高祖刘邦命萧何接管秦朝遗留的图书，为此专门修建了宫廷藏书楼，《汉宫殿疏》中称：“天禄、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处贤才也。”自此之后，中国历代几乎都有官、私所办的藏书楼，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具有集体性质的藏书机构，比如书院藏书就介于公藏与私藏之间。
共享藏书古已有之
很多人认为现代图书馆是西方舶来品，无论办馆理念还是管理方法，均与中国古代藏书楼有着本质区别。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若仔细予以鉴别，也有不符事实之处。
中国很早就有与人分享的理念。春秋末年，孔子的弟子子路明确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惜其所分享之物中，没有提及藏书。魏晋时期，将私家藏书与人分享的观念已然产生，《晋书·儒林传》载：“（范平）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北宋时期，苏轼的朋友李公择曾在庐山五老峰下建藏书室，藏书量近万卷，离开时把这些藏书留在了原处，与人分享。
到了明末，多位藏书家都谈到愿意将自己的藏书与天下人分享。钱谦益在《跋〈草莽私乘〉》中谈到李如一的藏书观：“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古人以匹夫怀璧为有罪，况书之为宝，尤重于尺璧，敢怀之以贾罪乎？”明末清初的曹溶更是反对把藏书封闭起来，为此特意撰写《流通古书约》，提出了一整套互通有无、流通古书、为古书续命的具体方法。
清代中期，山东藏书家周永年提出了“儒藏说”。虽然这种说法早在明末时藏书家曹学佺就已经提出，但曹学佺当时的观念是指整理历代儒家经典及相应解说并汇为一处，与佛藏、道藏相媲美，曹学佺的“儒藏说”中并没有提到书籍的流通问题。周永年的观念则是倡导藏书公开，他认为只有公开才能更好地保存和流传书籍，同时提出“惟藏之有法，故历久不替”，他所说的保存之法，则是“天下万世共读之”。周永年还建起了藉书园，以实现他的共读理念，而“藉”者，借也。
晚清民国时期的不少藏书家都有将藏书公开的意识，清光绪二年（1876年），国英所建共读楼被称为北京最早的私人图书馆，当时他特意在宗祠旁边建楼五楹，认为自己的藏书“子孙未必能读，即便能读，亦何妨与人共读”，故而把自己的藏书楼命名为“共读楼”。
西方图书馆带来新理念
私人开放的藏书楼因为各种原因难以长久，于是有些人开始思考外国的一些图书馆为什么能够长久保存，并且有着更高的开放度。
这个时期，中国早期维新派开始痛定思痛地思索为什么貌似强大的帝国却败给了西方，想要了解西方强势的原因。林则徐主持翻译了英国慕瑞在1836年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其中文译名为“四洲志”，书中谈到了西方近代图书馆状况。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谈到了西方的学校、报馆以及图书馆等，此后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也谈到了西方图书馆。
接受一种新事物，首先要接受其观念，图书馆也是如此。以开放观念论，如前所说，中国古已有之，但是能读到藏书的人毕竟是少数，因此一些有识之士在接受了西方理念后，呼吁创建开放式图书馆。
在郑观应看来，如果中国也建这样的图书馆，就能使国家迅速强盛起来。那时的有识之士介绍西方图书馆，目的仍然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客观上，他们让更多世人了解到西方强盛与图书馆之间的必然联系，这为中国建造近代新式图书馆起到了理论铺垫作用。
如果说公共图书馆的核心观念乃是“共享”二字，那么传统的藏书家早已具有这种观念，只是其管理制度与开放理念不如西式图书馆健全。故而我认为，西方图书馆的传入，丰富和完善了图书分享理念。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讲述中国图书馆的故事，就要从中国古代藏书楼中找出具有开放理念者，予以论述。
如果以具体藏书论，现代中国的公共图书馆均很重视古籍善本的收藏，这些善本原本大多来自古代的私家藏书楼。这也侧面说明了传统藏书楼与现代图书馆的递承关系。
（作者为著名藏书家、故宫博物院兼职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