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出自南宋理学家张栻的《论语解·序》，原文为：“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尝不随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及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张栻认为，人在实践活动之初，总是依据其所认知的理念进行，实践越深入则认知越深刻，认知越深刻则实践越通达，“知”与“行”始终相互生发、相互随行。这一论断阐明了认识和实践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彰显了中国古代哲学对知行关系的深刻洞察。
知行关系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命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就对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作过初步探讨。《尚书·说命中》提出“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左传·昭公十年》提出“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荀子·儒效》提出“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孔子则将知与行作为修身治国的基础，指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宋代以降，对知行关系的认知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北宋程颐提出“知先行后”说，认为“君子以识为本，行次之”，认识愈明确，信念愈笃实，行动也愈果断。南宋朱熹提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知行相互区别又相互依赖，穷理为先、须先知得方行得；力行为重、是行其知之行。明代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认为知和行都是主观的心所产生的，二者本不可离，“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明清之际，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先后提出“行先知后”“力学致知”“行可兼知”等观点，对知行学说作了修正和发展。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这一洞见，并未止步于宋明理学，而是以其鲜明的实践导向，深刻融入了中国文化与政治的发展脉络之中。
行者知之成，行之力可益知。其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写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掌握很多支乐曲之后才能懂得音乐，观察过很多柄剑之后才懂得如何识别剑器，强调通过“操千曲”“观千器”的大量实践获得“晓声”和“识器”的认知鉴别能力。宋代诗人陆游的《冬夜读书示子聿》有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终究是有限的，要真正理解掌握知识，必须躬身实践。其二，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驱使人们不断发现新问题、验证旧知识，从而极大地推进了认知的深度和广度。明代李时珍在行医之时，发现前代药书存在诸多谬误。为探寻真知，他搜罗百氏、访采四方，考古证今、穷究物理，不仅亲自采集、观察草药形态，更遍访农夫渔樵、收集民间验方。通过数十年的实地考察和实践验证，他纠正了前人大量错误，最终以丰富的一手资料将中国药学理论提升到新的高度，成就了被誉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的《本草纲目》。其三，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战国时期，秦国偏居西隅，因采取正确的策略开展变法，最终战胜六国，完成统一。而原本实力相当的赵国却任命“纸上谈兵”的赵括为帅，他在长平之战中机械套用兵书理论贸然出击，终致40万赵军惨遭活埋，赵国自此一蹶不振，直至灭亡。王安石“青苗法”等设计在理论上旨在惠民强国，但在推行实践中，却因吏治、执行等诸多复杂现实因素而扭曲变形，最终事与愿违。这些例证充分证明，理论若不能经受实践的检验就不是真知，而是导致失败的虚妄之知。
知者行之始，知之深能促行。其一，认识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理论知识越扎实，实践就越顺畅。秦国蜀郡守李冰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整体系统观应用于水利工程，形成“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治水理论，据此设计“飞沙堰”“宝瓶口”，使成都平原从“水旱频仍”变为“天府之国”。南宋张栻主张学问“于践履中求之”，任职地方后将“传道济民”理念付诸实践，兴修水利、整顿吏治、改善民生，做出了不少事功。晚清名臣左宗棠曾说，“事无大小，均有一当然之理，即事穷理，何处非学?”“果能日日留心，则一日有一日之长进；事事留心，则一事有一事之长进。”正因注重对认识的总结和深化，其行军理政颇有成效：收复新疆时，他凭借早年积累的地理知识制定了“缓进急战”的军事战略；治理西北时，他效仿前人的水利改革修建数千里灌溉渠道，最终成就一代名臣。这些先贤往往因其深厚的学养和正确的理论，从而在实践活动中高瞻远瞩、成就斐然。其二，认识须经过审视、思考、判断方能提炼出“真知”，正确的认识能科学指导实践，错误的认识则会把实践引入歧途。诸葛亮隐居隆中期间对天下大势进行冷静研判，认为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与之争锋；孙权“国险而民附”，可为援而不可图。唯有荆州和益州是战略真空，遂提出“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的方针，刘备据此执行，最终成功建立蜀汉政权，形成三国鼎立之势。反观西汉王莽，其对社会的认知建立在“回归三代之治”的虚幻理想上，建立新朝后欲复井田、强推王制，最终导致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经济崩溃，民变四起。
知行相资，循环往复，方能致远。知、行二者并非孤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动态过程，实践产生真知，真知又引导更高水平的实践，形成“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螺旋式发展。司马迁出身史官家族，年少时饱读宫廷藏书，但他深谙书本之局限，壮游天下，“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途中“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信核实，终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巨帙。明末科学家徐光启并未止步于“知”，而是亲自“履亩治田，手自树艺”，验水利于津门，终纂成《农政全书》。魏源提出“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其勤访问始”。反观魏晋南北朝时期，风流名士以清谈为风尚，玄学神行、轻视实干，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最终“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留下了“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深刻历史教训。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 马天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