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国英
为人性僻发狂语，
语不惊人死不休。
近日，任泽平发布所谓研究报告，自称找到了解决低生育的办法：
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
抓住75-85后时间窗口，不要指望90后00后。
这样的政策建议，我认为是纯属瞎扯。
是不识国情，更是不计后果的纯属瞎扯。
当然，作为经济学家，任泽平有令人佩服的地方。
佩服他，不是他曾拿过恒大1500万的年薪。
而是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任泽平的治学很严谨，每篇文章都有海量的数据论证，哪怕最终结论是错误的。
比如，他在2018年底，结合详实的数据认为“2019年、2020年比较适合房产投资”。
现实是，2019年和2020年投资房产的，至少95%的人，都已站在房价历史的巅峰上，接下来5-8年，将不得不忍受房价漫长的阴跌。
还有，任泽平面对任何议题，都能熟练运用数量逻辑进行破冰，并开出政策药方，哪怕药方毒性太强，哪怕是杀敌一百、自损一千。
比如，这次任泽平建议央行多印2万亿刺激生育率。
说实话，幸亏任泽平不是央行行长，或者更高级别的领导，否则，这个2万亿刺激政策出来，孩子估计是多生了，但是，隐患实在无穷无尽。
且不说，这会导致通胀上升、增加财政赤字之类的宏观隐患。
当然，关于这些宏观隐患，任泽平列举了太多西方国家的例子，但是，他无视了，或者为了逻辑自洽，主观刻意忽视了中国国情与西方国家的差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
更严重的后果是，如果选择任泽平的政策药方，接下来的生育潮，大概率要走向“优生优育”的反面，未来20年，中国的人口质量会显著下降。
上周三，我在《扎心！新生儿减少的隐秘真相……》文中，详细讲了，我国当下的生育率，存在较为严重的区域差别——一句话概括，整体上是越穷的地方越生娃。
而如果推出2万亿刺激生娃的政策，那么，最终结果可能是：
对1%富人家庭的有效刺激，结果约等于0。
对7%中产家庭的有效刺激，结果也不会超过20%。
对90%中等或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有效刺激，结果接近80%。
如此，任泽平的政策建议，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形成区域和群体的进一步错配，这是不吻合优生优育方向的。
我这样讲，并非是说，经济落后地区、中低收入家庭不应该多生娃，也不是说中低收入家庭不应该享有更多的生育支持。
而是说，我们当前，通过多方位制度改革，进一步提高中产阶层的占比，这个远比2万亿盲目刺激多生娃，要靠谱得多。
只有在一个良性的橄榄型社会中，只有在一个中产家庭占比较高的社会中，鼓励生育才真正具有正向意义——否则，诸如中东的伊斯兰社会、非洲的部落社会，生育率是很高，但不要说优生优育了，还事实上停滞了社会的正向发展。
提升中产阶层的社会占比，当下正在路上，而且，都是结构性的，强烈反垄断、打击教培内卷、打击漏逃税、推进房地产税，推进共同富裕……
明后两年，大概率还要推出遗产税……
对生育率持续下降要关注，不应该以供需逻辑看待生娃。
孩子不是商品，孩子是情感的传承，是勿须探讨的自然本能。
所以，对任泽平、梁建章之类的，动辄以经济学供需逻辑讨论生育率，我是极度反感的。
我想试问一下任泽平，作为个体家庭，你生孩子时，难道详细盘算过投资回报？或在生孩子时，是否还要参照博弈论？
作为个体家庭的你，在选择生娃或者是否多生娃时，如果没有考虑这些，那么，在讨论生育率的社会议题时，为什么非得将经济学供需作为其唯一的考量逻辑。
对生育率持续下降要关注，但也不必过度劳神。
过去5年，社会生育率的持续下降，既有高房价高教育成本等所谓的经济因素。
还有，1978年实施计划生育后的独生子女生育基数降低，以及认知迭代、信息过剩导致成年人普遍心理晚熟等社会因素。
关于当下成年人普遍心理晚熟，这其实很重要，心理晚熟，这注定了晚婚晚育是时代变迁的必然，所以，无论是提高结婚年龄、还是提升生育率，这些都急不得，这些能急吗？
否则，如任泽平所言进行货币刺激，事实上，只会导致后续更高的离婚率、以及更多的单亲家庭。
不必过度焦虑，中国文化的根源之一是族群文化，这一点与西方过度的个人自由主义是截然不同的。
其实，今天中国更多的年轻人，只是心理晚熟，至而晚婚晚育，没那么多人追求所谓的不婚不育。
晚生不是问题，少生才是关键。
而当下全面推进的结构性改革，我认为，正在缓慢但更为长久地解决生育率低的社会问题。
这场结构性改革，以资本平权为特征的结构性改革，虽然短期内润物细无声，但三五年后，整个社会将截然不同。
当资本没有特权，当资本不再享有超额利润，当资本不再刻意制造社会焦虑，少生现象还会存在吗？！
当公平成为社会的标签，当人性回归温暖，而不再是一切唯工具论唯货币论，少生现象还会存在吗？！
所以，请不要急着给低生育率开药方！
更不要给低生育率开荒谬的货币药方——这与货币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