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国英
一边是炎热，一边是冰寒。
超级动荡时代对生活和财富的割裂，事实已经发生，普遍老百姓的生活成本渐进如火焰，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和财富却早已进入冰寒区间。
最近密集调研，发现居民生活支出存在显著的“三高”特征：
,1，公共服务支出变高
对公共服务支出变高，这个大家应该是感同身受的，最近两年，许多城市的水费、电费、燃气费等开始有明显的上升，而且，最近，已经有城市开始恢复国道收费了。
2，生活必需品支出变高
关于这个，经常去超市的朋友，应该感受性更强，现在，蔬菜水果肉禽蛋奶的价格相比去年同期是显著上涨的，对此，其实刚刚发布的8月份CPI数据，至少部分折射了这一点——8月份，CPI同比上涨0.6%，环比上涨0.4%。
3，生活服务类支出变高
讲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我平均每个月理一次发，原来都是30元，现在突然间变成40元。除此之外，现在外卖事实也比以前明显上涨了。
“三高”特征，是当下老百姓综合生活成本上升的信号，也可以说，这是事实通胀显著上升的信号。
但是，与当下老百姓生活成本普遍面临“三高”相异，现在，无论是工资性收入还是财产性收入，事实都面临着显著的下降。
最近两年，还能稳定涨工资的单位寥寥无几，裁员降薪的单位却是遍地都是。同时，最近两年，居民端的财富，尤其是房产的缩水相当严重，当然，股市事实也是缩水严重。
也就是说，当下老百姓对货币的认知存在结构性的矛盾——一方面，就生活成本支出而言，钱越来越不经花了，公共服务支出、生活必需品的物价、以及生活服务类的支出普遍在上涨，开始通胀了；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工资性收入还是财富性收入，现在大家普遍感到赚钱越来越难，钱越来越难赚了，且存量财富缩水相当明显。
这一结构性的矛盾，事实就是当下中国经济潜藏的重大隐患。
事实上，这一结构性矛盾，也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具有一定的全球现象——只不过，我们的这一结构性矛盾更加显著而已。
关于这一结构性矛盾的深层原因，今天我不想阐述过多，在全球贸易和全球分工遭受结构性的历史性的肢解之下，整体的赚钱效应肯定会变弱，同时，整体的通胀效应肯定会变强——只不过，就当下中美而言，美国存在从超高通胀渐进回落的空间，而我们则存在从较低价格渐进上冲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全球性的结构性的危机，中长期是无法避免的，这当然也取决当下全球主要大国的智慧和格局。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中期内的全球流动性宽松，肯定会加速释放，但事实还是会相对收敛的，毕竟在全球贸易和分工遭受结构性的历史性的肢解之下，潜在的通胀因子是无法真正避免的——个人预判，如果中美结构性博弈不缓解（这种可能性是极低极低的），那么，接下来的一年半，美联储下调利率空间超大概率不会超过150个基点，与此同时，中国央行下调利率空间则超大概率不会超过75个基点。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真正决定全球利率预期的终极因子，与其说是通胀和就业，还莫如说是全球贸易和全球分化的预期——如果预期是全球贸易和全球分化重新进入协同区间，那么，全球必然会进入货币超低宽松区间，反之，如果预期全球贸易和全球分化进一步撕裂，那么，全球（尤其是主要大国）即便存在中期宽松的必要性，但是，其宽松的尺度也不会过猛，且中长期无法有效持续。
最近有点累，今天就写这么多。
总之，之于中长期，我们有必要关注这一潜藏的重大隐患。
当然，就当下以及中期而言，现在必须持以相对乐观心态，尤其是A港股必须持以相对乐观心态，等待本周的最后绝杀，等待9月必将出现的中期货币牛市超级大底——当然，关于这一点，还涉及到其它约束条件，这个有空再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