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结婚率逐年下降，同时初婚人数在2013年达到峰值后持续下降，2021年下降到1158万人，比2013年下降51.5%，初婚平均年龄普遍推迟。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夫妻双方的结合。和谐的婚姻家庭生活，事关民生幸福与社会稳定。
结婚率和离婚率：
我国结婚率从2000年的6.7‰上升到2013年的9.9‰，随后逐年下降，2022年结婚率下降到4.8‰。
离婚率从2000年的0.96‰上升到2020年的3.1‰，但2021年由于开始实施离婚冷静期，离婚率下降到2.0‰。
结婚人数：
我国初婚人数在2013年达到2386万人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21年下降到1158万人，比2013年下降51.5%。
2013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1347万对，2022年结婚登记对数下降到683万对，连续九年下降。
初婚年龄：
1990年我国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3.59岁，女性为22.15岁；200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上升到25.11岁，女性上升到23.28岁；到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上升到29.38岁，女性上升到27.95岁。
已婚比例和未婚比例：
从2009年到2013年，20-39岁女性人口中，已婚比例从77.93%下降到67.06%，到2019年，又上升到72.72%。
2019年，中国30-34岁男性未婚比例为18.16%，女性未婚比例为8.7%，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性别比：
近几十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随着生育政策的收紧而逐渐升高，然后又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宽而逐渐下降。2020年全国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其中，20—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
01
中国婚姻状况和国际对比
结婚率、离婚率、离结比
结婚率是指一年内结婚对数与当年平均人口数的比率。计算公式是：结婚率=（某年登记结婚对数/当年平均人口数）×1000‰
离婚率有两种计算口径：
第一种是一年内离婚对数与当年平均人口数的比率。计算公式是：离婚率=（某年离婚对数/当年平均人口数）×1000‰；
第二种是一年内离婚人数与当年平均人口数的比率。计算公式是：离婚率=（某年离婚人数/当年平均人口数）×1000‰。
这两种计算口径的分母相同，但分子不相同：第一种计算口径的分子是离婚对数，第二种计算口径的分子是离婚人数。以“离婚人数”作分子计算的离婚率，比以“离婚对数”作分子的离婚率高了一倍。本文的离婚率采用第一种计算口径，这也是国际通用的计算口径。
离结比是指一年内的离婚对数除以结婚对数。
表1：中国2000-2021年结婚率与离婚率（‰）
图 1：中国2000-2021年结婚率与离婚率（‰）
可以看出，中国结婚率从2000年的6.7‰上升到2013年的9.9‰，随后逐年下降，2021年结婚率下降到5.4‰。
中国离婚率从2000年的0.96‰上升到2010年的2‰，2016年上升到3‰，2019年达到峰值3.4‰。2020年离婚率下降，与疫情有关。2021年离婚率大幅下降，则与离婚冷静期的实施有关。
表 2：2020年中国各省份结婚率和离婚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1》、育娲人口
从上表可以看出，2020年常住人口结婚率最高的地区是西藏，最低的是上海；离婚率最高的地区是天津市，达到4.93‰，最低的是西藏，只有1.75‰。
历年婚姻登记数据
下表是中国1985年以来结婚对数和初婚人数。
表 3：中国1985年以来婚姻登记情况
资料来源：民政部、中国统计年鉴2022、育娲人口
在结婚登记数据中，与出生人口更密切相关的数据是初婚人数，因为结婚登记人数中还包括部分再婚的老年人，由于老年人已过了生育期，对出生人口没有什么影响。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初婚人数在2013年达到2386万人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21年下降到1158万人，比2013年下降51.5%。
2013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1347万对，2022年结婚登记对数为683万对，连续九年下降。其中，2022年结婚登记对数创下1980年以来新低。
图2:中国1985年以来结婚登记情况
资料来源：民政部、育娲人口
图 3：2020年结婚登记人口年龄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2020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育娲人口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各年龄段中，25-29岁的结婚人数最多，其次是30-34岁年龄段。
结婚人数下降的原因
2022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683.3万对，连续九年下降。这是继2019年跌破1000万对、2020年跌破900万对大关后，2021年跌破800万对大关，2022年跌破700万对大关。
我国结婚登记人数近年来为何不断下降？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年轻人数量下降。根据七普数据，我国80后（1980-1989年出生人口，依此类推）、90后、00后在2020年的存活人口分别为2.14亿、1.78亿和1.55亿，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
其次是适婚人口男多女少。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40岁男性人口比女性多1752万人。
第三是初婚年龄推迟。根据七普数据，2010年我国平均初婚年龄男性为25.75岁，女性为24岁；2020年平均初婚年龄男性上升到29.38岁，女性上升到27.95岁。
第四是城市高房价和农村高彩礼。房子是结婚的首要条件，虽然有一部年轻人可以接受租房结婚，但在大城市房租价格也高企，况且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希望买房结婚。
当前，我国部分大城市的房价早已超出普通工薪阶层的经济承受能力，许多年轻人由于买不起房，只能选择推迟结婚。
在部分农村地区，天价彩礼导致很多年轻男青年结不起婚。并且，越是偏远、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彩礼要得越高，让很多农村贫困家庭不堪重负。
第五是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大学毕业生选择“慢就业”。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结婚生育意愿自然会降低。
另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年轻一代的婚姻观念已经发生改变。与父母辈相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单身视为一种正常的生活选择。
“30多岁了还没结婚”在年轻人中已经见怪不怪。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女性的教育水平和经济独立程度的大幅提高，调查数据显示女性的结婚意愿比男性更低。
男性和女性初婚年龄的国际对比
根据七普数据，1990年我国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3.59岁，女性为22.15岁；200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上升到25.11岁，女性上升到23.28岁；到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上升到29.38岁，女性上升到27.95岁。
表4：1990-2020年中国平均初婚年龄（岁）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
全国多地民政部门已陆续公布了2021年婚姻登记数据，其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初婚平均年龄普遍推迟。下面是两个例子：
例一，2021年安徽省结婚登记平均年龄为33.31岁，初婚平均年龄分别为男31.89岁，女30.73岁。
数据显示，2008年以后安徽初婚年龄逐渐上升，从一开始的26岁左右到现在已突破30岁。
例二，2021年湖北省襄阳市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35.23岁，女性为33.96岁，与2016年的29.41和27.27岁相比，5年里推迟了近5岁。
年轻人初婚平均年龄推迟，有以下几个原因：年轻人受教育年份的延长；高房价推高了结婚成本；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婚姻观念的改变。
初婚平均年龄推迟，并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而是许多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19年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初婚年龄如下表：
表 5：2019年部分国家平均初婚年龄情况
资料来源：OECD数据库、育娲人口
从上表可见，2019年日本平均初婚年龄为男性31.2岁，女性29.6岁；韩国为男性33.4岁，女性30.6岁；美国为男性29.8岁，女性28岁；欧盟27国平均初婚年龄为男性33.3岁，女性30.7岁。
男性和女性未婚比例的国际对比
我们根据2010-2022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整理出2009-2021年20-39岁女性的未婚和已婚比例如下表：
表 6：2009-2021年中国20-39岁女性未婚和已婚（有配偶）的比例
图 4：2009-2021年中国20-39岁女性未婚和已婚（有配偶）的比例
“大龄男性和女性”是指30岁以上的男性和女性。下表是中国2019年大龄男性和女性未婚比例。
表7：2019年中国30-49岁大龄男女未婚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0、育娲人口
从上表可以看出，30-49岁各年龄段的男性未婚比例均高于女性。
下表是部分发达国家30-34岁男性和女性未婚比例的对比：
表8：部分发达国家30-34岁男女未婚比例（%）
资料来源：联合国数据库、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育娲人口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的大龄男性和女性未婚比例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02
性别比失衡对中国婚姻家庭的影响
总人口性别比与出生性别比的区别
“人口性别比”又称为“总人口性别比”，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期中，每100名女性人口相对应的男性人口。
例如，一个国家的人口性别比为106，是指这个国家的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之比为106：100。
“出生性别比”又称为“出生婴儿性别比”或“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期出生人口中男婴与女婴的比例，即每100个女婴相对应的男婴人数。
人口研究特别关注出生性别比，因为它决定着未来分年龄性别比以及总人口性别比。
在没有人为因素干扰的情况下，性别比的变化趋势是经常保持在95~106的范围之内。随着年龄的递增，性别比经历下列变化：
出生婴儿性别比：正常范围一般是在103~107之间波动。
青壮年性别比：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随着时间的推移，到结婚年龄时，男性与女性的性别比开始接近100。
老年性别比：由于女性比男性长寿，因此，在65岁以上的人口中，女性人口多于男性人口，性别比低于100。
可见，人口的性别比存在着依年龄组的递增而降低的变动趋势，这个变动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0~14岁，为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阶段；第二阶段15~64岁，为男性人口大致等于女性人口阶段；第三阶段65岁以上，为女性人口多于男性人口阶段。
1980年以来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就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而迅速攀升。
1982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07.2；1990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11.3；到2000年已经高达116.9，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18，远远偏离103－107的正常范围。
从1984年以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长达30多年，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那么，中国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为何会演变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呢？
1984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08.32，已经超出正常值，但这个问题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11.3，引起人口学界的广泛关注。
然而，在1990年代上半叶，国内的人口学家大多认为主要原因是瞒报女婴形成的，当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性别比偏高。
到了1990年代末，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性别比失衡现象，国内的人口学家不得不承认：自1980年代以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且在逐渐升高是中国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性别比失衡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流产为主因。
性别比失衡导致的负面影响
性别比失调的直接后果就是带来婚姻的不匹配。
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其中，20—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
育龄女性在社会人口中比例的萎缩，必然会导致人口再生产能力的降低。此外，更主要的影响还在于社会生活方面。
首先是适婚年龄段男多女少，会导致大量男青年找不到对象，尤其是导致农村男光棍急剧增加，也是天价彩礼的重要推手。
男多女少，会对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制度会形成强大的冲击，婚外恋、第三者插足将增多，离婚率将持续上升。
其次是引发更多社会问题。大龄未婚男子越来越多，会导致骗婚、买卖婚姻、性犯罪现象的增加。缺少和谐婚姻的青年男性，会有更强的暴力倾向。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与城市大龄未婚女性
传统的婚配观念，一般倾向于“男高女低”的梯度婚配模式，如果按婚姻条件的高低把男性分为甲、乙、丙、丁4个等级，女性也分为甲、乙、丙、丁4个等级.
那么一般是甲男和乙女结婚，乙男和丙女结婚，丙男和丁女结婚，而剩下的甲女和丁男就会找不到对象了。
所以，现在大城市有很多甲女是大龄未婚女性，而农村则有很多丁男是大龄未婚男性。这也是我国近年来结婚率不断下降的原因之一。
生育政策放宽，出生性别比下降
近几年，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渐放宽，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呈下降趋势。
2013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17.6，2014年是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出生性别比降到115.88，2015年继续降到113.51；2016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出生性别比降到112.88，2017年继续降到111.9。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当年的出生性别比下降到111.3。
可见，近几十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随着生育政策的收紧而逐渐升高，然后又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宽而逐渐下降。
可以预期，随着中国的生育政策从限制生育转变为鼓励生育，出生性别比将会继续下降，直至恢复到正常值。
03
结论
从2013年到2021年，仅仅八年时间，我国初婚人数就减少了一半，预示着出生人口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我国出生人口从2017年到2022年已经是连续六年下降，总和生育率从2017年的1.58下降到2022年的1.07，背后的原因是与初婚人数不断下降分不开的。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的数据，按每五岁分组的人口数来看，2020年30-34岁人口有12415万人，25-29岁人口有9185万人，20-24岁人口有7494万人。
由于步入婚龄人口数量呈不断下降趋势，可以预计，未来几年我国的初婚人数仍然会继续下降。
超低生育率以及年轻人口的迅速萎缩，已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
要提升生育率，政府部门需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积极出台相关政策降低年轻人的结婚生育成本，加大生育支持力度。
此外，社会各方也需要引导年轻人树立积极的恋爱观、婚姻观，促进现代家庭观念的健康成长，共同关心适婚人群的婚姻问题，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帮助更多的单身青年走进婚姻、建立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