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被誉为“中国简牍之乡”，拥有的简牍几乎占了中国出土简牍的三分之一，1996年出土的10多万枚长沙走马楼吴简，是中国20世纪100项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读吴简，不但可以探寻那衍溢着氤氲墨色的原生态“三国故事”，还可以读到好多趣事。现代人的“潮”生活，早在1700多年前就有了“东吴长沙版”。
范亚湘
壹
连续的雨，直下得人的心情湿润润的。忽一日，晴空万里，人们呼朋唤友一道上街逛逛。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拥挤的人流中，突然有两个相识的人在热情地打招呼：“张狗！”“黄鼠！”见此，你会不会觉得有些不雅和莫名其妙？
不用诧异，东吴长沙街头就是这样。读长沙走马楼吴简，便会发现那时的长沙人多以“鼠”“狗”“虎”“牛”“豸”“雀”等家畜、鸟兽名称给人取名或以“野”“奴”“黑”“婢”等老土难听的贱字来取名。或许人的名字真的只是一个代号，东吴长沙人对这个“代号”好不随意，除了寄寓生命像野草一样顽强外，别无他意。试想，戴鼠、田鼠、水鼠在街头乱蹿，牛狗、马狗、姬狗在街头奔突，不是奇观亦胜似奇观啊！
有趣不？读吴简，就会读到好多趣事，现代长沙人的“潮”生活，早在1700多年前就有了精彩纷呈的“东吴长沙版”。
苏轼诗曰：“有兴即挥毫，灿然存简牍。”在纸未成为书写材料以前，简牍是书写的最主要形式。长沙被誉为“中国简牍之乡”，拥有的简牍几乎占了中国出土简牍的三分之一，包揽了多项全国之最。先后出土楚简162枚和马王堆汉墓简牍312枚，但这些简牍都是随葬品清单，即“遣策（册）”。1996年，长沙走马楼一口废弃的古井里，一次性出土三国东吴纪年简牍10多万枚，这是中国20世纪100项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当下，这批吴简都集中收藏在长沙简牍博物馆，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就达1223件。
走马楼吴简均为三国东吴嘉禾元年（232年）至六年（237年）长沙郡的部分档案和文献，包括司法文书、黄簿民籍、名刺、缴纳赋税以及出入仓库的簿籍等各种类别。10多万枚简牍约有300多万字，如果刊印成书，相当于3本《水浒传》那么厚。东吴长沙没有风起云涌的战场厮杀，唯有渗透着乌墨的竹木用只言片语拼凑出的琐碎生活，让遥远的历史有了细节和血肉。东吴长沙人不可能会想到，他们匆忙丢弃在那口井里的一批简牍，今天会以另一种方式，招引人们竭力去探寻那衍溢着氤氲墨色的原生态“三国故事”。
一个人的名字就像一支风向标，不但可以通过人名透视取名人的文化底蕴、被取名人的籍贯等信息，还可以折射当时的社会导向。不能不说，东吴长沙人用动物或贱字取名，潜含了对孩子像“狗”“鼠”一样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期盼。《汉书·司马相如传》云：“司马相如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名犬子。”司马相如“名犬子”这种取名的习俗，至今仍在长沙沿袭，只不过现在的人们多在大名之外另取一个小名，如阿牛、菠菜等。
今天社会流行的取名风俗，也能在吴简里找到一些痕迹。部分东吴长沙人用钱、布、粮和吉、生、得、香等象征富贵、吉祥的文字取名，如廖金、陈粮、黄布、唐富等，仿佛只需要一个名，就可以迎来泼天富贵。其中，有20人以“得”为名，有10人以“香”为名，有7人以“吉”为名，这些字眼无不寄托了衣食无忧、祥和美好的愿望。当然，也有恩爱有加的父母懒得去多想，干脆将两姓合并成子女之名，如蔡唐、陈潘等。
董卓、曹操、刘备、孙权，《汉书》《三国志》等史志里涉猎的人物大多是单名，显然，那个时代取单名已成风尚。虽然东吴长沙人名字单一，但姓氏却复杂繁多，除了常见的姓氏外，吴简里还发现有睾、宙、棋、忩、粻、誦等15个奇异姓氏，其中，“誦”作为姓氏一共出现25次；其次是“棋”，出现15次，如“棋生”“棋孟”“棋黟”等；“忩”和“粻”也分别出现4次和3次，如“忩郅”“忩口”“粻雀”等。《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是目前中国姓氏收录最为齐全的辞书，偏巧的是，这15个奇异姓氏在两部辞书里压根就见不到。
吴简里出现最多的两个人名分别是刘阳（浏阳）侯潘濬和临湘（长沙）侯步骘。《吴志·潘濬传》说，潘濬是武陵（常德）汉寿人，“拜为少府，进封刘阳侯，迁太常”。“太常部曲大女刘汝七百租钱。”“行书□言府答太常□追遣吏殷连□□。”“太常”二字在简上时有出现。《吴志·步骘传》载，东汉建安十五年（210年）交州（广州以南）刺史步骘率义士万人出长沙。步骘屡屡获胜，被封为临湘侯，在长沙屯驻近10年，吴简对其多有提及：“右西乡入步侯还民一斛四斗。”“入都乡嘉禾二年步侯还民限米一斛。”
“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一曲《说唱脸谱》广为传唱，这一句歌词似揭示了关羽与长沙有着不解之缘。《三国演义》第五十三回里说，关羽被诸葛亮激将后，引五百校刀手攻打长沙，跟黄忠大战百来回合不分胜负，这就是“关公战长沙”。然则，《三国志》写到刘备南征长沙、武陵、零陵、桂阳四郡时，只见长沙太守韩玄等四郡太守皆降的寥寥几字，并没有半句“关公战长沙”的记载。
虽然关公并未“战长沙”，但三国时期长沙却爆发了持续近10年的孙（权）刘（备）之争。建安十四年（209年）孙权为对付北方的曹操，假意上表曹操把持的朝廷，建议以刘备为荆州牧，并将南郡（公安）借给刘备，但私底下却紧盯着长沙郡。第二年，孙权从长沙郡东北析出汉昌郡（平江），将长沙郡划湘江而治瓜分两半。其间，孙、刘两股势力你争我夺，来来往往，长沙境内大大小小的战事不绝若线。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荆州重归孙吴，长沙被牢牢地掌控在孙权统治的吴国之下。战火已远，硝烟散去，长沙农业生产方式获以改观，经济社会空前发展、活跃，治安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吴简中，有一些东吴长沙人取名比较讲究，他们多用“客”“汝”“思”等单字之名。“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客、汝、思均含有身在异乡思念故土、亲人之意，取名客、汝、思的人其父、祖辈大都应是异乡人。《论语》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东吴长沙成了充满魅力的仁善之地，无数异乡人选择来到长沙生根、开花……
贰
走马楼吴简记录的内容大多是基层政府的文书档案，此类看似鸡毛蒜皮的繁琐之事，一般都不会进入正史，而且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也没有什么保存价值，需要定期销毁——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从一口废弃的古井中发现这批吴简了。但正是这些被正史忽略的文字，穿越时空进入今天人们的视野。每个人都会努力去留下生命的绝响，吴简丰盈了历史的轮廓，让模糊的东吴长沙乃至三国时期人们的生活逐渐清晰，触手可及。
吴简中频繁出现“僦钱”“地僦钱”，这相当于现在的场地和商铺租金。当时，前来长沙的异乡人带来了进步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手工作坊繁杂，不仅设有官营手工机构“作部”，还出现了矿冶业、煮盐业、制瓷业、麻织业等民间“企业”，造船业更是发达。
“舟船属具简”载，嘉禾二年（233年）长沙段湘江上浮着一艘超大帆船，“大樯”（主桅杆）“长七丈”，樯桅上用于加固布质或席质风帆的上下横杠“长六丈”，船舵（大杝）、石锚（碇石）及粗大的竹缆（大绁）一应俱全。经估算，这艘船的船帆面积超过了206平方米，排水量在70至100吨左右。西晋《荆州土地记》云：“湘中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西晋长沙造船业是东吴长沙的延续，也是当时长沙经济繁盛的写照。
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赤壁鏖战》里可以看到，孙刘联军与曹军水上对峙，战舰恢宏，旌旗猎猎。《武经总要》载，是战，孙刘联军“则有楼船、斗舰、走舸、海鹘”。“楼船、斗舰”船体庞大，装载能力惊人，莫非孙刘联军的战舰是长沙制造？
吴简记载，东吴长沙税目繁多，且多以钱币而非实物缴纳。“以钱币作为支付手段的情况十分兴盛，钱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流通量也十分大，特别是一些以手工业、土特产业和其他商业为征收对象的租税。……东吴长沙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已相当惊人。”官府用钱币、粮食向民间市场购买布、麻、牛皮等物，开创了“和市”即市场交易之先河。正是官府从民间市场频繁收购各种物资，引发了商贸中介的产生，吴简中的“价人”，就是后来中介组织的前身。
东吴长沙赋税、徭役不少，但吴简中也有“不任调（役）”的事例。户主因“尪羸老顿贫穷女户”即身体残疾、年老、无青壮男子的家庭，不仅无需交纳赋役，官府还会救济钱粮。“凡十二户口食五十一人本乡民各贫穷展转部界庸赁为业不任调役。”这12户贫困家庭“不任调役”，这是官府的放免，也是东吴长沙的温情。
繁盛的经济会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活跃。东吴长沙的士层人物生活方式就比较“前卫”，一点都不比东吴都城建业（南京）和曹魏都城许昌的士层人物逊色。“弟子黄朝再拜，问起居。长沙益阳，字元宝。”“黄朝再拜”名刺简是迄今发现的长沙最早的一张名片，其意为：弟子黄朝恭敬地拜见您，向您请安。我是长沙益阳人，字元宝。这枚名刺简制作考究，行文结构翻飞对称，结字平正规矩、波挑分明，展示了东吴长沙士层人物的书法水平和审美取向。
“名刺”是类似于现代名片的文书简，兴于汉末，流行于六朝，以魏晋最盛行。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刘备“三顾茅庐”延请诸葛亮，第一次去时，诸葛亮正在午睡，只好给书童递上名刺简后悄悄离去。名刺原只是用于官场，官员详细写上自己的姓名、爵位、籍贯等内容，在一些场合互相投递，以便结交、问候。到后来，名刺在士层逐渐流行，《后汉书》云：“泰名显，士争归之，载刺常盈车。”名士郭泰出个门，收到的名刺简装满了一车。当时，像模像样一点的士层人物就得使用名刺，“黄朝再拜”名刺简，印证了东吴长沙士层人物社会生活方式的“前卫”，颇有情趣。
东吴长沙“前卫”的不仅仅是士层人物的交往，还包括婚姻生活。读嘉禾四年（235年）至六年吏民簿，发现30岁以下夫妻年龄差较小，但随着年岁的增大，夫妻年龄差也在扩大，夫50岁后比妻大10余岁的例子颇多。《红楼梦》第49回曰：“贾母、王夫人等因素喜李纨贤惠，且年轻守节，令人敬服。”东吴长沙不像明清两朝那样推崇女子“守节”，女性拥有选择良伴、再嫁的自由和权利，男女再婚现象极为普遍，男性50岁，女性40岁，再婚家庭大都会有年龄差距，相隔10岁不算什么。
古代的婚姻制度到底是一夫多妻制还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甚或一夫多妻多妾制？似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难有准确的说法。毋庸置疑，古代不少男人在正妻之外还存在着其他配偶，这一现象在传统戏剧里多了去了。“桥大妻曲，年卅八，桥小妻仕，年卅。”“东男弟狗，年二岁，鼠小妻□年卅五。”像吴简里的“桥”和“东男弟狗”其父那样，东吴长沙一夫多妻的家庭屡见不鲜。
《三国志·蜀书·马超传》引鱼豢《典略》记载：“初（马）超之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留依张鲁。”二房即小妾，源自先秦时期，演变到东汉末年便将小妾称为“庶妻”。而东吴长沙却将庶妻称为“小妻”，这与正史记载有异，应是属于长沙独有的地方特色称谓，就像今天的长沙人把“小”说成“细”一样。
叁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结婚率的提高有利于人口繁衍。落款时间为“八月二十六日”的这枚吴简，是临湘县下辖东乡“劝农掾”向上级报告辖区内的户籍文书。“劝农掾”是东吴时期的“掌一乡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乡官”。《后汉书·皇后纪序》云：“汉法常因八月算人。”这里的“八月算人”，即为进行人口、户籍核验和普查。
大量以户为单位记载着东吴长沙人姓名、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的户籍简，收录的对象并非正史列传中的著名人物，而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其时，最小户仅1人，最大一户有21人。3至5口之家最为普遍，其家庭成员主要是夫妇和未成年子女。
从战国到汉末，传世文献中县乡人口或户数的记述大同小异，或称“百户”，或称“五十”。但东吴长沙的乡却有些“大”，临湘县“小武陵乡领四年吏民一百九十四□民口九百五十一人……”“乐乡领嘉禾四年吏民合一百七十三户口食七百九十五人”。嘉禾四年（235年），小武陵乡人口194户、951人，乐乡人口173户、795人。这等人口规模和密度在今天看来有些寒碜，可在汉末大片人口稀疏的南方农村算得上“人口大乡”了。
“算人”除了掌握人数外，主要是为了缴纳赋税，吴简里“算人”精细到了乡以下的“里”（村或社区）。“小武陵乡”包括吉阳里、高迁里、东阳里、平阳里、安阳里等五个里，每个里的户数和人口一目了然：吉阳里36户、173人，高迁里38户、180人，东阳里约230人，平阳里36户，安阳里约186人。平均算来，每里38.8户、190人左右。
到底是先有人口数量才有人口质量，还是先有人口质量才有人口数量？这个说不清楚。不过，寿命的长短似成了衡量人口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否则人们怎么总爱祝福“长命百岁”？杜甫诗云：“人生七十古来稀。”李白活了61岁，杜甫活了59岁，今人看来，由于各种生活条件的限制，古人的寿命大多不会太长，可东吴长沙70岁以上的人口众多，还有人活到了102岁。
历史上最长寿的人是谁？《列子·力命篇》云：“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在传说中，最长寿的人是上古五帝中颛顼的玄孙彭祖，先后经历了尧舜禹，夏商诸朝，到殷商纣王时，已是“七百六十七岁”了。彭祖最懂养生之道，因而活得最长。
毕竟，彭祖是传说中的神仙，吃五谷杂粮的人哪敢和神仙一比？但东吴长沙有一人实实在在活成了“仙”，一枚户籍简上就有“巨妾一零二岁”的记载。
这个是否需要重新改写长沙最早百岁老人的记录？
“石子男成，年五岁，苦腹心病。”“子男惊，年卅六，苦风矢病。”吴简记载，东吴长沙流行着不利于人们长寿的20多种疾病，不乏“盲目”“风矢病”“腹心病”“雀足”等。到底是什么病？吴简里没有进一步详写，可能当时的医术也确认不了。现代医学专家通过细致地分析，对一些病例已经确诊，如“盲目”就是眼睛失明；“风矢病”，长沙气候“卑湿”，该病即为风湿病；“腹心病”是由血吸虫病引发的肝腹水、肝硬化等“大肚子病”症状；“雀足”，两足短小或缺失，走起路来像鸟雀一样摇摇晃晃，这是晚期血吸虫病造成身体失去平衡的特征。
《三国志》载，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率20万大军顺江而下，意欲与孙刘联军决一雌雄。“曹公军不利于来壁，兼以疫死。”“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曹军“疫死”“死者大半”，兵败退回北方，这恐怕与血吸虫病不无关联。“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历史上，地处洞庭湖边缘的水乡泽国长沙血吸虫病相当严重，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辛追夫人肝脏、直肠里，就检测出血吸虫等寄生虫病的成对虫卵。
尽管血吸虫病等疫情严重影响了东吴长沙人的人口质量，导致相当部分的人不能健康长寿，可东吴长沙人也并非就像后人想象的那么短命。“佃父公乘廷，年八十二。”“母老女□年九十一。”“母大女魏年九十五。”吴简中记载了不少高龄者，在集成的185例夫妇中，夫妻70岁以上的就有25对，最高龄的一对夫妻是夫92岁、妻83岁，这可称为“钻石夫妻”或者“白金夫妻”了。哪怕物质生活贫乏，但夫妻能够在漫长的岁月里坚贞相守相濡以沫，这样的神仙眷侣谁不钦羡？
贾谊《鵩鸟赋》曰：“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当年，因“长沙卑湿”，贾谊担心“寿不得长”，可东吴长沙竟然有这么多长寿之人，何则？其实，这还是与长沙的自然环境、气候有关。“南方阳气之所积，暑湿居之。”“泽气多女”，“暑湿”的气候有利于女性健康长寿。田字之下一个力字曰男，男性似乎生来就要在田间出力。长时间在野外劳作，男性感染血吸虫等疾病的概率远远高于女性。加之战事频发，不少青壮年男子血洒疆场，马革裹尸。故而，“母大女魏年九十五”“巨妾一零二岁”也就不奇怪了。
肆
东吴长沙人的经济活动也较“前卫”，几乎每租佃一次田地都要签一份“合同”。“嘉禾吏民田家莂”是吴简中非常独特的一类简牍，共出土2141枚，均用杉木制作，长50余厘米，宽2.6至5.5厘米。“莂”就是可以剖分的契约文书，一式两份或多份，用于记录农户租佃田地、收取租税等情况。“嘉禾吏民田家莂”堪称中国最早、最完整的经济券书，详细记载了临湘县佃户租佃土地的数量及向官府交纳钱粮、布匹等赋税的数额。
“嘉禾吏民田家莂”如同现代常用的两联单或三联单，将佃农租地情况、纳税数量等数据一式两份或三份重复书写，同时，在木牍顶端大书一扁扁的“同”字，或画几条代作“同”字的直线，下方隔开书写一模一样的内容，然后一分为二或者一分为三，一份留在官府备案，一份留在档案机构，一份交由租佃田地的农户留存。官府收取租税时，将两份或者三份残缺木牍合在一起，再行合准顶端的“同”字，若能组成完整的一个“同”，就证明这份“田家莂”有效。同字相合，称为“合同”，这是今天经济生活中广泛使用之“合同”的来源。
值得把玩的是，“嘉禾吏民田家莂”中存在大量错误，如土地亩数错误，收钱数额错误，收布、收米的单位错误等，且吏、卒比普通田家的出错率更高，即使出错的有多收，也有少收，但就吏、卒而言，租税少收的时候更多，相比之下，普通田家租税则收满或者多收。那时，田地测量、户口登记等行政事务都由各级吏、卒打理，这种对吏、卒有利的错误记录，像是故意动了手脚，难道是吏、卒们借故在浑水摸鱼？
吴简记载，“盗官物凡盐满一石、米二石、杂物直钱五千”均会被处以极刑，成年家人还会连坐而被没入官府终身为奴。即使东吴对私吞官物的贪官污吏处罚如此严苛，可仍然有不少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
“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廉洁一词最早出于游吟沅湘的屈原之口。自古人们就渴望社会清廉，人间洁净，然而，人性的贪婪像是一条永不停歇的河流，不但吞噬了一些人的理智，还会将这些人和其家人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录事掾潘琬”等400多枚简牍记录了一起惩办小吏贪腐的案件：其时，许迪被差遣到军事重镇陆口典卖官盐，尚书在检校长沙郡官盐簿时，发现许迪只是记录了卖盐数、得米数，却没有“盐米量”即盐米的兑换比价说明。不久，官员廖咨按要求核查仓米账目，找许迪问询，自知有假的许迪支支吾吾，难自圆其说，至此，“许迪贪污公粮案”东窗事发。
吴简里有大量东吴长沙严密防范“粮耗子”的方法，简牍分三栏书写记录州中仓吏领受各类租、税、限米等情况。内容为“正月二十一日到正月二十三日三天”的数据显示，仓吏领受的杂米有：税米、余力租米、吏帅客限米、司马黄松限米、佃帅限米、佃吏限米、私学限米、新吏限米、八亿钱米等等。负责领受的仓吏包括郭勋、马钦、张曼、周栋等四人，而上报者为已经离开仓吏岗位的潘虑。这些记载看似林林总总，杂乱众多，实则充分说明了赋税入账时的分工明确，账目管理制度的完备无缺。
或许自知罪孽深重，为吏二十载的许迪为了逃避惩罚，使出了浑身解数。首轮审讯，许迪只承认“犯事”。进入“二审”环节（录见督军）时，他翻供了，否认盗用，坚称“未入公仓的112斛6斗8升米为预留作为搬运、加工费的余米，自己并未据为私用”。而且，他还利用监管的疏漏，指使其四弟篡改相关账目，特意将水搅浑，以求蒙混过关。
长沙郡府相关曹司、中部督邮乃至长沙太守、郡丞，都有介入查证、审讯“许迪贪污公粮案”，许迪的那些招数都被一一识破，面对确凿的证据，只得承认监守自盗、中饱私囊，贪污公粮112斛6斗8升（约1724公斤）。东吴长沙每亩水稻可产米大致3到5斛，112多斛相当于近30亩稻田的产量。许迪实在可恶，被处以死刑。许迪的母亲已85岁高龄，二弟、三弟业已单独成家，没有受到牵连，这彰显了法律公平的一面，但他的妻子和篡改账目的四弟则不同了，被当作“牲口”没入官府为奴。
相对于“许迪贪污公粮案”，“朱表割米自首案”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简文记载，朱表在担任长沙郡下辖的吴昌县（平江）县令时，私自提取“中仓”米胡乱处置。70斛给鄱莽和仁（人名），又为路上口粮50斛、给两傍人“各廿五斛”，共计170斛。
查实“朱表割米自首案”可谓一波三折，朱表像是在变戏法“神操作”不断。他先是做了一本假账企图掩盖粮库亏空，其后，以次充好，将劣质米入库掩人耳目。眼看瞒不住了，他突然自首，“自请囚禁”……同时，他的儿子朱渡还给丹阳太守、东吴权臣诸葛恪私下去信，乞求诸葛恪高抬贵手，保住其父一命。
“朱表割米自首案”并不复杂，只因朱表是一个县令，有几分活动能力，才使得此案一直攀扯到诸葛恪，“惊动”孙权下令彻查。最终，朱表被认定为盗米，判决“不应为自首。乞傅前解，行表军法”。
走马楼吴简出土时呈灰棕色或黄褐色，长短宽窄各异，字体工整有序，隶中带楷。每片字数多少不等，其中，每枚竹简30字至40字，每枚木牍80至120字。一枚简牍，片言只字，所承载的意到笔随、情随笔起的情致，乃闪烁在历史时光细微处的悲欢聚散、兴亡盛衰。今天，许迪也好，朱表也罢，都已归为尘土，而吴简上的那些文字，让人们看到了东吴长沙一个个鲜活的反腐故事。“竹简千年梦，楸枰万古争。”谁说吴简里的这些反腐故事不给后人以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