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2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廖承志会见野间宏（左）
一
在东京新大谷饭店的一次酒会上，一位身着黑色西服的老人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说：“我是野间宏，欢迎你们来日本访问。”我一愣，心想这位朴实的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野间宏吗？就是不管谁写日本战后文学史都绕不开的巨大存在吗？他的声音很低，低得几乎听不大清楚。讲话很慢，好像在推敲每一个字。动作迟缓，脚步沉重，头有点歪斜，手也微微颤抖。宴会厅里，人声鼎沸，气氛热烈。他却与众不同，恬淡而平静，好像沉浸在无边无际的思索中，严肃庄重，甚至有点冷峻。
野间宏1915年出生在一个市民家庭，幼年丧父，由母亲抚育长大。他自幼热爱文学，中学时代，广泛涉猎日本和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名作。1935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学习法文，参加左翼学生运动，钻研马克思的《资本论》。1941年被迫应征入伍，到过菲律宾前线。1942年因病回国，1943年被指控“违反治安维持法”，作为思想犯被关入大阪陆军监狱，军事法庭判他有期徒刑五年，缓期四年执行，开除军籍，发配到关西一家军工厂监督劳动。
1946年，野间宏发表了中篇处女作小说《阴暗的图画》，继而又发表了《脸上的红月亮》《崩溃的感觉》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从不同角度描写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他标新立异，试图摆脱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文学中早已定型的“私小说”的传统模式，以现实主义为创作的出发点，同时抱着对日本近代文学传统革新的满腔热情，大胆吸收运用欧洲现代文学的表现方法和技巧，开创了日本战后反战文学之先河，并奠定了他在其中的核心地位。
195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真空地带》，是野间文学，也是日本战后反战文学的一座高峰。小说围绕着士兵木谷利一郎被诬入狱的不幸遭遇，无情地揭露了日军内部的黑暗、丑恶、野蛮和残酷，控诉日本军国主义如何用欺骗和高压等手段把士兵变成了侵略战争的工具。他使用意识流等多种艺术手段，打破时空限制，缩短精神与现实的距离，具有鲜明的思辨和内省的色彩，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
野间宏也是文艺理论家，创作与理论研究相辅相成。他终生信奉马克思主义，出版了《萨特论》《文学的探索》《创作与批评》等多部文艺论文集，提出“立体小说”理论，认为“人是肉体、精神、社会的统一体，应该把三者结合起来，从生理、心理、社会来全面地描写人”。他认为，他历时二十三年写成的长篇小说《青年之环》（若译成中文约320万字）最能体现他的立体小说思想。他说：我的创作采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但并不是盲目地吸收西方的现代主义，而是扎根于本国土壤，从本民族的传统出发，吸收外来的东西，经过筛选、消化，使之日本化。
二
野间宏是中国作家的老朋友。远在1960年，他就应中国作家协会邀请，率领日本文学家代表团（大江健三郎是其中最年轻的团员）到中国访问，受到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接见，结识了茅盾、巴金等许多作家。可是后来，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他的老朋友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牛鬼蛇神，而且有一顶政治帽子飘洋过海，扣到了他的头上。他笑着说：“中国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说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罪大恶极，必须打倒在地，批倒批臭……”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想念老朋友，关心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想来中国看一看。在1982年12月，他不顾年高体弱，天寒地冻，应中国作家协会邀请，率领日本文学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我为他当翻译，陪他拜访周扬、丁玲，到医院看望冰心，访问出版社，参观书店，游览长城，看戏座谈，很快成为无所不谈的忘年交。
在北京访问期间，中日作家一起开了几个座谈会，相互介绍文学情况。日本作家对近几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和中国作家对世界文学的发展态势的把握、特别是对日本文学的了解感到震惊。他们说，不怕你们笑话，来之前我们也想做做功课，但日本翻译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很少，收获有限，交流时说不出个所以然，但中国作家讲起日本文学，却头头是道，令我们尴尬汗颜。
我说：这不能怪你们。据我所知，这几年，我国翻译出版的日本文学作品近百部，所以中国读者对日本文学并不陌生。但日本译介我们的东西很少，甚至不如五六十年代，那时很多中国小说如《暴风骤雨》《原动力》《李家庄的变迁》《吕梁英雄传》《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上海的早晨》《红日》《苦菜花》等等都有日译本，而现在去日本书店，欧美文学的译本铺天盖地，找本当代中国文学的译本却很难。
野间宏说：当年新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不仅展示了文学的辉煌成果，而且为当时日本文学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参照体系，并引起了一些日本文学家对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等问题的思索与探讨。记得汉学家高仓穰说：新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它将在促进世界文学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1984年5月在东京，野间宏来饭店拜访巴金
野间宏访华回国后不断写文章，发表讲话，接受采访，参加座谈，介绍中国情况。他说：“此行我感到耳目一新，眼界大开，甚至回到日本后，仍沉浸在兴奋之中。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学艺术……”
三
1985年春天，张光年（光未然）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到达东京的第二天下午，我随光年去拜访野间宏。
从新大谷饭店出发，汽车大约走了一个小时，停在一条小胡同口。陪同我们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事务局长横川健说：“马上就到了，我们下车走吧。这里的马路太窄，汽车开不进去。”
在熙熙攘攘的马路上走了一会儿，见到了写着“野间宏”三个字的门牌。走进院门，野间宏和夫人光子迎了出来。门厅很小，因为堆满了书刊，中间只有一条能容一个人过去的通道。野间宏虽然头发花白，但脸色很好，似乎比去年在东京国际笔会见到时稍胖一些。
他拉着光年的手，把我们让进了书房。因为书房的门口也堆着书，门只能打开三分之二，我们侧身才能进去。这个房间大概有十二三平方米，书刊占据了大部分空间。靠近门口处，有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和一张双人沙发，想必这里就是他平时工作的地方。进来四个人，房间饱和，再无立锥之地，稍不留心，就会碰落书刊。光子夫人送茶点水果，人进不来，只能站在门口，或坐在门槛上。
书架上除了文学书籍外，还有很多历史、政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自然科学类书刊，如《资本论》《英国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社会主义哲学论丛》《国家学》《性格学》《现代物理学基础》《古典物理学》《量子力学》《原子核论》《宇宙物理学》《原子炉灾害》等等，而且都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想必是经常翻阅的。
光年与野间宏是老朋友，久别重逢，促膝畅谈，格外高兴。光年说：我们的文学，这几年确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老作家们笔耕不辍，新作家层出不穷，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作品多，质量高，文坛气象万千，欣欣向荣……
野间宏说：“遗憾的是，中国新时期文学，日本介绍得太少，一般的读者，甚至作家都很陌生。我上次访华回来，和井上光晴、小田实一起议论过，认为打不开日本市场的主要原因是译文水平不高。我们计划成立一个《现代中国文学选集》（以下简称《文选》——作者注）编辑委员会，尽快出版一批译文水平较高的书，改变目前的局面，达到真正的文学交流的目的。”
光年说，这也正是我们经常议论的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的话题。相互认识和了解，是友好的基础，所以我完全赞成并全力支持先生的计划，愿与先生通力合作，共襄盛举。
在野间宏家门前，左起：横川健、张光年、野间宏、本文作者
天色已晚，我们告辞。野间宏像兄弟一样搀扶着比他年长一岁的光年，缓缓而行。他说：“这一带过去是贫民区，是无产阶级作家德永直所描写的‘没有太阳的街’。我熟悉这里的人，这里的生活，所以一直住在这里，舍不得离开。”
分手时，他们热烈拥抱，拍着臂膀，互道珍重。我们的车已经开出很远了，野间宏夫妇，仍站在胡同口，在路灯下挥手。
四
从那以后，野间宏来中国，或我去日本，以至我们之间的书信，谈的几乎都是《文选》。
他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人，从制定计划，确定人选，组成班子，讨论选题，都一抓到底。他经过调查认为，中国文学作品在日本打不开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是译文水平不高；二是译者单打独斗，力量分散，形不成规模；三是宣传介绍不够。于是他别出心裁，决定组成联合编委会，在保证译文的准确性和文学性的同时，一次岀多种，形成规模，并请评论家做编委。具体事项如下：
一、成立由三方面人员组成的《文选》编委会，以野间宏为首的日本著名作家、评论家；以松井博光（著名中国学者，东京都立大学教授）为首的日本第一流的专业学者翻译家；以德间书店为首的劲草书房、造型中心等出版社。
二、设双主编：松井博光、野间宏。编委五人：市川宏（法政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井口晃（中央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井上光晴（著名作家）、夏堀正元（著名作家）、针生一郎（著名评论家）。
三、出版流程：由翻译家提出选题，经编委会研究确定后由翻译家译成日文，交双主编审阅、润色、定稿。每年出三四本，计划用十年左右时间，岀五十卷，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最新成果。
这样的组合，在日本乃至世界翻译史上，可能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有人戏称其为“五名译丛”，即名家、名著、名译、名校、名编，阵容之强大，之豪华，之权威，空前绝后。
有一次，野间宏在东京池袋一家叫“三春驹”的酒馆请我吃饭。他说编委会多次召开预备会、选题会，开始时，分歧多多，矛盾重重，议论纷纷，有人主张以小说为主；有人强调诗歌；有人重视评论；有人说出十卷本即可管窥全貌；有人反对双主编，说这是对译者理解和表达的不尊重；还有人说把打不开销路归咎于译文，没有道理也无科学根据，所以拒绝参加这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总之是七嘴八舌，莫衷一是，但经过充分讨论后，最终达成基本共识。
他在1988年元旦给我的信中说：《文选》第一、二期六卷，已经出版五卷，第六卷也即将岀版。预定出版五十卷的目标，目前暂不公布为宜。信尾诗云：向着高耸入云的共同目标前进，在尊兄的身边，永远有我相伴。
他在1988年2月3日的来信中说：《文选》出版后好评如潮，但最后的评价需要经过读者的检验，岁月的洗涤。目前只出六卷，数量太少，还不足以展现中国文学之风貌。去年年末，在只有近亲密友参加的聚会上，我与德间书店老板德间康快社长商谈了这件事，从而更加坚定了我出版五十卷的决心。
在先生的精心组织策划下，《文选》第一卷《在伊犁——淡灰色的眼珠》，于1987年10月31日出版，作者是王蒙，译者是市川宏、牧田英二（早稻田大学教授）。此后由德间书店陆续出版了古华、史铁生、贾平凹、张辛欣、莫言（6、12两卷）、王安忆、阿城、陆文夫、刘心武、茹志鹃等10位作家的选集11卷，另有别册1卷，总共出版13卷，是当时日本由专业学者团队翻译、著名作家推介的最大规模的中国新时期文学译丛，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
五
先生晚年，为促进日中文化交流，计划做三件大事。一是为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他推动日本有关方面于1986年8、9月间在东京、仙台举办了裘沙和王伟君夫妇《鲁迅的世界》绘画展，并由岩波书店出版了画册。他在《鲁迅的文学精神》一文中赞扬鲁迅是伟大的卓越的文学家。二是翻译出版《文选》50卷，改变日本对中国现代文学知之甚少的局面。三是集资在日本建立“中国现代美术馆”，展示中国的美术作品，并以先生为首，成立了由日本著名画家加山又造、评论家针生一郎等人组成的筹委会，而且完成了设计图。
凭借先生的威望、影响和能力，这三件事都是可以圆满完成的，可惜天不假年，1991年1月2日，先生患食道癌不幸逝世。除第一件全部完成外，第二件只完成了四分之一，而第三件尚处于筹备阶段。虽然先生在临终前还念念不忘未竟之事，但终因无德高望重、热心友好、任劳任怨者继任而成遗憾。
如今，先生已经逝世三十多年，但我每看到书架上那一摞《文选》，先生的面容就会浮现在眼前。我想，如果不是13卷，而是煌煌50卷，先生的笑容，将多么灿烂。
2024年1月28日初稿
3月27日修改
作者：陈喜儒
文：陈喜儒图：陈喜儒编辑：吴东昆责任编辑：舒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