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场五位副会长联袂盛大开启、第二场三学者纵谈古今中西后，“政治学·新知”跨年演讲的消息不胫而走，在线候守和围观者日多，在2024年12月的28、29、30三个晚上，学者也增为五位和六位，长至150分钟的密集分享，如同知识压缩饼干，让虔诚的听者既有知识当量大增的欣喜，也有如何精细消化的紧张。为更贴合新知的学术脉络，文汇讲堂的报道将这16位学者三晚演讲粗线条划为四组。
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在党的十八大提上国家政治生活的日程表后，不仅被稳步推进日渐成效，也牵动了关联学科的奋发有为，作为二级学科，国家治理也激发了求变的政治学学人们构建中国自主体系的想象力和实践力，第三讲的徐湘林、戴长征、任勇，和第五讲的桑玉成四位学界领军人物，便从各个角度分享了他们的所为所得和所感，让记者颇有传递的冲动。
第三讲开讲前腾讯会议室在线场景观察中国政治生活的学术心路：转型危机、政治动员
作为第三场首位分享的跨年演讲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湘林讲起他在中国政治研究的学术历程和心得时娓娓道来，把阅读论文的“长考”任务交给了听者。在长期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学术积累中，徐湘林有过不少理论的建树。其中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2010）、科层官僚制与政治动员（2021）这两对概念及其相关研究成果，可谓是他的标识性概念贡献。
1987年留学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回北大母校任教，谙熟西方政治学理论和系统知识的徐湘林，却困惑于西方主流理论与中国客观实践之间的张力：为何西方观察者认可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成就但却不认可与之相关联的政治体制改革成果。为此，回国的十几年中，他一直专注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与理论解释。
徐湘林回忆，2007年暑假，他受邀参加了在蒙大拿大学举办的中国学者与美国智库中国问题专家的对话研讨会。在会上他作了中国渐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发言，和与会的一位美国华裔学者的“中国局部改革陷阱与中国体制崩溃”形成观点对立。这使他深刻认识到，在中国问题研究方面，“不能一味地用中国事实来迎合西方理论，而是要建立对中国客观事实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和知识体系。”就像学术前辈邹谠先生曾经给他说过的那样：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学术话语和理论贡献。
徐湘林分享他的学术研究思路如何层层递进两年后的2009年，徐湘林在北京论坛上提交了他的研究成果《中国的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历史的比较》，在论文中他提出，现代化转型期的治理危机是一种历史常态，这种危机源于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对政府治理能力产生的冲击。在应对治理危机方面“制度并非决定因素”，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可调试性才是最关键的。
徐湘林在很多场合分享过以西方政治学理论为参照研究中国现代化而产生的三个局限，他笃信，中国学者可以根据本土研究的不断深入，提出更具有解释性的理论和知识体系。科层官僚制与政治动员这对概念的研究可谓他的又一实践。跨年演讲中，徐湘林分享了团队2017年调研的经历。浙江浦江县委各级政府和党组织动员各种力量积极开展“五水共治”，解决了常年困扰本县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污染问题，这个案例吸引了他。由此开始了对科层官僚体制与政治动员体制在政策过程中所承担的角色和功能的研究。
通过多年耕耘，徐湘林认为，两者看似具有张力不可调和，但其实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并能够彼此共存与互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推进的现代科层官僚制建设奠定了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行政基础，但纯粹的行政国家无法推动社会变革和应对重大社会危机，具备足够动员能力的政治力量来整合国家资源应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需求，也是政策过程的必备。“政治动员也是政党整合社会阶层利益，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将自己的政治主张转化为国家政策的重要政治手段”，徐湘林的相关论文里这么界定。徐湘林倡议，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应该为不断优化两套体系的互动模式作出贡献。
徐湘林颇具特色的书房在网络广为传播“国家”命题里的中国贡献：韧性国家、治理国家观
作为政治学一级学科创始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创始人及院长戴长征，顺着徐湘林的娓娓道来“接着讲”。他强调“国家”作为政治学核心主题的重要性，并探讨了不同时空下关于国家的不同叙事。在时间维度上，系统梳理了学界对国家概念演变的历史脉络；在空间维度上，则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探讨了不同学者和流派对国家概念的多样化解读。以“国家”这一命题为研究工具，他深入分析了中国政治学者如何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强调了在这个过程中所进行的概念创新与理论发展。
戴长征从性质与形态两个维度系统梳理了学界对国家概念的理解演变。在国家性质层面，他分析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合作国家观、蒂利的暴力国家观、自然法学派的契约国家观、孙中山的管理国家观……他认为，中国提出的治理国家观深化了对国家性质的理解，在统治基础、存在目的、合法性来源、政治秩序等方面提供了新视角。历史政治学和“政党-国家”观则构成了对治理国家观的两项重要拓展。尤其是“政党-国家”视角，它不仅超越了西方政治学术的传统界限与框架，还构建了一套以政党为核心组织原则的国家运作与治理逻辑。这一理论框架为理解国家机制提供了新的解析路径，促进了对国家问题的深入探讨与创新性思考。
在国家形态的研究方面，历史上曾出现过城邦国家、帝国殖民地国家、民族国家等多种概念，其中民族国家被视为现代国家的典型代表。然而，对于中国的国家形态，戴长征介绍，西方新一代学者开始质疑传统的韦伯主义国家观是否适用于解释中国国情。为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国家形态，一些学者提出了“文明国家”或“文教国家”的概念，这些提法不仅区别于欧洲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念，而且超越了后者，强调了中国作为连续文明体的独特性。相较于民族国家理论所侧重的主权关系和权力斗争，“文明国家”或“文教国家”更加关注文化传承和社会共识，这有助于解释统一多族群国家的存在与稳定问题。
戴长征呈现并辨析了不同时空里对国家命题的研究戴长征认可国内同行提出的“大一统国家”和“韧性国家”概念，认为它们能够超越西方“民族国家”的定义框架。这些概念不仅为中国国家形态提供了新的解析路径，也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多民族共处及央地关系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持。
放眼至国际关系理论对国家概念的界定，戴长征认为不能仅将国家简单定义为权力（Power），它带有马基雅维利式的权力主义色彩。根据这一逻辑，国家间的关系将趋向于形成单极或霸权秩序，或是两极或多极格局，这里“极”代表了某种权力中心，体现了不平等的等级结构，这种结构不利于也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演化趋势和国家利益。戴长征则提出了“国际秩序多样性”的概念，旨在挑战和打破西方国家在知识与话语体系上的主导地位。
辨析完“国家”这个政治学重要命题的中西比较研究后，戴长征感慨，中国政治学者正致力于基础概念和理论创新，力求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但仍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特别是需要年轻学者的积极参与和集体攻关，以期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国家治理中新知识体系：以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部累积为例
新时代枫桥经验成为党领导治国理政的重大经验，图为网络上“三情”学习心得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国家治理研究，在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任勇的跨年演讲里，这两个具象的实践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前者通过新时代枫桥经验，来说明中国的国家治理是如何通过一般知识和实践中产生的特殊知识实现融合互动，从而创造出自主性的政治学知识；后者以治国理政新发展新实践为核心而形成的国家治理知识生产、分享、应用以及创新渐次展开，充分反映了中国国家治理实践从夯实基础、立柱架梁，到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再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全过程。
举这两个具象的场景，任勇是想突出在探讨中国政治实践的现在时和未来时，是如何结合中国治理实践来丰富和拓展着国家治理的内涵外延，以此基础上构建中国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他主要分享了三个层面，第一是国家治理丰富的实践改造着政治学内部的知识结构和知识生产过程。如政党、国家、政府、社会等是政治学普遍知识，但是随着中国实践的逐步推进，可生成具有自身特点的知识。他以其团队最近两年从事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创造性地解决不同时期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研究为例，从最初的社会治安领域，拓展到政法领域，再拓展为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并成为党领导治国理政的重大经验。“这体现出持续旺盛的生命力通过内部逐步累积。”可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治国理政有很多新发展新实践“能给政治学大发展提供丰富土壤。”
第二个层面，即中国国家治理如何形成内在的研究逻辑，从而为建构自主知识知识体系提供一个清晰框架。任勇坦言，当初在引进西方治理理论时对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论情境考虑不足。因为西方的治理理论是以去中心化、去国家化为前提的，而中国的国家治理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促进公平正义，促进人民福祉。通过对借鉴对象的批判可以得到自我成长，任勇对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展开分析。从价值层面，强调人民在其中的主体地位；从制度逻辑层面，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的核心点，制度的产生、发展、执行中如何创新互动都需要关注；在运行逻辑上，强调以治理实践中的问题导向为基础，需要通过各种机制的学理性研究来进行治理规律性的发现。
任勇阐释中国政治实践如何改变着政治学知识生产这样的反思下，进入第三层面的是未来推进国家治理研究的重点。首先要重视国家治理中的制度研究，既包括侧重于重视强调秩序的制度安排，也应该包括激发活力的制度建设研究。制度和治理之间既有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内在逻辑关系，也呈现出国家治理研究的议题的一体两面。其次，要注重一些重大关系的研究，例如，建国初期有“十大关系”，改革开放后就强调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进入新时代则有央地关系、政府与市场效率关系、公平与活力关系、发展与安全关系，等等。“这些都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内部结构和有效性。”
在任勇的层层分析下，为听者展示了一张极为清晰的路线图——面向中国实践的的国家治理研究如何能够有效推动中国政治学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条主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逻辑
从徐湘林标识性概念的出炉、戴长征“国家”命题里中国元素的凸显，到任勇以国家治理研究来推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所有叙事都指向了中国政治生活中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丰富实践。令人欣喜的是，在两天后30日第五讲中，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桑玉成分享了《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条主线》主题演讲，恰好形成国家治理领域研究的递进版。
桑玉成的分享成为国家治理研究版块中的递进版当天穿着红色衬衫的桑玉成让腾讯直播间充满了喜气和暖意。他指出，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明确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这一总目标在随后的历次重要会议——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十三个方面、二十届三中全会中提炼为七个方面，得到不断得到深化和推进，形成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条主线。2024年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中，这样总结十年的努力，“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了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以及整体性重构”，在实现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稳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承上启下，她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全面部署。桑玉成分析，习近平总书记在《决定》中说明了为什么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离不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物质生活实现了，就要推进政治建设。”桑玉成概括为“百年愿景说”。
二是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即通过深化改革，使得国家的各项法律、制度和政策达到成熟和稳定的状态，从而为国家的长远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一次省部级干部学习班上，习近平总书记谈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曾说，恐怕再要30年，各项法律制度政策会趋于成熟定型。关于这方面的意义，桑玉成称为“成熟定型说”。他强调，“不是为改革而改革，而是要通过改革，推进各项政策制度的成熟和定型”。
桑玉成的分享逻辑清晰，思考深刻三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证。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前途具有重要意义。“这可以概括为‘政治前途说’”。
在解析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涵时，桑玉成特别提到，应关注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互洽与统一。这体现在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并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也体现在评价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关键看它的适应性、有效性和认同性；还体现在丰厚的实践成果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优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一个时代，可能改革有不同的任务，但是我们始终不能偏离这条主线。”在总结意义时，桑玉成特别强调，还需要从历史、世界和未来的视角来理解这条主线，“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应为人类社会、为世界在政治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要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以形成独特的制度优势和制度文明。
本场主持宋林霖串评、策划者佟德志副校长总结感言均画龙点睛戴长征在分享中提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能“立得住、看得见、管得用”还需要“长时段”的努力。行文至此，作为第一听众，讲堂已报道了12位学者、3位主持者的观点，聆听了40位学者7晚的演讲，好奇、兴奋、享受、压力交织着：在这支中国政治学人的队伍中，既有臧雷振“理论赤字”这样的自我批判，张树华呼唤“真招实招”的期待，更多的还是务实的摸索、实践，并在当下“其乐融融”的声音和背影；而在前台，第三场的主持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宋林霖画龙点睛的点评中不忘与戴长征进行着营商环境研究的信息交换，而几乎每场全程聆听的策划者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学院院长佟德志或许更能感受到导师“新中国政治学五老”之一的徐大同先生的鼓励和赞许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