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媒体记者 吴拏云/文（图片来源：泉州晚报资料图片）
自唐代“八闽文宗”欧阳詹敲启科第之门，闽南之地学风激荡，“缦胡之缨，化为青衿”，人文思想也在互相的切磋、砥砺间，得到进一步升华；宋代，泉州学风迈向鼎盛，辅国、经邦、济世之才比肩继踵，特别是朱子过化之后，理学心性治术大张其道；有明一代，以蔡清为代表的正统理学，突破前人藩篱，带动闽南学术形成结社研究高潮，陈琛、苏濬、易时中、张岳、李廷机等大批名士在“立说”方面各有建树。其间更有李贽横空出世，崇尚本真，与假道学相抗争，缔造闽地哲学新高峰；入清之后，随着汉学、西学的相携并进，峥嵘俊士往来穿梭，安溪人李光地即有12部理学著作被纳入《四库全书》，富鸿基、陈迁鹤、林模、李清馥、陈桂洲、蔡鸿捷等人著述，相继辉耀古今。
过化亭始建于明代，是为纪念朱熹讲学教化之德而建的。近年又历重修。
朱子过化 礼义风行
承接唐代开放之潮流，有宋一代的泉州在思想交流上更无拘束。特别是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朝廷在泉州增置市舶司后，海内外交流多了，学理思辨之潮旋踵而至，吕惠卿《三经新义》、蔡确《礼文》、梁克家《诗文奏议外制》、庄夏《典故备志》、洪天锡《经筵讲义》等泉州人的典籍，在这一时期扬动烟火。
据《丰州集稿》载，南宋时期，泉州讲学之风更盛，在理学传播过程中，出现与学说相配合的社会改革制度，如适应于官民和谐的义仓制、社仓制、书院制度和乡约等。而这些，都为“朱子过化”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朱熹于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出生于尤溪，其青少年时代却是在泉州度过的。父亲朱松在绍兴初任石井镇监，朱熹曾随父至任所。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登进士第，二十一年（1151年）任泉州同安县主簿，广交在泉的父辈好友如傅自得、陈知柔等，并与当时一些青年才俊交流论学。他还曾利用在泉州府治等批书的机会，在府治的不二祠、资寿寺讲学。“不二祠”原为纪念唐欧阳詹而建。朱熹对泉州先贤欧阳詹推崇备至，在此种竹建亭，讲学其中，自题曰“小山丛竹”。晋江安海也是朱熹多次讲学的地方。石井书院，位于晋江安海镇西整头境，前身为宋绍兴年间安海长者黄护为时任安海镇官朱松（朱熹之父）捐建的讲学馆所——鳌头精舍。朱熹任职同安时，屡次到安海寻访父亲遗迹旧事，并开坛论学，“见其老幼义理详悉，遂与论谈，士因益勤于学”。
纪念唐代进士欧阳詹的不二祠
朱熹在泉州积极倡办书院讲学。南宋泉州各县几乎都有朱熹讲学处，一时文风大盛，世称朱子过化之地。朱熹在哲学思想上，从二程学说出发，批判地继承各家之长，形成完整的理学体系，集理学之大成，风靡全国。朱熹的理学思想，尤其是社会伦理思想，对闽南民风民俗影响极为深远。《泉州府志》称，朱熹过化后，泉州“民风更变”，民间婚丧喜庆悉“遵朱子家礼”。《同安县志》载，同安经朱熹“教化”后，“礼义风行，习俗淳厚。去数百年，邑人犹知敬信朱子之学”。
朱子“闽学”在泉州有深厚根基。清人陈科捷曾说：“吾泉务实学，自欧阳四门以后，至宋为朱子过化之地，渊源所渐，浸与伊洛比盛。”朱熹与泉州结下的不解之缘，使泉州出现了一大批朱子门人，其中较著名的有“紫阳始教之高第”许升、“有志于紫阳之学”的邱葵、“得紫阳道学之传”的吕大奎、“明敏有余少持重”的王力行等人。据《泉州府志》载，学有所成的朱子门人尚有南安人傅伯成、李亢宗、黄谦，晋江人林峦、杨履正、杨至，惠安人刘镜等。大批朱子门人活跃于泉州各地，积极传播朱子学说。自此而后，泉州理学大兴，儒林士子多出其门，所谓“自宋迄明，理学经济为本”，正反映出朱子过化对泉州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蔡清祠坐落于泉州府文庙广场西侧
易学精研 培风图南
明代以来，泉州各地儒学、书院大量兴起，朝廷对于各地书籍刻印亦持开明态度，私家刻书特别流行，让更多的思想类、学术类典籍进入人们的视野，明代泉州理学、易学迎来春天。
蔡清则是闽南易学在明代异军突起的关键性人物。蔡清生于明景泰四年（1453年），字介夫，别号虚斋，晋江人。他天资颖悟，少时曾师从福建副使何乔新，在六经、诸子及史集之学上颇有心得。后来，又拜侯官人、名儒林玭为师，追随其研学《易》经。在名师的开导下，蔡清对理学名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人的性理之书，“靡不熟读精究”，逐篇析理，阐论精深，逐渐形成了自己在理学、易学方面系统性的理论。蔡清的理学，主要还是继承朱熹的学说。他在泉州清平铺楼上潜心著述，写成理学代表作《四书蒙引》，捍卫朱熹的学说，凡“合于文公者取之，异者斥之，使人观朱注玲珑透彻，以归圣贤本旨”。在他的力倡下，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明时以经术取士的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
蔡清一生著述宏富，除鼎鼎大名的《四书蒙引》15卷、《易经蒙引》12卷外，还有《河洛私见》《太极图说》《（通鉴）纲目随笔》《虚斋文集》《虚斋独解》《艾庵密箴》《考订大学传》等。在蔡清近20年为官生涯中，所到之处如建州、严州、杭州、北京、南京等，至必讲学，“官辙所至，随杖履者数百人”，在国内拥有众多学术“粉丝”。即使在告病归家后，仍坚持到水陆寺讲学不停，因此“有志之士，不远数千里从之”。他对贫困学生不但不收学费，还供给膳宿。《闽中理学渊源考》所录蔡清门徒及私淑弟子即达30余人。而这么多门生当中，学行最著者非“紫峰先生”陈琛莫属。
易学在泉州之所以能发展迅速，除蔡清外，还有陈琛、苏濬、林希元、易时中、王宣、张岳、傅夏器、李廷机、郭宗磐、林欲楫、林孕昌、许獬等人的贡献。在蔡清的倡导和影响下，泉州士子创建了“清源学派”，学派核心人物出版的论著达90多部，闽学在他们的阐释与传播下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泉州易学也“蔚然成一家言”，一时“天下言易，皆推晋江”。
泉州西湖公园内的李贽塑像
先锋思潮 震古烁今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出现过众多杰出的思想家，即使他们有的生存于千百年之外的历史当中，其思想光芒依然能够刺破时空，照进现实。李贽便是其中之一。李贽是明代泉州思想家，也是十六世纪亚洲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中华民族悠久文化发展史上的25位思想大家”之一。
李贽生于明嘉靖六年（1527年），原名载贽，字宏甫，号卓吾，泉州人。7岁时，随父亲李钟秀（号白斋）读诗书、习礼文。12岁便作《老农老圃论》，把孔子视种田人为“小人”的言论大大挖苦了一番，显露卓尔不群的才华。李贽25岁中举，4年后谋得河南共城（今辉县）教谕之职，从此步入仕途，直至54岁辞官，他在官场上摸爬滚打多年。
李贽一生的著作很多，主要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史纲评要》《九正易因》等，明清两代均被列为禁书。《焚书》的起名是李贽认为将来这些著作肯定会遭焚毁，《藏书》的命名则是由于李贽认为这部书“颠倒千万世之是非”，只能“藏之后世”。
李贽是一位敢于站在历史风口浪尖的勇者。他反对将程朱理学扭曲演变来的“假道学”，同时对儒家的“礼”做出了创造性的解释，并发展成为全面性的哲学体系。先秦儒家所提出的“德治”和“礼”，到了中国古代理学的后期，却变成了追求权力的手段，其语义已经不是本来的面目。于是李贽倡导“至人之治”，即营造一种每个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个性和能力，想做的都能做到的社会秩序。换言之，只有在这种社会秩序之下，人潜在的力量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至人之治”不是完全放纵的治理方式，而是有的放矢，切中实际。
他的思想涉及面非常广，譬如，他倡导平等观，认为“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天下人人平等，没有什么高低上下之别；对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妇女，李贽给予深深的同情，为妇女所受不公平待遇鸣不平，被现代学者誉为“中国妇女人权思想运动的前行者”；他还提出“与世推移”的历史发展观，反对“践迹（踩着他人的脚步走）”“执一（固执一种定见而不前进）”的历史保守观；在宗教思想方面持宽容、开放态度，坚信“三教本一，三教平等”等等。因此，有学者认为“李贽是明朝中后期勇敢地站出来为新思想呐喊的旗手”。李贽还具有特殊美学思想，这突出表现在他的“童心说”中。李贽一再声称，人要成为保持“童心”即“最初一念之本心”的“真人”。在李贽看来，所谓“童心”，就是指人世间原始的纯正的情感，只有这种情感才能体现真与美。
在完成其仕宦生涯后，李贽转向对学术的全面求索。他辞官后，曾寓居于湖北黄安，后移居麻城维摩庵，过着半僧半俗的生活，被道学家们视为异端。1589年，李贽在龙湖芝佛院落发为僧，同友人一道在青灯古佛下讲学论道。由于讲学影响巨大且追随者众，李贽令统治阶级心生畏惧，他也成了“明朝第一思想犯”。
李贽去世之后，他的声名更响，《焚书》《藏书》等几乎人挟一册。李贽作品和思想影响海内外，曹雪芹就是受到李贽影响而创作《红楼梦》一书，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李贽是中国走向近现代的思想启蒙先驱者；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先驱吉田松阴也是李贽的热烈崇拜者，他不仅熟读李贽的作品，而且把其著作《焚书》《续焚书》《藏书》多遍抄录；李贽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有过交往，且结下深厚友谊；在韩国、新加坡、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瑞士等国也都有学者从事李贽的研究，这说明李贽在世界思想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安溪贤良祠中的山石上镌有李光地的诗句
劝学兴文 底蕴浑厚
清朝较为重视办好教育，谕令各地官员“劝学兴文”。泉州府及所属各县的书院日渐兴盛起来，并成为教育的主体；民间兴办的各类塾馆，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均胜于唐宋元明诸朝，成为清代泉州教育的一大亮点。各地英才辈出，李光地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李光地（1642年—1718年），泉州安溪湖头人，清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勤于治学，学问渊博，除儒家经传以外，诸子百家都旁涉会通，得其要领。李光地主张读书治学要务实力行，要有治国安邦的真本领，要干实事，将所学化为技能，进而付诸实践，反对空谈心性。他还提倡经世致用的务实主张，强调要将书中的真谛与道理转化为做人做事的方式，知行合一，笃学力行。他指出“知”与“行”如同眼睛与脚的关系，缺一不可，“如目与足然，于今行路，眼看着路，脚才好走，一边看，一边走，两相须，两不相妨。岂有先看几日路，不干脚事；到走路，又不干眼事之理？”读书治学除了要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存实心、明实理外，更重要的是要落实到“行实事”上。
作为清初名相，李光地尊崇朱子理学，以治《易》闻名当世，一生笔耕不辍，有《榕村全集》等数百卷遗世。 为增广学识，他不断向良师益友虚心求教，曾问音韵学于顾炎武，问历算于梅文鼎。到了中晚年，李光地不仅熟悉经义性理，还旁及历算、图书、象数、韵谱、道术、《周易》、乐律、音韵诸学，堪称全才，著有《周易通论》《周易观彖》《古乐经传》《韵书》等书。老年返乡之后，他又亲自拟定《家训·谕儿》《诫家后文》《本族公约》等家训族规，以及《同里公约》《丁酉还朝临行公约》等村规民约，为家族的昌盛、社会的和谐提供了动力。博学的李光地获得康熙帝的青睐，所以很多学问方面的事情，康熙帝都喜欢找李光地研究，并给予李光地“谨慎清勤，始终一节，学问渊博”的评价。
清代，涌现了一批在文化、学术、哲思方面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们亦有不少著述传世，诸如：富鸿基《日讲四书》、陈迁鹤《论易》《尚书私记》、林模《四书讲章》、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道南讲授》、陈桂洲《虑得篇》、蔡鸿捷《闽学编》《评点孟子》等，他们在人文关怀与思辨精神上，异彩纷呈。
回首再望，“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激荡千年的泉州哲理思潮，如今早已洗练为历史的一条长河。今天我们的社会虽然已进入智能化的时代，但“知几识时”与“与时偕行”的能力，依旧是成长与进步的阶梯；懂得从历史中汲取正能量，正是我们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砝码”。
责任编辑：黄冬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