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商报讯（记者 岳品瑜 董晗萱）作为金融工作人民性的集中体现，普惠金融的发展让“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11月8日，在2024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CAFI（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发布了《普惠金融中的政府与市场——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4）》（以下简称《报告》）。当前普惠金融工作开展中还有哪些矛盾点？政府与市场，分别在普惠金融中发挥怎样的作用？针对当前业内核心问题，《报告》进行了详细解读。
历经多年发展，我国在普惠金融领域取得了显著进步与卓越成绩。一方面，基础金融服务可得性大幅提升。对比2011年银行账户拥有率64%，如今这一比例已提升至九成，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人均银行账户数从2010年的2.5增长至2023的10.2。物理服务网点几乎全覆盖，数字技术也让金融服务更便捷。
另一方面，市场涌现出一批新机构、新业态，给获客、风控、增信、放款等核心信贷业务环节带来了新的变革，提升了普惠群体的信贷可得性；传统金融机构对小微、“三农”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同时不断加强。
此外，《报告》指出，如今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基本建成，利用财政资金，通过优惠担保费率，撬动金融资源流向小微企业、“三农”等重点领域。
业界对普惠金融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着诸多争议。普惠金融究竟是公益慈善，是不赚钱的买卖，因此需要政府补贴？抑或是做长尾客群服务，是特别赚钱的生意？对此，CAFI研究部执行主任胡煦基于《报告》研究指出，普惠金融内涵丰富，既非纯粹的公益慈善，也非纯粹的商业行为，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多种形态。
《报告》认为，普惠金融是一个涉及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多元生态，由此，监管面临着新课题。特别是在助贷机构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合作中，需要明确合作的本质和具体的合同约定方式，以实现最优的社会结果。
市场方面同样面临挑战。《报告》也提出了普惠金融政策目标协调中的“不可能三角”——提高可得性、控制风险和降低利率，在当前市场规律下难以同时实现。胡煦解释到，要提高普惠群体的信贷可得性又要风险可控，就需要更多的资源、人力做贷前审查、贷后控制，势必推升边际成本；如果要降低风险又要融资成本下降，金融机构只能去服务更优质的客户，又会降低普惠群体的信贷可得性；而如果又要强调融资成本下降，又要实现“普惠”，则会削减风险审查的一些资源，这将导致不良率上升。
“如果既要、又要、还要，就必须通过信贷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应用，来降低边际成本。”胡煦强调。
那么，究竟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共赢与平衡？在《报告》研究团队看来，实现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应由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完善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其主导的信用体系和担保体系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防范风险和支持重点领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市场在需求驱动、信用信息边界扩展和风险识别数据探索方面具有优势。二者各自扮演合适的角色。
对于发挥主导作用的市场来说，尤其需要尊重市场规律。服务普惠群体成本相对较高，因此成本应该与收益相匹配。同时在多元生态的塑造上，分工明确、各具特色、有序竞争，形成大行与小行、银行与非银机构、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良性互动。
小米消金党委书记、董事、总裁曹子玮强调，普惠金融的核心要义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应该由市场主导、政府辅助，这样的关系不能错位。“普惠金融做的就是‘短小频急’类的金融需求，政府应避免过度‘父爱主义’，导致善的主观政策意图和不如预期的政策实施结果并存。要想让普惠金融阳光化、可视化而不是重回地下钱庄式的借贷模式，应将定价权最大可能交给市场；但也要注意一些机构的行为边界，不可以用‘最后一顿晚餐式’的掠夺思维把不适合的人群和家庭纳入借贷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