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4日发布《全国主要城市通勤时耗监测报告》，计算了36个城市的单程平均通勤时耗、城市45分钟通勤可达人口比重、单程超过60分钟通勤人口比重。
数据显示，4个超大城市的平均通勤距离为9.3公里，而北京的平均通勤距离则达到11.1公里。《报告》称，北京通勤时耗47分钟，是全国唯一单程平均通勤时耗超过45分钟的城市。
实际上，把60分钟列为极端通勤，是“大城市病”衡量判定的一个概念。
极端通勤的核心根源是什么？
是城市形成集群效应后，疯狂扩建造成的。
从市中心一路摊开，大城市基本都会干到六环，而决定大家忍受长远的上班路途的核心原因，还是房价与房租不能很好与收入匹配。
我把我自己现在住的房子，按市场价半价租给我司的员工，只能自住的话，大半是舍不得花这个钱的。
超过千万人承受极端通勤，体现的问题在于城市资源分配失衡。
内部的区域有过高的热度，而外围的区域又过于冷清。
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图书馆、餐饮、洗车行这样的行业，服务的往往是周边人群，这个时候它开在绝对的市中心，一方面成本高，另一方面收益不显著。
但是很多大公司，这方面的考量就复杂起来。
比如说我在清华对面开个公司，听起来就比五环选址的公司有实力。
从城市圈的视角看，我们称大城市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为中心化，向周边地区漂移为去中心化。
世界城市演进的历程表明，中心化和去中心化其实是城市演进的一体两面，雄起雌伏，有时候是中心化压倒去中心化，或去中心化压倒中心化，有时候则是彼此旗鼓相当难分伯仲。
拿东京举例子，1965年，东京都区人口升至889万人。
当时衍生了一个名词，叫作“大城市病”，说的就是由于城市过大、人口过多，导致效率低下。
为应对城市病，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分流，到1995年，东京都区人口降至797万人。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东京人口流动发生逆转，人口郊区化走向终结，而重新向“都心回归”。
2014年，东京都区人口超过1300万，东京都市圈人口更高达3800万。
但是，城市人口再创新高，今天的东京大城市病反而没有大家预料中的那么严重。
中心化和去中心化消长的背后是资源利用效率，而决定资源利用效率的是交通基础设施、技术水平和城市智力。
我们说很多年轻人“逃离北上广”，哪有几个是自愿，还不是承受不了大城市生活的压力与代价。
更为关键的是，由于行业生态问题，很多是想逃而逃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