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应该去看一看仰韶文化遗址！”8月26日下午4时，龚循明对正忙着泡茶的汪凯说道：“你一定可以从那里得到不一样的收获。”对于老师的话，江西景德镇的青年陶艺家汪凯都会放在心上，但由于自己的陶瓷艺术个展即将在江西南昌举行，为此他确实暂时无暇去考虑龚旭明的建议。
1988年，龚循明正在江西省陶瓷研究所工作，彼时研究所虽成立仅3年，却承担着包括艺术陶瓷创作、窑炉开发等技术项目研究任务，与国外机构进行陶瓷文化交流亦是研究所重要工作内容。
就在这一年，31岁的龚循明受研究所委派，陪同来自日本的学者前往国内仰韶文化遗址考察。当日本友人看到那些诞生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时，不由惊呼起来，随行的翻译悄悄告诉龚循明，他们在说“这些都是超现代的伟大作品”。
20世纪50年代，日本陶艺家八木一夫领导了走泥社陶艺革新运动，这场影响世界的艺术运动与美国现代陶艺之父彼得·沃克斯所领导的“奥蒂斯革命”，被认为是促成陶艺现代性觉醒的标志事件。为此日本考察团成员的表现，让龚循明感到十分意外，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这位艺术家感到震撼。
只见一名年长的日本学者高喊口号，带领所有团员对那些古老的陶器进行跪拜，让在场的工作人员面面相觑，而这一幕画面也深深地印刻在了龚循明的脑海中。多年以后，龚循明领着一群青年艺术家驱车深入西藏等地采风，试图让后辈在创作时从对地理风貌的临摹，逐步走向对中华文化的溯源、精神世界的内省之路，也正是早年的仰韶文化之旅让龚循明开始思考比技术、工艺更重要的陶瓷问题。
不少国际友人都被中国古老的陶之力所折服，李文英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常驻三宝国际陶艺村，接待从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远道而来的陶艺家。她还会陪这些外国陶艺家走访中国境内的知名窑口，也曾亲眼见过白发苍苍的日本艺术家泪眼婆娑地跪在古老的龙窑前。
类似的场景在景德镇也时有发生，1962年11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乐平涌山洞穴遗址内发掘出大熊猫、剑齿象、犀牛、水鹿等动物化石，但更重要的发现则是打制石器，由此揭开江西境内首个古人类居住点的神秘面纱。1987年，涌山古人类文化遗址被公布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5月，考古专家又在涌山发现原始软陶、夹砂夹碳陶、红陶、灰陶等古人类遗存，年代可追溯至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消息传出后，吸引了不少国内外学者来到遗址实地探访。
涌山古人类和古陶瓷文化馆的建设者徐裕西，从2002年开始就致力于涌山古人类文化遗址的保护工作，让他倍感自豪的事情之一，就是“包括景德镇陶瓷大学在内的高等院校，经常会有教授带着学生过来考察，通过观摩陶片来领略古人的智慧”！
8月23日上午，一位多年从事陶瓷雕塑研究的中年艺术家，便从景德镇市区赶到涌山拜访徐裕西，对方到访的目的是探讨陶瓷艺术与涌山出土的古人类陶瓷相结合的可能性。事实上以造型精巧、装饰多样而闻名天下的景德镇陶瓷艺术，不仅有精致而华丽的一面，也有质朴、去繁就简的另一面，甚至一些以作品风格细腻而著称的艺术家，也有过不同的创作。
已逝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戴荣华晚年时曾尝试“红绿变法”，创作了一批线条流畅、画面简洁的红绿彩陶瓷作品，与他广为人知的重工仕女、山水、花卉等题材釉上彩陶瓷绘画风格大相径庭。在向旁人介绍这批红绿彩陶瓷画作时，戴荣华坦言其灵感来源于仰韶文化、青莲岗文化彩陶等古老器物，上个世纪60年代，在中国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工作的戴荣华被委派到故宫博物院临摹、整理历代陶瓷纹样，而那些古陶器上的纹饰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掌握的绘画技巧越来越多，但没有任何一种技巧、一种方式能够让我复制出古陶器纹饰传递出的那种力量感！”戴荣华生前这样描述他对古陶器的看法，为了能在陶瓷表面呈现那种撼动人心的精神力量，他不惜舍弃自己擅长的“技术”，转而以一种返璞归真的方式在瓷面上挥洒釉料。
稍显可惜的是，艺术品市场已经“习惯”了戴荣华那些在构图、布局极尽精巧的粉彩仕女、古彩花卉作品，有幸见过其“红绿变法”之作的人少之又少。
折服于人类古陶魅力的名家巨擘，不仅有戴荣华这样的中国本土艺术家，还包括创作出《和平鸽》《格尔尼卡》等不朽名作的西班牙画家巴勃罗·毕加索。毕加索于耳顺之年开始从事陶艺创作，尽管风格变幻莫测的陶瓷成品被藏家所喜爱，但艺术家本人就公开宣称自己的作品与日本绳纹时代的古陶器相比不值一提。
如果说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在了解了“水火既济而土合”的道理后，逐渐摸索出凝土为器的制陶技术，从而开启了源远流长的陶冶历程，那这些遗留至今的陶器可以说是先民留给后人的“信件”，记录着当时的文明与岁月。
这也让我们开始反思，当部分陶瓷从业者仍纠结于如何在创作中展现新的思维方式，不断尝试新的表现形式、发明新的陶艺制作辅助工具，为了“颠覆”传统而“颠覆”时，戴荣华、毕加索等人其实早已经告诉了这些自寻烦恼者，陶瓷艺术、乃至人类文明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答案就在那些由古老先民所烧制的器物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