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货币产生后，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形式经历了从实物货币、金属货币到纸质货币（信用货币）的演变过程，充当货币的材料从最初的各种实物发展到统一的金属，再发展到纸币。数字经济时代下，电子货币的诞生使有关货币未来的全球讨论甚嚣尘上。
时下，全球央行数字货币脚步越来越近。随着中国央行数字货币试点启动、欧洲央行推出首份数字欧元报告、国际清算银行联合七国央行发布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报告，主要经济体之间央行数字货币的竞合态势日趋明显。
另一方面，数字货币打开了全球货币“升维竞争”的新赛道，作为底层基础的货币演变，正改造着国际货币体系的霸权结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提升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下的竞争力，发挥作为央行数字货币的先发优势，也是时下DCEP面临的重要议题。
大势所趋的数字货币
自208年比特币问世以来，国际货币体系新的竞争者就已经诞生。比特币标志着数字货币新时代的开启，而从比特币诞生至今，数字货币也已演变出多种形态。
比如，发端于商业银行的数字货币（如JPM Coin），偏重改造支付和结算方式；或者是由Facebook主导、全球多个知名公司参与的Libra，剑指商业化的私人货币体系。尽管各类数字货币形态不尽相同，但都均蕴含了人们对未来货币体系演变的美好期待。
而除了私人数字货币，仍然由主权背书，但嵌入可编程设计，自上而下独具精准滴灌效果的央行数字货币更是备受市场关注。
2018年国际权威机构“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和市场委员会（MC）”将央行数字货币定义为：不同于实物现金或央行储备或结算账户的央行货币的新变体。基于发行者（央行或非央行）、形式（数字货币或传统纸币）、可访问性（开放式或受限）和技术四个维度，将全球央行的数字货币划分为通用型和批发型。
数字货币对于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意义在各国央行基本达成共识。目前多国央行正在研究区块链和加密数字货币并展开技术测试，部分央行已正式出台数字货币发行和支付交易的相关政策：如欧洲央行、瑞典央行、加拿大央行、日本央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乌拉圭央行已经在有限规模内试点发行了央行数字货币（CBDC）；菲律宾央行则在监管沙盒制度下，支持私营部门法定数字货币（DFC）用于支付。
央行数字货币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大势所趋。由于央行数字货币能够为公众提供一种更安全、流动性强的支付方式，并且这种支付方式由国家信用背书。因此，央行数字货币能够大大降低法币的运行成本，同时提高支付效率，并便捷跨境支付。
从应用场景来看，人类最早的交易方式是以物易物，到后来使用贝壳充当货币，再后来研显示，超过一半的消费者表示倾向于数字支付。麦肯锡今年7月份报告显示，是铜、黄金和白银，直到纸币的出现，人与人的交易话依旧是实物的交换。而数字货币时代，货币变成一串加密之后的字符，通过手机上的APP承载，交易时只需通过扫描二维码或者近场通信功能，就能实现交换。
值得一提的是，从中国央行数字货币（DCEP）披露的信息来看，DCEP采取“双离线支付”方式，即可以在双方都离线、无网的情况下完成支付，这既体现了现金支付的优势，又弥合了微信、支付宝等需要联网才能完成支付的不便。
欧洲央行2019年调在对欧洲17个国家的调研中，绝大多数消费者倾向于在疫情结束后继续使用数字支付或者进一步提升数字支付的比例。
英格兰银行行长安德鲁·贝利日前也表示，英国境内非现金支付需求正在显著上升。受疫情蔓延和社交限制影响，英国本已处于下滑阶段的现金取款量继续下降。相较于去年同期，2020年4月份英国现金取款量下降了60%。即使在社交限制有所放松的7月份，现金取款量仍然处于低位，相较于去年同期下降了40%。
英格兰银行支付和创新执行董事维多利亚·克莱兰德日前表示，预计全球跨境支付的规模将在2027年上涨至250万亿美元，较10年前增长100万亿美元。然而，如此大规模的跨境支付却面临着成本、速度、可获得性和透明度等因素制约。
央行数字货币的进路和远方
尽管央行数字货币重在拟合货币的基本属性，弥补旧货币体系与新数字经济的脱节。但如果央行数字货币的先进性仅限于扩展支付系统的边界和计价手段在范围上的延伸，或者功能上的进化，其影响和意义显然不至于引起全球范围内的日益激烈的讨论。
正如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日前所说，货币在促进交易的同时，也是主权的象征。这也是主要经济体纷纷启动央行数字货币议程，旨在参与货币竞争的原因所在。
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诱因，人类社会正式从金本位制过渡至信用货币体系，如今已逾百年。二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则奠基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即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信用货币体系仍然延续至今，其背后支撑是当时美国无人与之争锋的经济与军事实力。
然而，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信用货币体系天然存在“特里芬两难”：一方面，美国依赖于贸易逆差向其他国家输出美元；另一方面，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将导致美元清偿力变弱，从而削弱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
当前，美元的货币地位与实际经济实力日益失衡。疫情期间，美联储发起两次非常规降息至零利率，并推出开放式、不限量QE以填补美元流动性黑洞。虽然短期可解金融市场燃眉之急，但是长期来看，举措却有失审慎。据世界银行及IMF数据显示，尽管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的比例仍在62%的高位，但美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已经由1960年的约40%下降至24%。
因此，大多数持有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或将对美联储的超预期货币宽松产生担忧，并转而寻找新的货币替代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呼之欲出的数字货币或将首次登上历史舞台，革新信用创造方式，重构国际货币秩序，这也将对美元霸权构成挑战。
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在支付安全和金融稳定、对非主权数字货币的监管方面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则在支付效率和金融包容性，以及应付汇率贬值危机上具有传统法比不可比拟的优势。
比如，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的“一币两库三中心”。其中，“一币”是指仅有DCEP一种央行信用背书的法定数字货币，与人民币等价兑换。“两库”是指发行库与商业银行库两个数据库，构建DCEP的双层运营体系，即央行只管理发行库，与商业银行承兑DCEP，并不直接面向公众。
“三中心”则分别指认证中心、登记中心与大数据分析中心。登记中心记录流水与权属，认证中心确认身份，两者互相独立保证了DCEP交易的匿名性，而针对可疑的交易记录，仅有央行拥有最终权限追踪，可有效遏制洗钱等不法交易。上述可控匿名性延续了纸币交易的特性，同时又杜绝了数字货币参与不法行为的可能，这对增强市场可竞争性并保持市场纪律具有重要作用。
而以挪威、瑞典等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发行数字货币是为了将数字货币作为法币的补充，以维护现有货币体系的稳定。此外，还有一些石油美元国家，如委内瑞拉，为了打破美元封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发行可以转化为法币或者黄金的数字货币作为储备工具，以维护币值稳定和国内经济正常运转。
中国DCEP的必经之路
作为央行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体系的先行者，中国的相关研发试点及其外部效应引发了各方密切关注。
央行对于数字货币的筹划可以追溯到2014年，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支持下，央行成立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专门研究小组。这些年数字货币开发的消息也一直在持续披露，2019年11月，中国央行副行长范一飞表示数字货币基本完成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按照时间计算，央行在今年落地数字货币也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与其他国家相比，基于丰富的电子支付实际经验，我国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研发非常迅速，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这场世界竞争中，中国都走在前列。
8月14日，我国商务部印发《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在“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任务、具体举措及责任分工”部分提出：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中西部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中国人民银行制定政策保障措施，先由深圳、成都、苏州、雄安新区等地协助推进，后续视情况扩大到其他地区。
9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公开发表文章《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几点考虑》，更是被外界认为是关于我国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最官方的“剧透”。
在疫情催化之下，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速，中国央行数字货币（DCEP）有望提早落地。围绕这一革命性工具，中国央行有望率先完成对传统货币政策体系的升级改造。
一方面，基于定向使用、智能合约等内嵌功能，DCEP有望成为有力的结构性政策工具，实现货币的精准投放，促使资金流向供给侧的短板领域。另一方面，基于追踪功能，DCEP有望为央行提供更为详尽的资金流动和经济循环信息，从而优化总量性政策工具的时机与力度，并通过降低金融监管成本而减少政策传导损耗。
这意味着，在全球央行降息潮之下，中国货币政策将保持相对的从容和主动，中美利差有望长期位于舒适水平，并为人民币汇率提供支撑。
此外，随着中国新经济企业的出海以及相应数字支付系统的全球延伸，DCEP有望充分发挥作为央行数字货币的先发优势，在全球新经济的支付、结算、定价功能中占据领先份额。由此，“人民币-DCEP-全球新经济资源”的关系链有望被率先打通并持续夯实，人民币将成为在全球新经济领域高效交易、配置资源的关键工具之一。
当然，尽管央行数字货币能较大程度提升人民币在电子支付领域的便利性，甚至在国际货币的“升维赛道”上具有重要作用。但也不应忽视，在这些因素之外，法定数字货币依旧是一种货币，依然具备货币交易媒介、计价单位、储藏手段和延期支付四种基本功能。
其中，储藏手段关系到数字货币的可持续性。币值稳定则是数字货币作为储藏手段和储备资产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也是数字货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数字货币的币值稳定不仅与数字货币设计的机制有关，更取决于国内经济基本面和国家信用。
DCEP是人民币的数字化尝试，但绝不仅仅是把实物形式的纸币转到线上变成虚拟形式，更通过一系列系统设计使其具有了诸多创新视角，为货币管理工作带来新的可能。事实上，一种货币在国际上的地位主要取决于该国综合国力和经济稳健程度，而不在于货币本身的存在形式。削弱美元霸权的确是一种美好愿望，但最终，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才是真正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必经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