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尽管新冠病毒的弱化和疫苗接种，以及针对新冠感染的临床治疗已经使得人们对于新冠的流行不再恐慌，但距离结束这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仍道阻且长。新冠大流行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长期影响，以往鉴来，如何从新冠大流行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是为未来的危机做好准备的必然。
实际上，从疫情角度，一个必须要提示的风险是，新冠疫情或许还只是一个开始。随着环境风险的加剧，人们随时有可能面临下一场全球性的传染病毒。
新冠大流行并非完全的意外
2003年，在战役般的生死考验后，人们终于送走了非典疫情。之后，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专家，都曾自豪地宣布，非典疫情不会再重演。
然而，事实证明，正如人类历史上数次出现的大流行病一样，SARS病毒只是人类所遇见的众多病毒之一。近年来，禽流感、猪流感、寨卡病毒、埃博拉等等病毒，不断突袭着人类社会。直到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人们才深刻地意识到，在经济如此发达的今天，人类在病毒面前，依然不堪一击。
新冠病毒是典型的人畜共患病毒，即起源于非人类动物，通过一个称为“中间宿主”的过程传播给人类。实际上，不论是SARS病毒、MERS病毒还是新冠病毒，虽然并非所有的人畜共患病都会发展为大流行病，但大多数大流行都是由人畜共患病引起的，它们已经成为人类世时代的特征。
正如来自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John N. Nkengasong所说，目前的新冠大流行史无前例但却在意料之中。此前，哈佛大气候、健康和全球环境中心主任Aaron Bernstein也表示，“冠状病毒大流行完全不意外，在这场疫情爆发前我们就知道，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的新发传染病都是因病原体从野生生物外溢到人类身上造成的。”
Aaron Bernstein认为，这种交叉感染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比如快速砍伐森林以及全球野生生物贸易，“大自然里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与其他动物在同一个细菌池里游泳。如果我们把生命的结构拉伸得太长，某些东西就会从菌池中跳出来，落到我们身上。”
当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表示，新冠病毒这类新的病毒之所以会产生，正是因为人类活动破坏了生物多样性。这些研究人员共同开启了新的研究学科——“地球健康”，专门研究人类健康与其他生物物种和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研究发现，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会增加大流行病的数量。
正如戴维·奎曼在《溢出效应：动物感染与下一次大流行病》中所说：“在热带雨林和其他野生生物环境中，生活着丰富多样的动植物，同时也隐藏着许多不知名的病毒。但是我们入侵了这些环境：我们砍伐树木，掠杀动物或者将其装入笼中，然后送往市场。我们破坏了生态系统，我们让病毒离开了其天然的宿主。这些病毒需要一个新的宿主，于是就找到了我们。”
在一封致美国国会的信中，一个联合的野生生物和环保组织估计，动物源性疾病在过去50年中增加了三倍。自1970年以来，相对而言，土地用途的变化对自然产生了最大的负面影响。仅农业就占据了1/3以上的陆地面积，这也是最影响自然的经济活动。
于是，集约化畜牧业和农业、外来动物的国际贸易，以及人类对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日益频繁的侵犯，加上国际旅行网络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种种因素就扰乱了人类-动物-环境的界限。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为传染病从动物向人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而人口的指数级增长和人类对环境的过度开发使病原体更容易发生广泛扩散，也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后果。
比如，携带新冠病毒的蝙蝠和穿山甲一旦被带离自然环境并进入城市，就相当于向人口密集的区域植入了一个野生动物疾病的集散中心，而这大大增加了动物源性疾病传播的可能。
下一场大流行并不遥远
在快速的全球化以及自然环境的恶化下，新冠疫情或许还只是一个开始。随着环境风险的加剧，人们随时有可能面临下一场全球性的传染病毒。今年2月，比尔盖茨曾公开表示，新冠病毒引发严重疾病的风险已经“大幅降低”，但另一场大流行的到来几乎可以说是肯定的。
近日，发表在《自然》上的一篇论文则给出了更明确的数据和预测。研究人员利用一个哺乳动物病毒共享模式的模型，对 3139 种动物间未来跨物种病毒传播的机会进行了预测。哺乳动物物种间的新相遇有可能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但将集中在热带非洲和东南亚人口密度高的区域。
结果显示，在气候变化的推动下，预计到 2070 年至少会发生 15000 次新的跨物种病毒传播。这些增加的病毒共享机会可能会提高未来 50 年内出现从动物跳转至人类的新传染病的风险，尤其是在非洲和亚洲。研究预计，这些新的病毒共享事件主要由蝙蝠驱动，而蝙蝠可能携带容易传播给人类的病毒。
研究人员预测，随着全球气候的持续变暖，身上有很多寄生虫和病原体的野生动物将被迫迁移它们的栖息地，然而这些走投无路的野生动物很大可能是往人类居住的地方迁移，这种现象将大大增加病毒向人类传播的风险，从而导致新的流行病爆发。
科学家们还指出，气候驱动的物种扩散和病毒进化可能已经在发生中。这些转变可能导致了埃博拉病毒、冠状病毒或其他新病毒的出现，并使得新病毒更难被追踪，也使得病毒更容易跨越“垫脚石”物种进入人类，即病原体从野生动物传播到人类。实际上，这一现象已经在不同地区出现。
2016年8月，在西伯利亚位于极圈内的亚马尔半岛冻原，一个12岁男孩就在感染炭疽后死亡，另有至少20人入院。而这次炭疽感染的一个可能性起源是75年前，一头感染了炭疽的驯鹿死亡，其尸体被埋进了冻土。其身处的冻土在2016年夏季的高温中融化，这头驯鹿的尸体再度暴露了出来，并将炭疽释放进了附近的水和土壤，病毒由此进入了食物链。于是，在附近吃草的超过2000头驯鹿被感染，最终导致了部分人类的感染。
在英国《独立报》的2020年7月的报道里，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病毒学家Jean Michel Claverie教授也曾指出，从冰川、冻土中释放出的病毒一旦接触到合适的寄主，它们就有可能复活。因此，如果让人类同曾冷冻的流行病病毒接触，人就可能会被感染，从而开启一场新的大流行病。
当然，一个曾具致死性的病毒在经历冷冻后释放是否还具有活性，亦或其杀伤力有无被削弱还需要学界的研究和更充分的证实。但是，在气候变暖的异象下，可以确定的是，环境的改变已经把我们推到了一个面临更大风险的局面。不确定性的增加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但目前，人们却依然没有足够的警惕。
人们还能做什么？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世界已面临过许多全球卫生危机，但显而易见的是，人们并没有做好准备，新冠大流行就是证明。
以往鉴来，首先，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下一场大流行，最重要的就是，医疗保健系统不能等到疫情爆发后再作出反应。实际上，再多的研究和科学发展也无法弥补领导不力、政府内部缺乏协调以及国家间缺乏国际合作。
2020年2月28日，国际顶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曾上也发表了比尔盖茨题为“Responding to Covid-19 — A Once-in-a-Century Pandemic？”的文章。比尔盖茨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了解决当前疫情以及预防下一次疫情的方法，并发出警醒：新冠肺炎可能成为百年不遇的大流行病，全球领导人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加强基本医疗体系，并且建立健全对于流行病的预警防控系统。
无疑，以此次大流行为例，人们理应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人类免受威胁，比如，通过一些政治、社会和行为科学研究，以便公共卫生部门能够更好地说服人们在流行病中作出正确决定。
其次，大流行和死亡率同时也将无数潜在的常见健康状况放大，如糖尿病、高血压等。显然，新冠大流行这不仅是一场对抗传染病的抗争，更要认识到长期规划和投资医疗保健系统的重要性。同时，教育也是向前发展的绝对关键，这将是建立更强大和更有弹性的公共卫生安全系统的核心。
当然，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全球研究界正在联手迎接这一流行病带来的巨大挑战，在科学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如此迅速地生成、共享和部署如此多的信息，以应对对人类的威胁。
最后，虽然人类习惯了以线性方式思考人类的未来，但却往往忽略了周围的世界是否也以线性的方式在运转着。当前，新冠病毒仍在不确定性中演化，而新冠病毒究竟要裹挟着人类走向怎么样的远方，则取决于世界的后继行动和态度。答案一半在病毒手里，另一半在人类手里。病毒是不可控的，但人类是可以做出选择的，病毒未必指向结果，但已然暗示了问题。
正如《自然》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随着病毒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宿主物种之间传播，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可能是惊人的。而气候变化将成为大流行疾病出现的最大上游风险因素——超过森林砍伐、野生动物贸易和工业化农业等备受瞩目的问题。
因此，将病毒监测和气候变化导致的物种分布变化相结合是必要的，特别是在热带地区——这些地区是大部分可从动物传染至人类的传染病的摇篮。研究人员认为，解决方案是将野生动物疾病监测与环境变化的实时研究结合起来。
世界目前仍处于危机之中，但现在开始谈论为未来的流行病做准备已经为时不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