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投资者的未来》这本书中，西格尔提到，在美国的股票投资实践中，投资者很关注“谁会成为下一个炙手可热的经济部门”。
由此为切入点，基于1957-2003年美国资本市场数据，西格尔实际上在倡导一种对于资产定价朴素、理性的长期主义；因为，从数据回溯看，投资者“喜‘新’厌旧”的投资模式，通常会为某种“新”趋势付出过高的价格，导致了更差的投资回报结果。
但完整的去想这个过程，“过高的价格”造成投资效果变差的另一面，则是高估形成过程中的超额收益。这种阶段性的高估或低估就如广发基金林英睿在其管理产品的2022年报的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中一些表述：
“在市场极端悲观的时候进行了既定的加仓动作，从均值回归的角度来看，全年获得了合理的超额收益”，“这样的超额收益在一定阶段内是不可持续的”，“但在长周期里，这样的超额反而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它来源于群体行为的反身性本身，而不是来自于具体的事件导火索”。
说到“反身性”（reflexivity）一词，会使人想起提出这一词的索罗斯和那本他更为人所知的著作《金融炼金术》。在介绍反身性理论的章节中，索罗斯肯定了“均衡”这一概念的用处，但仅仅是概念作用；由于“均衡”需要极强的理想模型假设，在认识与行为相互作用的“反身性”影响下，很难定义“均衡”与“反均衡”谁才是市场的普通状态；甚至我们看到，在金融体系中，依据概率论建立的风险控制模型总是周期性地被击穿。
书中列举了很多金融模式设计导致的反身性现象，例如银行体系、抵押信托、外汇制度等；而在股票市场中，股票价格、参与者观点、基本因素等等之间非单向的影响，甚至股价本身可能就会影响股价，市场在短期经常出现不收敛的“正反馈”过程。
这种现象在股票的投资实践中是经常出现的。比如，2013-2014年上市公司估值与其并购行为之间的关系，2015年二级市场与股票抵质押融资之间的关系，离我们较近的又如2020年后公募基金规模与其重仓股之间的关系；在卖方研究的成果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以整体或结构性资金流动分析为基础的行为金融研究。
图：权益类主动管理公募基金发行
与“茅指数”走势
来源：Wind，兴证资管整理，区间为2020.1-2023.4，权益类包含股票型和偏股混合型以2020年后的茅指数和权益公募基金发行之间关系为例可以看到这种不均衡的相关性，同一资产在短期内巨大的价格波动，相对稳定的基本面很难成为完全的解释因素；而“净值上涨——发行募资——买入重仓——净值上涨”的循环，这种反身性的过程（也可以称为“正反馈”），可能使得在某些阶段“反均衡”成为比“均衡”更重要的认知，因为这可能是超额收益或巨大风险更值得关注的解释；与正向的过程对应，在这种“正反馈”在负向发挥作用时，也在加重相应的下跌或低迷；从这个角度长期来看，业绩中枢与业绩相关这一“均衡”的结论固然重要，但“非均衡”的“反身性”过程在中短期内对投资结果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面对时常出现的“反均衡”过程，也许能做的事情包含以下几点：
在逆向应对“反均衡”的过程中看到长期“均衡”的理论意义，以基本面研究形成对公司、行业和经济总量的客观认识，沿着正常化和合理回报率的主线出发，在市场悲观的时候进行加仓，而在亢奋中多听从“良心”的声音去控制敞口。
正向应对角度，也可以看到“反均衡”过程的巨大波动，以行为金融的角度参与并严格制定退出的标准，客观看待行为金融为主导的部分过程，而非简单以基本面为安慰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