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曲鹏 济南报道
做一套有25年历史的学术丛书是什么样的体验？6月28日，由译林出版社、浙江大学中西书院举办的“过去与未来之间”“人文与社会译丛”读书沙龙在杭州举行，“人文与社会译丛”主编、浙江大学中西书院院长刘东，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畅谈“人文与社会译丛”的过去与未来，重新打捞、梳理和定义人文社科的关键概念，帮助读者确立当下的生活，并找到未来的坐标系。
“人文与社会译丛”由著名学者刘东主编、译林出版社出版，自1996年开始筹备，1999年底译丛第一辑面世，迄今已出版25年，出版图书近160种。丛书系统地译介西方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人文社科领域最新、最好的学术成果，所选书目均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跨学科影响，先后引入哈贝马斯、伯林、罗尔斯、纳斯鲍姆等学术巨匠的扛鼎作品，涵盖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环境学、城市规划等众多领域。丛书备受学界与读者的赞誉，堪称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学术译丛之一。
译林出版社副总编辑李瑞华认为，这套丛书是译林出版社这些年来做出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贡献。而这套书得以持续出版这么多年，离不开一个重要的人——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中西书院院长刘东。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参与”走向未来”丛书，先后主编了十几套丛书，其中最重要的丛书，除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以外，就是这套“人文与社会译丛”了。李瑞华说，刘东“就像中国学术出版的发动机，而且是一个多进程的永动机，为学术出版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作为当代最具独立精神的学界“动手派”，刘东教授以毕生之力为再造传统、桥接中西文化而奔劳呐喊。刘东认为，与“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相比，“人文与社会译丛”更难做，他在这套书上耗费的精力也更多。他做“人文与社会译丛”的动机来自于学术和社会两个方面。在学术上，建国以后，传统的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需要恢复；在社会方面，当时的批判的武器不能完全解释转型中的社会。于是他在1980年代末就开始构想这套丛书，起初叫“文化与社会”，后更名为“人文与社会”。他从一开始就有着宏大的计划，第一次和第二次列出的书单书目分别有72种和124种。
刘东，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中西书院院长要做成这样一套跨度时间如此之长、社会影响力如此之大的丛书，刘东在现场分享了他的体会。一是要不怕挫折，“有点磨劲”，另外也是因为译林出版社非常有耐心，刘东对这种耐心表示极大的钦佩。
“人文与社会译丛”诞生于中国社会、文化与制度转型与重构的关键时期，借助外来的智慧，观照中国的现实，以期为中国社会的公共话语与制度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必要的智力资源。丛书之所以取名为“人文与社会译丛”，就是为了突破专业学术的圈子，以人文的关切切入社会生活的经验层面。
作为“人文与社会译丛”的见证人和忠实读者，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对其中所有的书都印象深刻，几十年来，这套书从在书店书架中的一排，发展壮大到占据一个书架。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始人当工具不够的时候，我们只有两条道路，第一个是向古人借工具和智慧，第二是向域外借工具和智慧。“人文与社会译丛”正是从中国看世界，看整个世界已经被验证的伟大思想和理论，以及正在验证或者辩论中的思想理论。“它的站位足够高，包容性足够强，视野足够广，问题意识足够敏锐。”刘苏里认为能坚持25年做这样一套书，是难以想象的，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刘东认为就算是西方也没有比”人文与社会译丛”更好的书了，哈贝马斯、罗尔斯、以赛亚·伯林等人的作品都通过这套书被译介了过来。如今，从一百种到两百种过渡之际，这套书开始帮助我们更大程度地消化了西方的研究，在理论上，中国已经完全同国际接轨，中国跟西方不再仅仅是讨教，而是可以继续辩论了。西方也没有更好的理论了，因此选书更加考验一个人的阅读量、读书品位、判断力。
虽然主编了那么多丛书，阅书无数的刘东坦言自己也害怕选错书。“人文与社会译丛”相对而言比较难一些，是因为所选图书均是当代人的作品，没有足够的时间间隔来让世人评判其好坏。他回忆自己选夸梅·安东尼·阿皮亚的《认同伦理学》一书的时候，当时学术界一直没有讨论这本书，就有点慌。后来他看到当今在世的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榜单，第一名就是夸梅·安东尼·阿皮亚，其中就提到这本书，于是才放下心来。
人们应该如何阅读这套丛书呢？在刘东看来，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的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生存危机，也显示了超越的不竭潜力。人们在“人文与社会译丛”里边锻造制度智慧，守望着中国文化的前途，也拓展了今后人们未来的思想空间，用艰苦卓绝的努力在铺垫着后代用来思考的基础，由此才可能展开他们未来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