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新
史书上轻轻翻过的一页，便是她们波澜壮阔的一生。其实，史书上没怎么着墨的她们，也有着虽被时代裹挟却值得说道的故事。这一切，因为许多墓志的出土，才得以窥见。
作为深耕魏晋南北朝史和北方民族史的历史学者，北京大学教授罗新写过不少令人耳熟能详的书，比如《漫长的余生》《从大都到上都》《有所不为的反叛者》等。最近，他主编的新书《彼美淑令：北朝女性的个体生命史》，正是通过墓志揭示前所未知的女性故事，呈现了中古史的新视角和新叙事。
罗新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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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有声
墓志是下葬时特意和棺柩一起埋在墓穴内的刻石，上面刻写死者的姓氏、生平梗概和卒葬日期等。墓志又称墓志铭，一般包括志和铭两个部分，也有的只有志或铭。志多用散体，叙述死者姓氏、生平等；铭是韵文，是总结，用于对死者的赞扬、悼念。使用墓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标识墓穴所在，以免后人因地理变迁而无法寻到先人的葬身之处。
汉魏南北朝墓志，历来是古代墓志材料中最引人注意的部分。它既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平和书法价值，又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从而被历代史学家、金石学家、文物收藏家及书法爱好者视若珍宝，大力收藏访求。墓志在北朝时期发端和定型，20世纪以来出土量颇大，所以北朝墓志成为推动中国中古史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关键史料，备受当代学者关注。《彼美淑令》书中收录的11篇文章，内容正是侧重于利用北朝墓志来研究北朝女性。
读北朝，甚至读中国古代的正史，很难看到女性，哪怕是地位非常高的女性。她们要么没有机会出现在史书里，要么被寥寥数笔带过。比如北魏孝文帝文昭皇后高氏，《魏书》虽有传，但传文颇为简略，既无高氏名字，亦不记其卒年。
女性是被制度性地排除在历史书写之外的，这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决定的。然而，墓志的出土大大改变了这一局面。目前，已知北朝女性墓志有近400则，虽然总数量仍比不上男性，但对历史研究而言已经相当可观。
“有的女性墓志还适合写成一篇篇的文章，不只是做墓志的解读，还可以把它联系到文献材料或者其他墓志材料，合起来写一个人物的故事，相当于提供一个新的人物传记。用现代史学方法为北朝这些已经从历史书里湮没无闻的人，已经消失的人，把她们打捞回来，给她们立一些传记，这是我们做的工作。”罗新解释了《彼美淑令》的写作缘由。
北朝女性的生平在男性墓志、夫妻合葬墓志以及女性个人墓志中都会有涉及。但总体而言，男性墓志中对女性记载内容较为简略，主要以记载女子姓名、出身为主，对女子人生经历几乎没有提及。夫妻合葬墓志和女性个人墓志对女性信息的记录较为详细，这两种墓志是《彼美淑令》中信息的主要来源。
整体而言，北魏女性墓志的格式有固定写法。第一部分介绍志主的家世背景，祖先渊源，父祖或者丈夫的姓名与官职，有时也会简单说明父祖或丈夫的为人，多半是评价式的文字叙述。第二部分是志主个人的介绍，以家庭生活的描述为主，重点在于强调女性对夫家的贡献，如相夫教子、孝顺公婆、友爱兄弟等，而男性墓志着重官场职历的描写，这样的墓志书写模式持续到后世，成为墓志的书写特色。第三部分是志主临终前后的描述，通常会记载死亡的年月日与年龄、地点，以及埋葬的时间、地点等。
墓志作为一种特殊文体，与史书对人物评价有所褒贬不同，其书写的人物都呈现出正面形象，这是因为墓志铭本身具有颂美功能。所以从内容看，北朝墓志反映的女性形象具有一定相似之处，对于容貌、气质、德行、才性的赞美，是墓志书写的重点。她们遵从三从四德，未嫁时学习为妇之道，“归家”后体贴丈夫、孝敬舅姑、教导子女，为家庭奉献终身。有些女性还德才兼备，姿色无双。当然，具体记录的人生故事各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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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恨情仇
由于撰刻墓志需要花费人力财力，平民女性去世后，家中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大办丧事，请人刻写墓志更是奢侈，就算勉强有墓志留存，也仅有寥寥数语，如北魏《孙绍儿妻栗妙朱砖志》，全文仅30余字。因此，具有研究价值的北朝女性墓志，志主大都出自上层社会，尤以官宦家庭女性居多，其中，公主、宗室女、宗室妃或夫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在当时，她们都是人上人，生活条件优越，有些甚至还在政治舞台上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彼美淑令》的第一个故事主角，北魏孝文帝的妹妹陈留公主，很多无法预计的因素改写了她的人生，但是她并没有屈从于命运，从她一生的三次婚姻中能感受到她的意志和性格。
她的第一任丈夫刘承绪是南朝王室后裔，然而身体羸弱，形象不佳，大概率是出于政治考虑的安排，这之后没多久她就寡居了。后来她再嫁王肃，欲嫁张彝，两拒外戚求婚，她用个人意志不断捍卫自己利益，甚至不惜参与政治斗争之中。
可是，王肃早死，张彝被谮，这些就都不是她可以驾驭的因素了。命运的不可逃避性、个人的勇气和悲剧、人性的偏执和复杂……从墓志的文字中，我们不难想象陈留公主的愤怒和沉痛，还有她对人生那无可言说的感伤。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当时，王肃是假扮僧人北逃而来，他的原配妻子谢氏假扮尼姑寻到他时，王肃已身为驸马，陈留公主委婉地拒绝了谢氏重归家庭的要求。王肃“甚有愧谢之色”，便在自己居家所在的洛阳延贤里筑起一座正觉寺，把谢氏安置其中。谢氏出家为尼，是为了北上寻夫，而找到丈夫之后，却被迫要真的出家了，不得不说是人生的黑色幽默。
类似戏剧化的人生，还有很多。洛阳北邙山出土的北魏宗室元举墓志并不起眼，但是墓志上他的先祖南安王元桢所娶之妻仇妃却引起了学者的兴趣。
原来，她的祖父仇广曾为巨富，他们家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里，成年男性几乎都被诛杀，仇妃因家难没官沦为宫女，未受牵连的叔父仇洛齐在内廷奉仕，幸好能够得他不时照拂。元桢是北魏宗室大臣，北魏景穆帝拓跋晃第十一子，仇氏之所以能够配给他为妻，这是如仇氏这样的没官家庭女眷充斥于北魏后宫的现状下，所进行的性资源再分配。孝文帝改革后，诸王不再年十五就“赐妻别居”，而被要求娶胡汉高门之女。在“文明”的阴影里，“仇妃们”的故事更加湮没无闻。
另一个故事里，女主角是南北朝对峙前线交通要地的蛮族，这位叫文罗气的女子大约和孝文帝同龄，她的一生见证了北魏后期的许多重大事件，一度从酋蛮之女、乡望之妻，沦落为罪人亲眷而被没入宫廷。后来，她又因女儿在后宫得位再度富贵，只是不久又因宫廷权斗而家庭凋零。到了晚年，赶上时局动荡、四郊多垒，六镇的难民向南拥来，权臣高欢命令天子百官迁往邺城，64岁的文罗气也被裹挟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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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公道
历史不仅仅是伟人和战争的叙述，它更是由无数普通人编织而成的。女性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她们的生活、经历和贡献也同样构成了历史的重要部分。《彼美淑令》揭秘的每个她，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有着不同人生际遇，合起来就是一幅不同以往的北朝历史画卷，这里有着时代的一粒粒沙和一座座山。
书名“彼美淑令”来自墓志铭辞。它的主人是一位16岁就从柔然嫁到东魏的和亲公主，19岁就“生之不吊，忽若吹烟”，很可能是因为难产或生产染病而死。而她此行的最大的目的，是为东魏的实际掌权人生下子嗣，以此巩固柔然和东魏的外交。
可是，历史的进程并不尽如人意。柔然首领阿那瓌以极大的热情，建立并维护与北朝各政权间的政治关系。然而，阿那瓌了解并欣赏中原的制度与文化，对草原政治形势的判断却是错误的。在这位公主嫁到东魏的第二年或稍后，突厥的首领土门也派人前来向阿那瓌求婚。阿那瓌瞧不起突厥，派人去辱骂土门道：“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谁能想到，泼天之祸由此酿下，引得突厥兴兵突袭柔然，纵横一时的柔然帝国竟然因一次不成功的联姻而灭亡。
政治分裂与动荡、民族融合与冲突、生与死以及血与泪，这是柔然的悲剧，亦是公主个人的悲剧。许多人热衷于宏大叙事的历史，其中刀光剑影，纵横捭阖，英雄从天而降，历史就此展开。不过，在关注宏大时代脉络之于，驻足体味一下那些远离历史舞台中心的普通人的人生，或能对遥远的时代增加一份了解之同情。这种同情、共情，很多时候要靠学者去挖掘、发现。
罗新师从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在北京大学接受了聚焦于政治史的传统学术训练。和一切研究者无异，罗新通过精读魏晋南北朝基本史籍、中外名家论著，由此形成自己的学术眼光和问题意识。上世纪80年代，后现代思潮横扫西方人文领域，史学革新风起云涌。先行者意图摆脱传统史学的精英主义色彩，聚焦平民的日常生活及其意义世界。作为受此影响的中国学者，罗新的学术实践自然很难绕过立足微观世界的史学关怀。
罗新总是希望把在遗忘之海中早就进了大海的人，从海里捞出来。“哪怕他的故事很不生动，很不全，他一生的线索你都分不清楚，他小时候怎么样，大了怎么样，老了怎么样，不知道，但是有这么个人很重要。而且很有可能随着研究的深入，你会突然把他和别的故事连在一起，发生很重要的关联。”
把过去邀请到现实中来，是为了看清楚我们究竟是如何从过去走到现在，历史叙述本身就蕴含着秩序和意义。罗新指出，今天整理遥远时代那些女性的资料，努力写出她们的人生故事，也许可以说是为那些被隐藏、被遮蔽、被消音的女性，多多少少找回一点点公道。关注普通人和女性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历史的多维度性和复杂性，它使历史叙述更加丰富和全面，也让我们看见了更多可能、更多行动、更多方式、更多道路、更多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