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历来被视为伦理学的创始人。尽管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希腊哲学中不乏伦理学“思想”，而且“伦理学”（Ethica）这个术语也不见得是亚里士多德发明的，但毕竟伦理学作为学科，却是由亚里士多德奠定并做出系统阐述的。而在亚里士多德阐述其伦理学的三部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欧德谟伦理学》、《大伦理学》）中，尤以《尼各马可伦理学》备受历代重视。各种译本、注释本、研究著作层出不穷。汉语学界亦不甘人后，除了大量的研究之外，《尼各马可伦理学》已先后有多位学者从古希腊文、英文、德文译出的苗力田译本、廖申白译本、严群译本、向达译本、邓安庆译本等不同版本，更有许多学者在自己的著述中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段落、警句、术语做出了自己独特的翻译。在这种情况下，李涛博士的新译本意义何在？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著
李涛 译注
上海三联书店
李涛博士曾师从余纪元先生，余纪元先生师从苗力田先生，苗力田先生则师从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泰斗陈康先生。这个师承序列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除了在研究中重视原文原典的研读之外，还重视原文原典的翻译。他们一致认为，一方面，好的翻译必须建立在真正的研究之上，另一方面，翻译本身就是研究，甚至是研究的前提。陈康先生“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的抱负，毕竟是以哲学开口“说”中文、中文精确地表达哲学为前提条件的。陈康先生亲自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就是哲学“说”中文的一个典型代表。苗力田先生更是陈康先生的这种抱负的身体力行者。他甚至主张，要让哲学家自己用中文讲述自己的哲学；认为一部哲学经典的优秀译本，远胜于一部研究专著的价值。在种种社会历史原因耗费了他的青壮年的情况下，他在耄耋之年重拾古希腊哲学专业，招收研究生，亲自讲授古希腊语，并亲率弟子们翻译出《古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全集》，在实战中培养出一批杰出的研究人才。余纪元先生就是这批人才中的佼佼者。他不仅参与了《古希腊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编译，而且参与主编了《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为哲学翻译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在他的大量研究专著中，他更是精雕细琢地翻译介绍了大量西方哲学家的名篇名句。在这种师承传统的熏陶下，李涛博士重译《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壮举也就可以理解了。
重译名著，是一件吃力不见得讨好的事情。一方面，重译者必须面对前人译本已经被学界接受，甚至“约定俗成”的事实，面对学界前辈的威望；另一方面，前人的译本宛如“巨人的肩膀”，重译者必须看得“更远”，方能不辜负攀上“巨人肩膀”的努力。李涛博士在重译《尼各马可伦理学》时，显然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大量术语，他在注释中不惜笔墨地罗列了前人的译法，与他自己所采用的译法对比，可以看出这里不是在标新立异，而是匠心独运。同时，李涛博士站在亚里士多德整个哲学体系以及国内外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宏观角度，旁征博引，使得他的重译绝不仅仅是语言置换的“翻译”，而是倾注了多年心血的真正“研究”。
行文至此，也不得不表示一点小小的遗憾。李涛博士在列举前人译法的同时，并未说明自己新颖译法的理由，而是把这项工作留给了读者。这显然不是李涛博士力有未逮，那么，这是为了节省篇幅，还是因为学界后辈的谦虚？所幸李涛博士曾言，欲将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专题论文研究结集成《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伦理学》出版，我们就期待这一工作的真正完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