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迁到新址之前，郭驽（中欧EMBA2019级）的公司AUD坐落在上海陆家嘴环球金融中心的67层。在20余年的设计生涯中，他主持或参与设计了上海影城改造、北京天文馆新馆、洛杉矶格莱美博物馆等文化建筑，以及以沈阳、青岛、重庆等地的万象城为代表的一众城市综合体。
郭驽的绘图桌曾正对着世界第三高楼上海中心的双层幕墙。他说：「往窗外看，只有一栋高楼是中国建筑师做的方案，还是对面老外滩的中国银行（陆谦受，1937年设计），浦东这边没有一个建筑的方案是中国人做的，中国人只画了施工图。」
「在全球设计产业的分工链条上，中国的建筑设计行业需要进化，从分工链条的后端走向前端，从低价值端走向高价值端。」
以下是郭驽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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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驽 中欧EMBA2019AUD建筑设计咨询创始合伙人、设计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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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做公共建筑
我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毕业后，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读了建筑学硕士，之后进入著名设计企业RTKL。这家公司也在中国做了许多大型公共建筑，例如上海科技馆。
我在里面工作了很多年，直到西方世界上一轮金融危机爆发，这样一家一线跨国公司居然也被收购了。我带着团队投奔到竞争对手凯里森建筑事务所，但没想到只安定了两年多，2013年前后，凯里森又被卖了。
这些风雨飘摇，让我对过去奉为圭臬的一些观念和思路产生了怀疑。十年前的我，性格中有特别倔强的地方，觉得与其说在资本漩涡中不断被兼并收购，随波逐流，不如就痛下决心，和几位团队同伴自行创业。
出于这样朴素的想法，2013年，我跟合作伙伴一道，创办了AUD公司。想的就是要做一家中国人自己的国际化设计公司，有能力争夺建筑方案的设计权，不用跟中国同行抢，而是转头抢国际公司的生意。
最早我是作为美资设计企业的中国雇员来到上海，上海世博会的场馆建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坦率讲，当年的建筑有粗糙的地方，但同时有极其巨大的规模和熙熙攘攘的人流。我看到，粗糙本身展现的不是落差，而是契机。
我们是属于在中国房地产黄金10年的后半场才入场的公司，本来就来晚了，于是做了一个非常清醒的决定：绕开住宅，只做公共建筑设计。
虽然公共建筑的设计门槛更高，竞争更激烈，需要直接与国际一线公司对抗，但我们始终力图在这条国际赛道上证明自己。
建筑行业中有一些「设计」，它不是设计，真的是复制。许多设计企业在过去高度依附于房地产开发，研发与创新不足，只提供了有限的设计附加值。虽然在地产高歌猛进时看似热火朝天，但他们所获的设计费，不过是从土地红利和金融价值中分得一杯羹。随着房地产尤其是住宅市场减速，这些企业难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建筑设计行业需要进化，要跟艺术创作重新建立联系，要有清醒的观察与批判，以及表达和作用于现实的勇气。在UCLA时，我就读的建筑学院就在电影学院和媒体学院之间。而在中国教育系统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是把建筑作为一个实用化的、工程类的学科在看待，所谓的设计创造价值，很有限。
建筑师这个群体也需要进化。老实说，我们应该更多和电影导演，和画家、雕塑家、音乐家们交流，而不只是与工程师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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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绝佳的机会
所谓地产行业的寒冬，是以工业经济形态的固有观念在「盖房子」，是生产产品的思路，那样的模式势必会走到尽头。而审美经济形态的「诗意的栖居」才刚刚开始。
要跳脱房地产开发的窠臼并非易事，转而为审美经济服务也需要时间打磨，只是市场转型的紧迫没有给我们留下充分思考的余量。
2021年5月，上海影城改造的竞赛邀请突如其来，摆在我们面前。上海影城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主场地，而上影节是中国唯一的国际A类电影节。原有的上海影城建造于1991年，它开创了中国与世界电影交流的先河。而作为国内首家五星级影院，建筑本身也充满创新精神，八十年代末期，华东建筑设计院的前辈们就以当年尚不多见的大圆弧造型，为之留下鲜明的时代风格。
这样一座知名文化地标的更新设计，自然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建筑师前来竞争。此外，改造本身的技术难度也很高：在立面形象和平面功能的提升之外，还有运营与经济回报等现实要求，而这一切都需要在已有30年历史的原有框架内，仔细斟酌结构与机电现状、消防与规划等法规要求，小心谨慎地进行。
老实说，任何建筑师面对这样一场注定激烈，却前途未卜的竞赛，难免都会犹豫。我们一旦决定参赛，就得奔着获胜去，成本难以估量，对于疫情中的企业经营势必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又有哪位建筑师能拒绝这样的机会？在正式开赛之前，我去了现场多次，心中已有了几个设计想法，按捺不住。
几度犹豫之后，我们决定加入竞赛，并且在一个半月后胜出，得到上海影城焕新工程的方案设计权。整个过程中，我们尝试卸下成败得失的功利心，还有过去20年来的经验、定式和套路。
我们提交的影城改造方案，在一层进行了一定尺度的退缩，形成类似骑楼的格局，微妙界定了建筑和街道的边界，同时给公共空间多一些让渡。我会认为，在密集的城市环境中，一个可渗透的建筑表皮比一张华美表皮更重要。
一层收退的同时，二楼向外悬挑的大平台，为市民观赏周边历史街区的风貌，提供了全新视角。
在上影业主、知名专家和主管部门的首肯与推动下，我们设计了螺旋大楼梯作为整个广场上的活跃因素，可以直达城市客厅、千人影厅和城市阳台。当有重大颁奖典礼的时候，它是红毯流线的高潮部分；而在平日，它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在「观与演」之间自由切换的打卡空间。
在原有红线之外的设计探索，是飞蛾扑火式的想法，却有赖于开发方、主管方和设计方的通力协作，是一次成功的交换与共赢。
开始做影城改造的时候，我恰好在中欧EMBA参加芮萌教授带领的《与利益相关者共赢：战略视角》实境课程，去到安徽宏村、西递、塔山等地，访谈了景区内的村民、村干部、商业运营方以及非村民租户等。
这门课给我积极的输入是，不同利益攸关方的诉求看似矛盾，其实是错位的矛盾，背后仍存在中间状态的合谋，就看你如何找到合谋的接缝。改造上海影城，给了我们难得的实操机会，去平衡和再分配有限资源。
改造之前，上海影城共有大小九块屏幕；改造之后，我们希望再增多几块屏幕。此外比如在地下室，30年前的空调机房大概占地500平米，而新设备只需要150平米，通过这样的调整，就可以挤出一些可租赁空间，用作配套餐饮、零售、音乐表演等等。
从功能相对单一的多厅影院，一变成为电影主题的文化商业综合体。新的上海影城，有望在政府适度补贴下，具备相当的自我造血能力。这是存量文化类建筑可能的改造与更新方向。
今天我们的建筑设计，大体上应当是积极的、入世的、及时反馈社会变迁的；不应该是消极的、自闭的、漠视社会进步的。
3
把中国切开了一个剖面给我看
经由上海影城项目的磨练，我们继续前进，又完成了武汉戏曲艺术中心的投标，这场竞赛依旧强手如林。我们的对手包括建筑大师矶崎新的事务所，矶崎新是2018年度的普利茨克奖得主，也是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的建筑师。
AUD的武汉戏曲艺术中心设计方案影城改造对我自身的影响，是不再限于套路化的设计。过去，我们兴高采烈地参与中国城镇化建设带来的种种项目时，不自觉会套用在国外所学的项目经验。举例而言，面对一块新的基地，我们花一分钟了解风土、日照、朝向之后，却耗费大量小时数去收集整理相似案例，尤其是国外案例以备参考。
现在我会更加内省：认真体会场所精神，新旧建筑的互动，在地居民的生活风俗、习惯做法与法规，适合本地的建筑材料，房前屋后的土生植物等等。过去总是向外求索，现在则更多叩问本心。
我们的城镇化减速提质，从增量制造转向存量改造，从为购买力设计到为审美力设计，从商业转向文化，从西方文明的东方繁荣到本土文化的自信与勃兴，从眼光向外到内观先入，这些都是演变和进化。
也是为了自我进化，我在2019年来到中欧EMBA。中欧教会了我很多事，比如同学们皆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这就好比把中国切开了一个剖面给我看。
中欧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我的性格与行事，过去我是独处型的人，现在不是这样。我参访了许多同学的企业，哪怕是与建筑领域没有直接关系的生产型、贸易型公司，从他们身上找到值得学习的地方。
在洛杉矶的时候，我有几年住在好莱坞附近的银湖区，身边多是没有成名的小歌手、小演员、小作家、小制作人，也有过气的老歌手什么的。
我会关注演员的发展轨迹，比如马修·麦康纳，他在年轻时总是演爱情轻喜剧，演了多年没有突破，直到最后把擅长的类型片都演砸了。于是他回到家乡结婚生子，那几年，他完全在大银幕上消失了。等他再复出时，演的是《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为了演这部电影，他暴瘦20多斤，最终拿到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他的故事催生了一个新词，叫3M（Matthew McConaughey Moment，马修·麦康纳时刻），很多人在期待这样的事——突然涅槃的时刻。
我曾经也在等待我的3M，但最终等到这个时刻的人少之又少。现实在无情修正我的预期：或许3M已经悄然发生；又或许它不再只是一个时点，而是一个由量而质的渐进过程。直到某个决定性瞬间怦然爆发之前，我们仍需要时刻为之做好准备。
作者：郭驽 李晖 孙炯
